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軍從長安城開拔之後，劉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開始推行第三輪新政了。
這一輪新政的重點就是稅制改革。
大漢的稅種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塊，分别土地稅【地租等】、人頭稅【算賦口賦等】、雜稅【關稅市稅等】。
其中，在雜稅中占據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産稅和商業稅。
以上三種賦稅，土地稅直接交至大司農；人頭稅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農；雜稅則交到少府。
大司農是大漢的國庫，少府是天子的私庫，二者決不能錯亂。
除了以上三大稅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鑄造新的五铢錢，相當于一筆鑄币稅，也歸天子所有。
以上種種，就構成了大漢和天子的錢袋子。
當然，賦稅不僅關乎錢袋子，更關乎天下的許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動物，上位者可以通過調節稅制，來調節人的行爲，從而調節大漢國策。
所以劉賀隻要完成大漢稅制改革，也就會間接完成許多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改制。
長久以來，從先秦到大漢，最大的一項基本國策就是“重農抑商”。
雖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間，曾經大力扶持商業，但在其餘更多的時間裏，商人雖然占據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地位極低。
曆代統治者之所以重農抑商，就是擔心商業會沖擊農業，造成人人逐利，無人務農的局面。
但事實證明，商業的崛起不一定會影響農業，重視農業也并非一定要壓制商業。
孝武皇帝就通過扶持商業，爲連年的對外戰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而農業也沒有受到損害。
如今，劉賀推行了大量新式農具和新式農耕之法，大漢農業的生産力得到了發展，就更不可能輕而易舉地遭受沖擊。
所以現在的大漢有條件将“重農抑商”改變爲“以農爲主，以商爲輔”。
原來，維護“重農抑商”手段有兩個，一是國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稅收的手段。
就拿現在的大漢來說，雜稅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稅種，就是爲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場上征收的“攤位費”和“交易稅”——市稅。
商品通過關隘時時征收的“過路費”——關稅。
向出借錢糧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稅”——贳貸稅。
對全民财産征收的“财産稅”——赀稅。
……
以上的這些雜稅，還隻是面向商業活動本身征收的賦稅。
像張安世這些世家大族，他們雖然不是市籍，但是隻要發生了交易行爲，就必須要繳納上述的稅收。
另外，那些被登記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們還要額外交一種“财産稅”——算缗錢和算車錢。
【前文誤将編戶齊民的财産稅寫成了算缗錢，應該爲赀稅，有市籍的商人繳納的财産稅才是算缗錢和算車錢】
于是賺了大錢的商人，要麽會想盡辦法脫離市籍，要麽一開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來，商人到了最後就會變成地主，又怎麽可能讓商業得到真正發展？
到頭來，這些商業稅壓制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們才是促進商業活動繁華發展的主力軍。
不管是爲了活躍商業，還是爲了打擊巨室大族，劉賀都必須要用好收稅手段。
劉賀改革稅制的第一個舉措，就是在土地稅和财産稅中實行累進制稅率。
比如說地租這最重要的稅種，實行累進制稅率之後，就好處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制，不管土地是多還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稅一。
但是經過改革之後，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則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轉嫁到佃戶身上。
一頃以下免地租，一頃到五頃按六十稅一交租，五頃到十頃按三十稅一交租，十頃到三十頃按十五稅一交租……
三十頃到百頃按十稅一交租，百頃以上按五稅一交租。【一頃=一百漢畝≈三十三市畝】
按照這個稅率，常見的五頃之家一年可得谷一千石，原來一年要交三十三石谷，改制之後隻要交十六石谷。
而百頃之家一年可得谷兩萬石，原來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谷，改制之後要交四千多石谷。
土地越多，稅率越高：在擴充稅源的同時，還能抑制土地兼并，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
另外，新軍功爵位制隻給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賦稅，劉賀順水推舟，廢除了舊軍功爵位制中免稅免役的特權。
相當于變相完成了官紳一體納糧的進程。
如今的大漢，軍功集團已經崩潰，士大夫文官集團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紳一體納糧最好的時機。
劉賀改革稅制的第二個措施就是細化五花八門的商業稅。
原本，不管交易什麽商品，交易稅的比例都是相對固定的。
昂貴的絲綢按五十稅一納稅，尋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稅一納稅，顯然是不合理的。
經過劉賀的改革之後，不同價格商品的稅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離不開的物品不用繳稅，可以起到穩定物價，降低百姓負擔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鐵器農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稅率。
普通的田宅莊園、一般的絲綢錦帛等适用中稅率。
大片土地、豪華田莊、上等絲綢、俊馬豪車和金銀珠寶等高價值的商品适用高稅率——足足要達到三成以上。
最後這一類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費得起的奢侈品，對其征稅其實征的就是後世的奢侈品稅——俗稱富人稅。
對這些商品征收重稅，最終都會反映到價格上，不僅可以讓大漢民間形成節用簡省的社會風氣，更可以讓消費這些商品的主力軍出更多的錢。
如此一來，不僅少府能收的稅多了，而且還能打壓巨室大族，簡直是一舉兩得的好手段。
稅制改革的第三個舉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稅，或者說得更準确一些，應該是調整了人口稅。
人口稅，從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簡便、稅收成本低。
畢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稅收的負擔不公平。
