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周視商代先王爲上帝，而自己的祖先不再列位于神靈的行列。而自己也不是現世神。祭司階層隻負責專門祭祀神靈，而不再與王權相接，這樣既斬斷了政權與宗教的聯系，又給宗教祭司留下了存活的空間。
《禮記·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觀人法”――這是一套記載最完備、最系統、最成熟的鑒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觀人術”、相人術，又是“官人術”、用人術。周文王教導太師（姜太公）用來考察人品之高下、評定才能之優劣的“六征觀人法”，對于後世識别人才、考察人才産生了很深遠的影響。
後世的周公、孔子、莊子、呂不韋、曾國藩、劉劭、諸葛亮等識人、相人大家，無不深受文王“六征觀人法”的影響。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開拓者文王、武王，判斷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爲标準。他曾說過“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評判人、鑒别人的觀點，集中反映在《論語》、《孔子家語》中。
中國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聖賢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周文王就是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曆代以複周禮爲己任的人數不勝數。由于年代久遠，文獻殘缺，人們對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禮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爲人們對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種向往，它的意義還是積極的，所以說抽象意義的周文王影響了中國曆史兩千多年，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後世的儒家，爲了把道德與政治聯系起來，把文王當成一個“内聖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了。
孔子因爲生活在禮崩樂壞、道德淪喪的春秋時期，所以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夢都想恢複“郁郁乎文哉”的周禮。
周文王陵位于鹹陽城北6公裏處渭城區周陵鎮周陵中學内。周文王陵底部周長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畢沅所立的碑石。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獻殿、木牌樓經過修葺和彩繪。
姬發，統治時間：年。
姬發，姬姓，名發。出生于年。
帝辛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姬昌的兒子姬發繼承了周國的西伯爵位，被後人稱爲周武王。此時姬發78歲，姜子牙（呂尚）91歲。
周武王将都城從豐邑（陝西西安長安區沣河西岸）遷至鎬邑（陝西西安長安區沣河東岸）。豐邑與鎬邑合稱豐鎬（陝西西安長安區）。
周武王之後，豐京是宗廟和園囿的所在地，鎬京爲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鎬京又稱宗周。
爲了赢得姜子牙的支持，周武王迎娶姜子牙之女邑姜爲王後。實際上此時周武王已經78歲，驚人的是5年之後，邑姜生下了後來的周成王，之後又生下了唐叔虞。可見當時無論周文王還是周武王都是老當益壯，這或許是開國君主多子多福，而往往亡國之君，子嗣艱難。
很明顯，周武王在即位之前，肯定已經有妻和子了，但是爲了與姜子牙的關系，周武王還是将邑姜立爲後。
周武王将姜子牙尊爲“師尚父”，也就是說亦師亦父，并且賜予丹書（鐵券）。可能姜子牙是曆史上第一個被授予丹書鐵券的大臣。其作用類似于後世的免死金牌。往往由明君授予立下大功的臣子，多爲開國時候出現。
武王以兄弟周公旦、召公奭爲助手，進一步整頓内政，增強軍力，國力日益強盛。
帝辛四十三年（周武王二年，）春，帝辛大規模檢閱軍隊。
峣山因地震而崩塌，似乎預示着帝辛執政，沒有得到上天的庇佑，在古代，如果君王執政期間發生地震等災害，是君王失德的表現，有時候君王要下罪己诏，反躬自省。
帝辛四十四年（周武王三年，），周武王姬發伐黎（故旨方地，又名耆qi，山西長治潞城市）。
前面介紹過，耆原本爲商的諸侯國，在周文王在位期間被周軍征服，但周文王死後，忠于商的勢力又重新擡頭，再次獨立，改國号爲黎，重新宣布忠于商。
周武王在經過短時間穩定朝政之後，就發兵二次征讨并徹底消滅黎國。
其地與民衆于周武王滅商、分封諸侯時，被封給堯帝的後裔，賜爵爲侯，仍然沿用黎國的名稱。春秋時黎國遷都于山西黎城縣東北的黎侯城，後爲晉國所滅。黎國滅亡後，國民星散，其後裔以國爲姓，是黎姓的由來。
帝辛四十七年（周武王六年，），内史向摯出走投奔周國。
帝辛自從與東夷的大規模會戰開始之後，耗費将近20年時間，東征、南伐，傾全國之力以期滅掉百年來的大患。到了周武王六年的時候，才基本告一段落。
相傳商軍曾組織象隊參戰，經多次激烈戰鬥，終将東夷平定，俘虜衆多夷人，以補充奴隸和兵員。特别是讨伐徐夷的勝利，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對東南夷方各部的用兵，保衛了商朝的安全。
帝辛統一東南以後，把中原先進的生産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詩裏說：“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慚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纣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平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曆史上是有功的。”
從帝乙到帝辛，商與東夷包括之前與夷方之戰是一場漫長的、消耗極大的苦戰，也使武乙之後已走下坡路的商朝國力大損。加速了商朝的滅亡，爲居心叵測的周國取代商朝留下了可乘之機，故有“纣克東夷而隕其身”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