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作者的話早晨我還沒睡醒，電話鈴像自動步槍叮叮叮響了起來，響了好一陣子。他沒有作自我介紹，開口就說：“你聽着，我讀了你的诽謗文章……如果你再敢發表隻言片語……”“您是哪一位？”“我是你寫的人物當中的一個。我恨和平主義者！你全副武裝爬過山嗎？你在七十攝氏度的高溫裏乘過裝甲輸送車嗎？你整夜地聞過蒺藜那股嗆人的臭味嗎？你沒有聞過……既然如此，你就别插手此事，這是我們的事！你何必狗拿耗子？”“您爲什麽不報自己的姓名？”“你别插手此事！我把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情同手足的人，用塑料紙包裹着從戰場上運了回來……一處是頭顱，一處是胳膊，一處是大腿……還有剝下來的皮……一堆肉代替了一個健壯英俊的小夥子……他當年拉過小提琴，寫過詩……是他，而不是你，才配寫這些事……給他開過追悼會之後，過了兩天，他母親就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她曾深夜跑到墳地去，打算和他躺在一起。這事你别插手！當年我們是兵，我們是被派往那邊去的。我們執行的是軍令，完成的是軍人的誓言。我吻過軍旗……”“‘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爲将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新約全書·馬太福言》）”“聰明人！過了十年，都變成了聰明人。人人都想成爲純潔無瑕的人。你們都給我滾……他媽的！你甚至不知道子彈怎麽飛，你沒有開槍殺過人……我什麽都不怕……我才看不上你們的《新約》，你們的真理。我的真理是我用塑料紙袋裝回來的……一處是頭顱，一處是胳膊……還有剝下來的皮……你們都給我滾……”話筒裏嘈雜起來，像是遠方的爆炸聲。不管怎麽說，我很惋惜，我和他沒有把話說完。也許這位心靈受了重傷的人，正是我的重要主人公……“你别插手，這是我們的事！”他在叫喊。那麽，這到底是誰的事呢？誰第一個開槍，誰就能活下來無論我怎麽聚精會神，我都隻能聽見聲音，沒有面孔的聲音。聲音時隐時現，好像我還來得及想道：“我要死了。”這時，我睜開了眼睛……爆炸後第十六天，在塔什幹，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我小聲說話也會震得頭疼，隻能小聲，大聲不了。我已經接受過喀布爾軍醫院的治療，在那裏，我被切開了顱骨：腦袋裏像是一鍋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釘把左手接起來，但沒有骨節。第一種感覺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見朋友了，最難過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單杠了。我在幾家軍醫院裏躺到差十五天就滿兩年，進行了十八次手術，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講習班的大學生們根據我的狀況寫過我有什麽，沒有什麽。我自己不能刮臉，同學們替我刮。第一次刮臉時，他們把一瓶香水都灑在了我身上，可我還在喊：“再來一瓶！”我聞不到香味，聞不到。他們從床頭櫃裏取出了所有東西：香腸、黃瓜、蜂蜜、糖果，都沒有味兒！看東西有顔色，吃起來有味道，可就是聞不到。我幾乎發了瘋！春天來了，滿樹鮮花，這些我都看見了，可是聞不到香味。我的頭裏被取出了1.5毫升的腦漿，顯然把某種與氣味有關的中樞給剔除了。五年過去了，我到現在仍然聞不到花香、煙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氣味又沖又濃，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夠聞出味來的，顯然腦髓中剩餘的部分承擔了喪失的功能。我在醫院裏治療時，收到一位朋友的來信。從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們的裝甲輸送車軋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毀了。他親眼看到一個人和發動機一起飛了出去……那個人就是我……我出院以後，領了一筆補助金——三百盧布。輕傷——一百五十盧布，重傷——三百盧布。以後的日子，自己看着辦吧！撫恤金——沒有幾個錢，隻好依靠爹媽養活。我老爹過着沒有戰争勝似戰争的日子，他頭發全白了，患了高血壓。我在戰争中沒有醒悟，是後來慢慢醒悟過來的。一切都倒轉了方向……我是1981年應征入伍的。那時戰争已經進行了兩年，但在“非軍事化生活”中的人們對戰争知之甚少，談論得也不多。我們家裏認爲：既然政府派兵到那邊去，就是有這種需要。我父親就這麽認爲，左鄰右舍也這麽認爲。我不記得哪個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婦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離自己遠着哪！