大漢人口稅主要可以分爲算賦和口賦。
超過十五歲的壯口收算賦，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錢。
三到十四歲的幼口收口錢，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錢。
看起來按口算錢非常合理，但實際上有很大的貓膩
一個有五口壯年的家庭，大約可以耕地百畝，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錢是兩萬錢。
按照舊有的三十稅一的稅率，地租就要繳納七百錢左右；算賦則要交六百錢。
如此對比下來，土地稅和人口稅的負擔差不多。
但是，這其中卻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糧食，而算賦則需要直接交錢。
于是，百姓們要交算賦的話還要先将自家糧食拿到集市上販賣，換成錢之後再來交算賦。
收成好的時候，糧價下跌，算賦變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時候，無錢交算賦，隻能去借高利貸，最終被高額利息壓垮。
更别說在售賣稻谷的時候，還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奪，又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巨室大族動辄占地幾百頃，但是家庭人口不會太多，一年幾百錢的算賦對他們來說非常輕，所以他們怕地租而不是算賦。
而地少的寒門庶民就不同了，算賦的支出與地租的支出一樣，負擔其實更重。
曆代統治者時不時會減免地租，但是口賦卻從不願意減少。
原因就是其要維護封建地主的利益：輕徭薄賦的口号喊震天響，但是好處和實惠卻輪不到尋常百姓的頭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賦還壓制了百姓生養子嗣的欲望，減緩了人口增長速度。
就像幾千年後的華夏，如果每生一個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頭稅，恐怕本就不願意生養孩子的人就更不願意背上這個枷鎖了。
現在，劉賀要經營西域，要開發南方，要殖民新大陸，處處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爲了減輕百姓的負擔，還是爲了提高人口數量，這算賦和口錢都必須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爲算賦和口錢牽扯的關系實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減免掉。
所以劉賀在诏令中規定，算賦和口錢繼續征收，但征收單位從口變成了戶。
一戶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頭稅都隻收一百二十錢。
如此一來，百姓在生養後代的時候，就可以少一道顧慮了。
其實這也就是半成品的“攤丁入畝”。
算賦和口錢減了，少府和大司農的錢也少了，這是劉賀絕不願意看到的“惡果”。
于是他的視線自然就轉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這筆錢從他們的身上刮回來。
于是就在财産稅之外，再向他們征收一筆奴隸稅：每占有一個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錢。
一份奴隸稅可以頂三十個良家的算賦和口錢，而大漢的奴婢起碼有百萬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賦和口錢的缺額補上。
這樣的一筆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對于巨室富戶而言，其實不算太重，他們能出得起這筆錢，所以也不會反對的。
就算反對其實也沒有用，那訓練出來的幾萬新軍可不是吃素的。
給世家大族加稅就像卡脖子，既要他們難受，又不至于把他們卡死。
除了以上的這三大舉措之外，劉賀對其他的一些雜稅也進行了改革。
總的原則就兩條：一是“農爲主，商爲輔”，二是“打擊巨室，扶助寒門”。
另外，劉賀還在朝堂上增設了一個新的衙署——稅務寺，其長官爲品秩爲兩千石的大稅長。
長安城有了稅務寺，郡國縣道也就相應新建了新的稅衙——縣道一級的稅衛和郡國一級的稅室。
這些稅衛和稅室要同時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長安稅務寺的管轄，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貪墨和腐敗。
收到的賦稅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農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錢莊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轄。
改制完成前，從征稅到保管再到調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農（少府）一手掌管，缺少制衡。
但現在不同了。
征稅由稅官負責，保管由水衡錢莊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轄，具體使用才輪到地方府衙和大司農經手。
三方各有一本賬，年底再來核對比較，哪裏出了問題，自然能一目了然。
這套簡單的财務稅務體系和後世相比還非常原始，甚至會有不少的漏洞。
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至少比現在的成制要高明多了。
劉賀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他隻給一個最初的推動力，而後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來不斷完善這些制度。
稅務改革是劉賀第三輪改革新政的重頭戲，需要調動的物力人力極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劉賀和整個内閣幾乎都圍繞此事忙碌。
但是，縱使沒有人阻礙搗亂，仍然耗費了許多的經曆。
而這兩個月恰恰又是長安城最繁忙的時候。
不僅要像往年一樣對郡國的上計之事進行考核，還要按照舊法征收今年的賦稅，科舉制度的第一次國試也如火如荼地舉行了。
除了這些事之外，朝堂還要不斷地向出征的漢軍提供軍需糧草，所以，整個長安城乃至整個大漢都進入到了忙碌和混亂當中。
這種忙碌和混亂是大漢從未有過的，上上下下的官員們忙得顧不上回家休湯沐價，甚至還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裏。
但是卻也展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
站在最高處的劉賀将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惬意，這才是他心中變法革新的樣子。
有了這份成就感，之前與朝中反對派們的所有鬥争也就值得了。
一連好幾輪新政，許多事情暫時方興未艾，就向這稅制改革，要明年才能見到成效。
但是，幾個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經給大漢帶來了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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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