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八月間，我用四十三天的時間，寫完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媒體報道我用四十三天寫了五十五萬字，這是誤傳。準确地說，我是用四十三天寫了四十三萬字（稿紙字數），版面字數是四十九萬。寫得不算慢，也可以說很快。當衆多批評家批評作家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時，我寫得這樣快，有些大逆不道。當然我也可以說，雖然寫了四十三天，但我積累了四十三年，因爲小說中的主人公——那個頑固不化的單幹戶的原型——推着吱啞作響的木輪車在我們小學校門前的道路上走來走去時，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初期。用四十三天寫出來的長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怪物？這不是我在這裏想讨論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爲什麽寫得這麽快。
爲什麽寫得這樣快？因爲抛棄了電腦，重新拿起了筆。一種性能在毛筆和鋼筆之間的軟毛筆。它比鋼筆有彈性，又省卻了毛筆須不斷地吸墨的麻煩，寫出的字迹有鋼筆的硬朗和毛筆的風度，每支五元，可寫八千多字，一部《生死疲勞》用了五十支。與電腦相比，價廉許多。
我不能說電腦不好，因爲電腦給我們帶來了無數的便利。電腦使許多夢中的情景變成了現實，電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從一九九五年買了第一台電腦，但放到一九九六年才開始學習使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懷疑自己永遠學不會使用電腦，但最終我還是學會了用電腦寫作。我的第一台電腦隻寫了幾部中篇小說便報了廢，然後我購買了第二台電腦。那是一九九九年春天，15英寸液晶顯示屏，奔三，要價二萬八千餘元，找到朋友說情打折後還二萬三千餘元。當時我曾經自吹：雖然我玩電腦的水平不高，但我的電腦價錢很高。不久我又買了一台東芝筆記本電腦。我去參加聯想集團一個活動，他們又贈我一台電腦。我用電腦寫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長跑比賽》、《拇指铐》等小說，寫出了《霸王别姬》、《我們的荊轲》等劇本，還寫了一大堆雜七拉八的散文、随筆。我用電腦收發了無數的郵件，獲取了大量信息。我成了一個不習慣用筆的人，但我總是懷念用筆寫作的日子。
這次，我終于下定決心抛開了電腦，重新拿起筆面對稿紙，仿佛是一個裁縫扔掉了縫紉機重新拿起了針和線。這仿佛是一個儀式，仿佛是一個與時代對抗的姿态。感覺好極了。又聽了筆尖與稿紙摩擦時的聲音，又看到了一行行仿佛自動出現在稿紙上的實實在在的文字。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缭亂地去選字，不必再爲字庫裏找不到的字而用别的字代替而遺憾，隻想着小說，隻想着小說中的人和物，隻想着那些連綿不斷地出現的句子，不必去想單個的字兒。用電腦寫作，隻要一關機，我就産生一種懷疑，好像什麽也沒幹，那些文字，好像寫在雲上。用筆和紙寫出來的，就擺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觸摸。當我結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筆清點稿紙的頁數時，那種快感是實實在在的。
我用四十三天寫完一部長篇，并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抛棄電腦也不是什麽高尚的行爲。我用紙筆寫作的樂趣，也隻是我一己的樂趣。别人用鍵盤敲擊，也許可以得到彈奏鋼琴般的樂趣呢。電腦是好東西，用電腦寫作是寫作方式的進步。用紙筆寫作，就像我小說中那個甯死也不加入人民公社的單幹戶一樣，是逆潮流而動，不值得提倡。前幾年寫《檀香刑》時，我說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那次“撤退”，并不徹底。這又是一次“撤退”。這次“撤退”得更不徹底。真要徹底應該找一把刀往竹簡上刻。再後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再後退就沒有文字了，坐在窩棚裏望着星月結繩記事。書寫的工具，與語言的簡繁似乎有一定的關系。有人說，文言文之所以簡潔，書寫不便是重要原因。用刀子往竹簡上刻，多麽麻煩，能省一個字，絕不多用一個字。這說法似乎有道理。古人往簡上刻字時，有沒有快樂的感覺，我不知道。
在當今這個時代，所謂的懷舊，所謂的回歸，都很難徹底。懷念簡樸生活，回到鄉下，蓋一棟房子，房頂苫草、牆上糊泥巴，但房間裏還是有電視、冰箱、電話、電腦等現代生活設施。用筆寫作，還是用電燈照明，還是在夏有空調、冬有暖氣的房間裏。而且，寫完之後，還是請人錄入電腦。我修改這部小說也是在電腦上進行的，發往出版社稿子，也是用電子郵件“E”了過去。這種快捷的方便不可阻擋。對我來說，電腦依然是好東西。
我的這行爲，隻不過是個人的小打小鬧。我自己認爲用紙筆寫作會使小說質量提高，别人盡可以當作夢呓。好作家在狀态好時，面對着電腦口述照樣可以吐金嗽玉，壞作家在狀态不好時，即便是用鑽石刀往金闆上刻，也刻不出好文章。随筆随筆，諸君一笑置之。
二〇〇六年一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