說是戰争吧，又不像是戰争。如果是戰争，那麽它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戰争，沒有傷亡，沒有俘虜。那時還沒有人見過鋅皮棺材，後來我們才得知：城裏已經運來過棺材，但是在夜裏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寫的是“亡”而不是“陣亡”。可是沒人打聽過，我們這些十九歲的小夥子，怎麽會一個個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還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撐死的？隻有親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樣，因爲這種事還沒有輪到他們頭上。報上寫的是：我們的士兵們在阿富汗築橋、種樹、修友誼林蔭路，我國的醫務人員在爲阿富汗婦女嬰兒治病。在維捷布斯克軍訓期間，他們準備把我們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個人坦白地說，他擔心我們在那邊都會被打死。我一開始瞧不起他。啓程前，又有一個人拒絕去，先是撒謊，說他丢了共青團團員證，可是團員證找到了；他又編了一個瞎話，說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認爲他精神不正常。我們是去搞革命的，他們就是這麽告訴我們的，我們就相信了。我們想象以後的日子會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子彈射進人體時，你可以聽得見，如同輕輕的擊水聲。這聲音你忘不掉，也不會和任何别的聲音混淆。有個我認識的小夥子，臉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氣味嗆鼻、灰燼一般的塵土裏。我把他的身子翻過來，讓他後背貼地。他的牙齒還咬着香煙，剛剛遞給他的香煙……香煙還燃着……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夢中活動，奔跑、拖拽、開槍射擊，但什麽也記不住。戰鬥之後，什麽也講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層玻璃……恍如一場噩夢。你被吓醒了，可什麽事也想不起來。嘗到恐懼的滋味後，就得把恐懼記在心裏，還得習慣。過了兩三周以後，以前的你已經煙消雲散，隻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經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見到死人已經不害怕了，他會心平氣和或略帶懊惱地尋思：怎麽把死者從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熱氣裏背他走上幾公裏路。這個人已經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經熟悉了大熱天裏五髒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這個人已經了解了糞便和鮮血的氣味爲什麽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滾熱的彈片燙得沸騰的髒水坑裏，被燒焦的人頭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們臨死前不是叫了幾個小時，而是一連笑了幾個小時。當他見到死人時，他有一種強烈的、幸災樂禍的感受——死的不是我！這些事情發生得飛快，變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幾乎人人都有這一過程。對于打仗的人來說，死亡已沒有什麽秘密了，隻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機就能殺人。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誰第一個開槍，誰就能活下來，戰争法則就是如此。指揮官說：“你們在這兒要學會兩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準。至于思考嘛，由我來承擔。”命令讓我們往哪兒射擊，我們就往哪兒射擊，我就學會了聽從命令射擊。射擊時，任何一個人都不用可憐，擊斃嬰兒也行。因爲那邊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們作戰。部隊經過一個村子，打頭的汽車馬達不響了，司機下了車，掀開車蓋……一個十來歲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後背……正刺在心髒上。士兵撲在發動機上……那個毛孩子被子彈打成了篩子……隻要此時此刻下令，這座村子就會變成一片焦土。