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化一聽也覺得有些爲難，他知道徐光啓身份敏感，在朝中樹敵衆多，以前有東林與皇帝的支持得以相安無事。
要是在皇城行大炮試射一事，被東林知道了，怕也很難爲他說情了，這樣他的老師必成爲衆矢之的。
但皇帝這麽說了，也不能不做，隻能寬慰道：
“老師也不必擔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這次雖會被朝官有所非議。
但我們新鑄的大炮品質精良，試射絕對沒有問題，到時候皇上再一高興，必定會有所賞賜，讓我們繼續研發，這也是好的。”
徐光啓自然明白這一道理，他們兩個這段時間制作大炮，對其質量那是心裏有底的。
但皇帝還要看看其他火器，火铳、佛郎機炮等火器的質量他卻不敢保證。
事到如今，也隻能對這些火器精挑細選，期望不要出事了。
這時軍器局主事宗承旨收到徐光啓回來的消息也匆忙趕來，得知這個消息也隻能與他們二人一起再次檢查火炮，小心挑選其他火器了。
皇帝動動嘴，下面跑斷腿。
今晚不隻是徐光啓等人夜不能寐。
皇帝要求在京六品以上官員上書讨論如何開支節流，并且在四日後召集六部以及閣臣商讨。此事一經傳出，就引起軒然大波。在京的大小官員也三兩聚在一起讨論此事。
收支之事一直是欲有作爲的官員一直關心的，特别是自薩爾浒之戰後，朝廷爲了應對遼東戰事，萬曆四十六年到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的遼饷。就許多朝官們極其诟病。
曆來加征稅賦的都會被認爲壓榨民力，許多官員自譽爲“爲天下計”，自然對此十分不恥。因此許多言官對當時的首輔方從哲多有怨恨，認爲他是奸臣。
現在才征收三年沒到，朝廷的财政又很快捉襟見肘了。
九邊饷銀年年都有拖欠，遼饷越來越不夠了，估計這樣下去，京城百官的的俸祿都發不出來了，他們自然甚是擔心。
那怎麽解決，如何開源節流，既然皇上都問了，他們也想提出自己的見解。
于是從下午開始，從六部堂官、言官禦史、各司衙門的官吏甚至勳貴們都在讨論。各種勢力也開始鼓動官員上書，深怕自己挨一刀。
有人建議繼續加征遼饷從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此言一出馬上就有人反對，說不能再征收了，應該并征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這樣會好點；
還有人建議應該打擊私鹽，說現在私鹽橫行，浙江之杭、嘉、湖、甯、紹，南直隸之蘇、松、常、鎮、應天、淮揚者，然此十二州，無一人食官鹽，如果嚴禁私鹽，便可增收十倍。
浙黨、勳貴勳貴一聽立馬就不幹了，販鹽的利潤如此之高，背後都是有勳貴、皇親國戚撐腰，誰想要自己收入減少。
于是就有人說應該榷茶。
明初朝廷就在川陝和南直隸實行茶葉專賣，明初南直隸一地榷茶收入就相當于六十八萬兩銀子，但收到是寶鈔，後來由于寶鈔貶成廢紙，這六十八萬兩收入也白白損失，國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
爲此他們還搬出了楊士奇的“茶法論”，說建議效仿朱元璋殺歐驸馬之事，對走私茶葉者重加懲處。
每個省派能臣一個人，專門負責此事，那麽每年收入，豈止數百萬，并且這種事對百姓也沒有太大危害，百姓買不起茶葉就少喝茶即可，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稅，百利而無一害。
有了榷茶的言論，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論。
說從漢代以來都有榷酒，其中宋代尤其重視，唯獨到了本朝就放開了，這完全不應該呀。
爲此還拿出宋代的例子，說宋皇佑間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餘貫。這麽多的錢朝廷就白白浪費了。朝廷就應該專門設官負責此事，一年下來估計又不下數百萬收入了。
由于皇帝讓六品以上官員都可以進言，這讓許多底層官員看到了機會，看着榷酒、榷鹽、榷茶的言論出現，各個官員紛紛查找史書，以史爲鑒，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賺錢的法子來。
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他們發現唐宋沒有海禁，在廣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每年稅賦都有百萬。但大明自隆慶開關以來，市舶司的收入極少。
因此便有人提出，大明自隆慶開關以來，海上貿易遠不止設立市舶司的廣東、福建兩省。其中浙江、南直隸也多有出海經商者，但卻沒有設置市舶司。
同時福建、廣東征收的市舶稅，稅額極低，國家所得也隻有百分之一。出海征稅按所謂常例，随意交納，回船時更全憑吏員自己私意索取。
利潤都歸下面的官吏了，與其利歸于下，管理失控，還不如設定規範統一的征稅定額标準，國家獲利更多。
于是就有人馬上建議在浙江定海、笮浦（乍浦），南直隸浏河、海門這些繁榮的海外貿易港口派駐官員，增設海關征稅。不僅如此，還應選擇一個“重望大臣”，作爲海外貿易管理征稅的總負責。
甚至還給出了收稅措施，比如船隻出港口的時候，根據量船之大小讓他們交納稅額，還可以像内地的鈔關之稅一樣，根據貨物的的價值收稅。不僅如此，還要進港口的稅，不要太多，十分之二就行了，這個稅并不重。
“蓋通番之利不重，則人不往。太重則人兢往。濱海之民，既專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慕之。故稅其出，稅其入，不爲苛。”
此等言論越來愈多，還有人提出應該屯田、開礦、鑄币等等措施。
随着信息發酵，也讓那些既得利益者們越發坐不穩了，紛紛鼓動上書說不能與民争利，不得壓榨百姓商人，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這麽愛财貪婪，不能學習神宗。
朱由校對此毫不在意，他就是要讓下面讨論，慢慢發酵，都上書，水搞得越渾越好，并且爲了擴大四天後的朝議的影響，他還做了一件事。
這些建議都是明末官員确實提出的，可見不是沒有爲國分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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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