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幹廟院内碑碣林立，有百餘幢。特别是北魏孝文皇帝拓跋宏“吊比幹文”碑，1963年列爲省重點文物。這是一通集文學與書法價值很高的石刻珍品。曆代金石集錄多有收載，素與洛陽龍門二十品齊名。
伯夷叔齊認爲周取代商的做法太可恥了，發誓再不吃周朝的糧食。但是當時各地都屬于周朝了。他們就相攜着到首陽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時，他們還唱着歌說：“上那個西山哪，采這裏的薇菜。用那強暴的手段來改變強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這樣作算是對呀？先帝神農啊，虞夏啊！這樣的盛世，恐怕不會有了。我們上那裏去呢，真可歎啊！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于是就餓死在首陽山之上。
他們的讓國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爲，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當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說：“古之賢人也。”又問：“他們對所作的事不覺得後悔嗎？”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沒有什麽後悔的。”後來又進一步的說：“齊景公有馬千驷，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爲對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仁”。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充分體現了“仁”的道德标準。孔子也贊揚他們“求仁得仁”。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表準也是“仁”。第二，“義”。讓國，首先就是“義”字當先的，行爲是無比高尚的。第三，“禮”。伯夷、叔齊“恥食周粟”，甯死全仁，用孔子的話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就是儒家提倡的“禮”。第四，“孝”。伯夷以父命爲尊，甯可不作君王，也不違背父親的遺願，這就是“孝”。兄弟讓國，體現的是“悌”。不難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都能從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爲中找到源頭。從這些佐證，完全可以看出，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爲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基礎，孔子儒家思想是東方世界的道德源泉。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爲，也就是名副其實的東方德源。
夏四月，周武王回到豐邑（陝西西安長安區沣河西岸），向周族的太廟祭祀。
滅掉殷商之後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把原來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叔處掌管，衛由叔鮮掌管，庸由叔度掌管，史稱“三監”，以監視商朝遺族的動向。
周武王這才放心，到管地狩獵，并作《大武樂》。
年，周武王十三年，有巢氏的國王前來朝觐。
此時原本希望借周兵幫助自己奪位的微子大失所望，周武王已經成爲事實上的天下共主，隻是缺一個名義了，微子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做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微子持商王室宗廟禮器，來到武王軍營前，表示投降。他袒露上身，雙手捆縛于背後，跪地膝進，左邊有人牽羊，右邊有人秉茅，向武王請罪。武王将他釋放，仍然任用他爲卿士（副相）恢複他原有爵位，以示寬厚爲懷。
微子的行爲一舉掃除了周武王稱天子的所有障礙，相當于獻上了傳國玉玺。周武王獲得了成爲天子的合法性。
周武王在得到商朝的禮器之後，将商朝的曆代先祖迎入太廟，以表示自己繼承了商朝的大統。之後周武王始稱天子。
商朝末代幾代王費盡畢生心血才勉強将東夷擊敗，以緻于給了周朝偷襲滅商的機會。而商朝突然滅亡，必然引起東夷的重新崛起。周的國力其實遠不如商，而商傾盡國力才平定東夷，周不能不全力以赴。
當周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後，爲了吸取商朝滅亡的教訓，治理好國家，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武王向箕子詢問殷商滅亡的原因，箕子不說話，因爲他不願意講自己故國的壞話。武王也發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傳下的《洪範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
箕子是商朝末年時的大思想家，儒家學說早期的代表人物，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曆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說。
前面介紹過，箕子的主體思想源于大禹的《洪範》，并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
在商周變易之際，箕子便趁亂逃往箕山（今陵川棋子山），過起一段短暫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兩色石子擺卦占方，借以觀測天象，參悟星象運行、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萬物循變之理。這就是圍棋的由來。
箕子在箕子台(河南西華縣)軟禁期間以及在箕山時期，将《洪範》一書進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且結合夏、商各朝經驗對之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完善。
《洪範》相傳爲大禹所作，前文有述。爲夏朝和商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指導思想。
洪範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曆代****王朝的行政**，對于中國****社會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範九疇的内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爲、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曆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征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内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于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範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爲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啓文獻竟然全部集中于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