每個人都想活下去，沒有考慮的時間。我們隻有十八歲二十歲呀！我已經看慣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親眼看見一個人在一秒鍾内變得無影無蹤，仿佛他根本沒有存在過。然後，用一口棺材裝上一套軍禮服，運回國去。棺材裏還得再裝些外國的土，讓它有一定的重量……想活下去……從來也沒有像在那邊那樣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來時就笑。我從來沒有像在那邊那樣大笑過。老掉牙的笑話，我們當作一流的新作品來聽。舉個例子，有個坑蒙拐騙的人來到戰場，他第一件事就是打聽抓一個“杜赫”能得多少兌換券。一個“杜赫”價值八張兌換券。兩天以後，衛戍區附近塵土飛揚，他帶來兩百名俘虜。有個朋友央求道：“賣給我一個，給你七張兌換券。”“乖乖，看你說的，我買一個還花了九張兌換券呢！”有人講一百次，我們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無聊的事，都能讓大家笑破肚皮。有個“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槍手，他看見一個人肩上扛着三顆小星星，是上尉——價值五萬阿富汗币，砰的一槍！一顆大星星，是少校——價值二十萬阿富汗币，砰的一槍！兩顆小星星，是準尉，砰的一槍！到了夜裏，首領開始按人頭付款：打死了一個上尉——發給阿富汗币，打死了一個少校——發給阿富汗币。打死了……什麽？準尉？你把咱們的财神爺給打死了，誰給咱們發煉乳、發被褥？把他吊死！關于錢的問題談得很多，談得比死還多。我什麽東西也沒有帶回來，隻帶回從我身上取出的一個彈片，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時竄進村子……拿走了瓷器、寶石、各種裝飾品、地毯……有人花錢買，有人用東西換……一梭子子彈可以換一套化妝品：送給心愛的姑娘用的眉筆、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彈用水煮過……煮過的子彈出膛時，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這種子彈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個鐵桶或者一個臉盆，把子彈扔進去，用水煮上兩個小時。煮好了，晚上拿着這些子彈去做買賣。指揮員和戰士、英雄和膽小鬼，都從事這種生意。食堂裏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飛，兵營裏的水碗、凳子、錘子總是不夠數，自動步槍的刺刀、汽車的鏡子、各種各樣的零件、獎章……什麽都出售……商店什麽都收購，甚至從兵營駐地運出去的垃圾，如罐頭盒、舊報紙、鏽釘子、破爛膠合闆、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車計算。這場戰争就是如此……我們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國人。這是一種标記，一種記号。我們與衆不同，我們是另一種人。哪種人？我不知道我是什麽人，是英雄還是千夫所指的渾蛋？我也許是個罪犯，已經有人在議論，說是犯了一個政治錯誤。今天還在悄悄地議論，明天聲音就會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邊了……我本人的血……還有别人的血……給我們頒發了勳章，但我們不佩戴……将來我們還會把這些勳章退回去……這是我們在不真誠的戰争中憑真誠赢得的勳章……有人邀請我們到學校去演講。講什麽？你不會講戰鬥行動。講我至今還如何害怕黑暗？講有什麽東西一掉下來，我就會吓得全身發抖？講怎麽抓了俘虜，可是沒有一個能押回團部？一年半的時間裏，我沒有見過一個活的“杜什曼”，我見到的都是死的。講收集人的幹耳朵？講戰利品？講炮轟後的村莊？村莊已經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亂七八糟的田地。難道我們的學生想聽這些事？不，我們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記得我們是一邊破壞、殺人，一邊建設、饋贈禮物，這些行爲同時存在，至今我也無法把它們分開。我害怕回憶這些事，我躲避回憶，逃離而去。從那邊回來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誰不喝酒、不吸煙。清淡的香煙不過瘾，我尋找在那邊吸過的“獵人”牌香煙。我們把那種香煙稱作“沼澤上的死神”。您千萬不要寫我們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誼。這種情誼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這種情誼。打仗時我們能夠抱成團，是因爲恐懼。我們同樣上當受騙，我們同樣想活命，同樣想回家。