周厲王見此非常高興，告訴召公說：“我能消除百姓對我的議論，百姓再不敢有怨言。”

召公說：“這隻是把他們的話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處更嚴重。水蓄積太多，河流一旦決口，所傷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讓百姓說話，道理也是一樣。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暢通；治理百姓的人要開放言論，使百姓敢說話。

因此天子治理國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進獻諷喻朝政得失的詩篇，樂官進獻所映民情的樂曲，史官進獻前代得失利弊的史書，太師進獻有勸戒意義的文辭，然後由盲人樂師朗誦和宣讀。百官可以直接進谏言，平民則可以把意見輾轉上達天子，左右近臣要盡規谏的責任，内親外戚要考察和彌補天子的過失，樂師和太史要負責教導、誨育天子。老臣彙集、整理各方面意見，然後君王斟酌考慮衡量取舍。這樣政事施行起來就很順當，不會違背常理。

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類财富用度都從這裏産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饒田沃野，百姓衣服糧食也是從這裏生産出來。百姓把話從嘴裏說出來，善事加以推行，惡事加以阻止，這是能夠産生财用衣食。百姓心裏想什麽嘴裏就說什麽，心裏考慮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們的嘴巴，那麽贊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幾個呢？”周厲王卻根本聽不進任何勸阻。

百姓對周厲王十分痛恨，百官也在監督之下屍位素餐，周中央政權前所未有的虛弱。

年，周厲王十一年，西戎此時再次入侵周境，對周境居民大肆掠奪，甚至侵入周都槐裏（犬丘，又名廢丘，陝西鹹陽興平市東南）周邊。周國貴族不想爲厲王出力，不複之前對付淮夷時的群策群力，周厲王也無力回天，貴族們乘機抵毀厲王無能。這次戰敗，使得之前對淮夷之戰勝利的影響蕩然無存，國人徹底失望。

年，周厲王十二年，鎬京的國人在部分貴族的暗中策動下集結起來，手持武器，彙成洶湧的洪流向王宮沖去，要殺周厲王。周厲王聞訊倉惶逃離鎬京，沿渭水一直逃到彘(屬霍國，山西臨汾霍州市)。

國人攻進王宮，沒有找到周厲王，轉而尋找太子（姬）靖。召穆公将太子靖藏了起來，國人圍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公說：“先前，我多次勸谏君王，但君王不聽，所以才造成這次的災難。如果現在殺害太子，君王不會認爲我把他當作仇人而發洩怨恨嗎？事奉君主的人，即使處在危險之中，也不能仇恨怨怼，即使有責怪，也不能發怒，更何況是事奉天子呢？”召穆公被迫用自己的兒子冒充太子靖，國人殺召穆公之子，太子靖得以幸免遇難。

墨翟《墨子》：“暴王桀、纣、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于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

司馬遷《史記》：“幽厲昏亂，既喪酆鎬。”

《王逸正部》：“幽、厲禮樂崩壞，諸侯力政，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

爲了維護政權，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殺人，隻是程度不同而已，爲什麽周厲王則獨享此名？在這裏不妨把周厲王與曆史上的另幾位著名昏君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問題：

人們對桀、纣的結論是有具體内容的：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纣“好酒淫樂，嬖于婦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追求個人靡爛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點，然而對于周厲王，《國語》隻載其“虐”，沒有一種記載涉及到其個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濫用民力的情況。

到清代，魏源的說法更集中地概括幽、厲二王的情況，《詩古微》說：“幽厲之惡，無大于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惡之人；厲則疆禦、掊克、皆爪牙剛惡之人”。古人稱西周昏王，向以幽厲并稱，而以幽居前，于貶損之中，尚稍有區别，因爲周幽王的罪惡比周厲王具體得多。魏源說的“疆禦”，指的是周厲王的卿士、主管軍事征伐的虢公長父；所說的“掊克”，指的是周厲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榮夷公。稱二人爲“爪牙剛惡之人”，倒說明周厲王的這兩個心腹在推行改革時的堅決态度。

周厲王是一個面對“積重難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都進行改革。但他的對立面是強大的舊貴族，加之他沒有經驗，改革牽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貴族不滿，連“國人”也反對。他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改革，但他的經驗教訓對後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處。

共伯和，統治時間：年。

共國，爲姬姓諸侯國，位于河南新鄉輝縣市。共國的國君爲伯爵，姬姓，名和。

暴亂之後，朝政陷入一片混亂，厲王不得能到衆臣和國人的支持，太子姬靜“被殺”，實際是召公之子代死，但是不能聲張。而召公、周公二位相國雖有實權，但并不想得到篡位的名聲，所以盡管暫時主持朝政，但還是希望盡快選出新主。

這種情況下，召公與周公召集衆多姬姓諸侯宗親，會商處置辦法，最終達成一緻意見，公推素有德聲的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号爲共和）。

年，周厲王十三年，共和元年，共伯和正式攝政，而厲王因居于彘，這裏有汾水，被降封爲汾王，實際上是被軟禁于這裏。

年，周厲王十四年，共和二年，犬戎之一部皞狁部侵入宗周(豐鎬、鎬京)境内，劫掠鎬京周圍的财物及人口，甚至逼近鎬京西城牆，被大臣武公派多友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