在這裏，我們能聯合起來是因爲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關心的隻有這些問題：撫恤金、住房、好藥、假肢、成套的家具……這些問題解決了，我們的俱樂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機、日本電視機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時，我馬上就會明白：我在這個俱樂部裏已無事可做。年輕人不接近我們，不理解我們。表面上，我們像是和偉大的衛國戰争的參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們是保衛了祖國，而我們呢？我們像是扮演了德國鬼子的角色，有個小夥子就是這麽對我說的。我們恨透了他們。當我們在那邊吃夾生飯，在那邊把命交給地雷時，他們在這兒聽音樂，和姑娘們跳舞，看各種書。在那邊，誰沒有和我生死與共，沒有和我一起耳聞目睹一切，沒有和我實地體驗與感受，那麽，那個人對我來說，就分文不值。等到十年以後，肝炎、挫傷、瘧疾在我們身上發作時，人們就該回避我們了……在工作崗位上、在家裏，都會如此……再不會讓我坐上主席台。我們對大家來說會成爲負擔……您的書有什麽用？爲誰而寫？爲我們從那邊回來的人？反正不會讨我們的喜歡。難道你能夠把發生過的事都講出來嗎？那些被打死的駱駝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塊兒，躺在一片血潭裏，他們的血混在一起，能講出來嗎？誰還需要這樣的書呢？所有人都把我們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隻有我的家、我待産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嬰兒，還有從那邊回來的幾個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一位列兵、擲彈筒手阿富汗治好了我輕信一切的病報紙上報道：有一個團在進行軍事演習和射擊訓練……我們讀到這條消息時，覺得很不是滋味。我們曾經乘坐汽車去過那些地方，這種汽車的輪胎用改錐一捅就漏氣，對于敵軍來說是再好不過的射擊靶子。每天都有人向我們開槍，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和我并排坐的一個小夥子被打死了……他是第一個我親眼見到的被打死的人……那時，我們互相還不太了解……對方是用迫擊炮打的……他身上留下了很多彈片……他拖了很長時間才咽氣……他有時還能認出我們來。他死前呼喚的，是我們不熟悉的人名……被派到喀布爾前不久，他差一點和一個人打起架來，他的一位朋友把他從我身邊拖走，對和他起沖突的人說：“你和他吵什麽，他明天就要飛往阿富汗了！”我們在那邊可從來不像在這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鍋，自己的勺子。在那邊，大家共用一個鍋，我們有八個人。不過，阿富汗的故事并不吸引人，也不是偵探故事片。一個被擊斃的農民躺在地上，孱弱的身軀，一雙大手……射擊時，你會祈求（祈求誰，我不知道，也許你是在祈求上帝）：大地裂個縫，讓我躲進去……石頭裂個縫……幾條專門用來尋找地雷的狼狗，在夢中可憐巴巴地龇着牙。狗也會負傷，也會被打死。被打死的狼狗和被打死的人并排躺在一起，纏着繃帶的狗和纏着繃帶的人并排躺在一起。人沒有大腿，狗也沒有大腿。雪地上分不清哪是人的血，哪是狗的血。繳獲的武器堆放在一起：中國造的、美國造的、巴基斯坦造的、蘇聯造的、英國造的，這些東西都是用來消滅你的。恐懼比勇敢更有人情味，因爲害怕，你就會憐憫，即使是憐憫自己……你把恐懼逼到潛意識裏去了。你不願意去想自己會躺在離家千裏之外的地方，樣子又可憐又渺小。人已經飛向宇宙了，可是現在人們和幾千年前一樣還在相互殘殺，用子彈，用刀子，用石頭……在村莊裏，他們用木杈捅死我們的士兵……我在1981年回國。到處是一片歡呼聲，我們完成了國際主義使命。火車抵達莫斯科時是早晨，天剛亮。等到晚上再換乘，就得白白浪費一天時間，我可辦不到。有什麽車順路，我就搭什麽車，乘班車到加加林站，然後搭過路車到斯摩棱斯克，從斯摩棱斯克乘載重卡車到維捷布斯克，全程六百公裏。當他們知道我是從阿富汗回來時，誰也不收費，最後兩公裏是徒步走回去的。回到家中，一片白楊樹的味道，電車叮叮當當，小姑娘在吃冰激淩。白楊樹啊，白楊樹多麽芳香！可是那邊是綠帶區，有人躲在那裏開槍射擊。多麽想看到家鄉的小白桦樹和小山雀呀！隻要我一見到前邊是拐彎的地方，整個身心都緊縮成一團，什麽人躲在拐角後邊？整整有一年時間我不敢上街，身上沒有防彈坎肩，頭上沒有鋼盔，肩上沒有沖鋒槍，活像一個光着身子的人。到了夜裏盡做噩夢……有人向額頭瞄準……可以掀掉半個腦袋的大口徑子彈……夜裏經常叫喊……有時緊貼住牆……電話鈴聲一響，我額頭上就會冒汗——有人在射擊……報紙上照舊在報道：某架直升機完成了飛行演習……某某人被授予紅星勳章……這時，我的病被“徹底治好了”。阿富汗治好了我輕信一切的病，過去我以爲我國一切都正确，報紙上寫的都是真事，電視中講的都是事實。“怎麽辦？怎麽辦？”我反問自己。我總想幹點什麽事……總想到什麽地方去……演講，說一說……我母親阻止了我：“我們已經這樣過了一輩子啦……”——一位摩托化步兵射手人們在那邊靠仇恨生存我每天都對自己說：“我真蠢啊，真蠢。我爲什麽要這麽做呢？”特别是夜裏不工作時，這種念頭總在我腦子裏翻騰。白天，腦子裏考慮的是另外一些事：怎麽幫助大家？傷勢嚴重得吓人……使我震驚的是，爲什麽會有這種子彈？誰想出來的？難道是人想出來的嗎？子彈入口很小，可是它在體内把腸子、肝髒、脾髒攪得一塌糊塗，把五髒六腑都炸爛了。把人打死打傷還不夠，還要他受盡折磨……疼的時候，害怕的時候，他們總是喊：“媽！”我沒聽見他們喊過别人……我當時确實想離開列甯格勒，不管是一年還是兩年，總得離開。先是我的孩子夭折，後來我丈夫去世。那座城市沒有任何東西讓我留戀，相反，處處都能勾起我的往事，催我離開。我們倆是在那裏相會的……我們第一次在那裏接吻……在這座産院裏生下了我的兒子……主任醫生找我談話：“您願意去阿富汗嗎？”“去。”我想要看到别人比我更痛苦。我真的見到了。那時，他們告訴我們，那是一場正義的戰争，我們是幫助阿富汗人消滅封建主義的，以便建設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至于我們的小夥子在那裏送了命，卻一字不提。我們還以爲，他們是在那兒得了種種傳染病，像瘧疾、斑疹、傷寒、肝炎。1980年……剛剛開始……我們乘飛機來到了喀布爾……英國人的一座馬廄被改成了軍醫院。什麽東西也沒有……那麽多人，隻有一支注射器……軍官們把酒精喝光了，我們隻好用汽油給傷口消毒。氧氣稀薄，傷口難以愈合。太陽幫了大忙，燦爛的陽光可以殺菌。我見到的第一批傷員隻穿着内衣和皮靴，沒有病号服，病号服運來得很晚。沒有拖鞋，也沒有被褥……整個三月份，從我們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體——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帳篷外。屍體都半裸露着，眼睛被挖掉了，後背、肚皮上被劃開一個五角星的形狀……過去我隻在描寫國内戰争的電影裏見過這種慘狀。那時還沒有鋅皮棺材，還沒有着手制作這種棺材。這時，我們才開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們究竟是些什麽人？”我們的懷疑令某些人反感。沒有拖鞋，沒有病号服，可是到處挂着運來的标語口号、招貼畫。站在标語前的，是我們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臉的娃娃兵，他們的樣子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一周兩次政治學習，反反複複教育我們：神聖的職責，邊境必須固若金湯。部隊裏最讨人嫌的是要打各種報告：首長有指示，必須事事報告。每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每一個傷員甚至每一個病号的情況，都要向上級報告。這就是所謂“掌握人們的情緒”……部隊應當是健康的……必須對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憐憫之心。可是我們憐憫人，那邊一切都靠憐憫而存在……救人，助人，愛人，我們爲此來到這裏。過了一段時間，我忽然發現自己産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這片細軟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燙人。我恨這些山，我恨這些房屋矮小的村莊，從那裏随時随地都可能開槍射擊。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着一筐瓜果，還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誰知他昨夜去過什麽地方。我們認識的一位軍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們的醫院裏治過病……兩個帳篷的士兵都被殺了……另一處，水裏放了毒……有個人拾起一個漂亮的打火機，打火機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們的娃娃兵呀……我們的小夥子……應當明白這一點……您沒有見過被火燒焦的人……沒有臉……沒有眼睛……軀體也沒有……隻剩下黃色硬皮包裹的皺巴巴的東西，表面有一層淋巴液……他發出來的聲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人們在那邊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麽，負罪感呢？這種感覺的出現不是在那邊，而是在這裏，當我在這裏開始旁觀此事的時候。爲了我們一個被殺害的士兵，我們會屠殺整個村子。在那邊，我覺得事事都是正義之舉，可是到了這裏，我吓了一跳。我想起了一個小姑娘，她躺在塵土裏，沒有胳膊，沒有腿……活像是一個損壞了的洋娃娃……我們那時還奇怪呢，他們怎麽不喜歡我們。他們躺在我們的軍醫院裏……你把藥遞給一個婦女，她連頭也不擡，也不看你一眼。她永遠不會對你微笑，這真讓人委屈。在那邊感到委屈，可是回到這裏就不會了。在這裏，你是個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複蘇了。我從事的是一種美好的職業——救死扶傷，這個職業拯救了我，讓我解脫了。我們在那邊爲人們所需要。最可怕的是沒能拯救所有人，隻拯救了能夠拯救的人。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沒有必需的藥品。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把他送來時，已經來不及了。（在衛生連裏工作的都是些什麽人？是沒有受過良好訓練的，隻會包紮的士兵）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但怎麽也叫不醒喝得爛醉如泥的外科醫生。本來可以拯救一個人，可是……我們甚至在死亡通知書裏都不能寫明真實情況。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個大活人往往隻剩下半桶肉漿……可我們寫的是：在車禍中殉難，墜入深淵身亡，食品中毒等等。當死亡的人數超過一千時，我們才被允許向家屬講真話。我對屍體習以爲常，但那是人啊，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小夥子，一想到這些，我怎麽也想不通。送來一個小青年，那天正趕上我值班。他睜開眼睛，看了看我：“喏，這下好了……”說完就斷了氣。在深山裏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運回來了。他不斷地說着呓語：“快叫醫生，快叫醫生！”他看見了白大褂，心想：“這下得救了！”可他受的是緻命傷。那時我才知道，什麽是顱骨受傷……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有自己的墳墓……他們死的時候也是不平等的。不知爲什麽，人們對戰死疆場的人就多一些憐憫，對死在軍醫院裏的人就少一些憐憫。可是他們死的時候，叫聲都一樣慘啊……我還記得搶救一位臨死少校時的情景。他是軍事顧問，他的夫人來了，她眼看着他死去……她開始号啕大哭，像隻野獸……真想把所有的門都關死，别讓任何人聽見……因爲隔壁的小兵們也奄奄一息……他們都是娃娃兵，沒人能過來爲他們哀泣……他們在孤獨中死亡。這位夫人成了我們當中多餘的人……“媽媽！媽媽！”“我在這兒，好兒子。”你應着，你在騙他。我們變成了他們的媽媽，他們的姐姐。總想找個理由，說明我們這樣做對得起他們的信賴。戰士們送來一個傷員，交了差之後卻不肯離去。“姑娘們，我們什麽也不需要。我們就想在你們這裏坐一會兒，可以嗎？”在國内，在家裏，他們有自己的媽媽，自己的姐妹、妻子，他們在家裏不需要我們。在那邊，他們相信我們，甚至能把今生不會對任何人講的掏心話全告訴我們。偷了同志一塊糖，吃了，在國内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在那邊，這是會使自己丢醜的大事。各種舉動都能使人曝光。如果是膽小鬼，過不了多久，人人都能看清他是膽小鬼；如果是告密者，大家馬上就能知道他是告密者；如果這個人好色，大家都會曉得他是個色鬼。殺人也可以成爲嗜好，殺人也可以變成樂趣。在這裏，是否有人承認自己會說這類話，我沒有把握，但在那邊我可聽到不止一個人如此誇口。我認識一個準尉，他返回蘇聯前毫不隐諱地表示：“以後我可怎麽活呀？我總想殺人。”他們講這類話時，心平氣和。小夥子們談起怎樣焚燒村莊，怎樣踐踏一切時，眉飛色舞！他們并非人人都是瘋子啊？有一次，一位軍官到我們這兒做客，他來自坎大哈市近郊。到了傍晚，應當告别了，可他卻躲進一間空屋子，開槍自殺了。别人說他喝醉了，我可不曉得。難受啊，天天都在難受中度日！一個小青年站崗時尋了短見，他是個嬌生慣養的小孩子，在太陽底下要站三個小時，忍受不了。很多人都成了瘋子，最初瘋子們住在普通病房裏，後來把他們隔離了。他們開始逃跑，他們害怕鐵窗，他們和大家在一起時感到輕松些。有個小夥子，他的樣子我現在記憶猶新：“你坐下……我給你唱一支複員歌。”聽着歌，他就入睡了。他醒來就說：“我想回家……回家……去找我媽……這邊太熱……”他總是請求讓他回家。很多人吸毒。白面，大麻……弄到什麽就吸什麽……吸了以後，人就變得有勁了，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首先是靈魂脫殼，好像騰雲駕霧，覺得每個細胞都輕飄飄的，每塊肌肉都硬邦邦的。你隻要想飛，就像是在空中飛了！這種歡樂無法抑制，什麽都喜歡，見了無論多麽無聊的事都要笑。耳朵更靈了，眼睛更明了，味道、聲音都能分辨得更清楚了……國家熱愛自己的英雄！在這種狀态下，殺人易如反掌。你擺脫了痛苦，喪失了憐憫心。死也容易，不知道什麽是恐懼。你覺得自己像是穿了一身裝甲坎肩，你已經是刀槍不入的人……吸夠了，拔腿便出發……我試吸過兩次，都是在覺得自己的力量不夠時……那時，我在傳染病房工作，三十個床位，三百個病号。斑疹、傷寒、瘧疾……雖然給病号發了行軍床、被褥，可他們卻躺在自己的軍大衣上，地上什麽鋪的也沒有，身上隻剩下一條褲衩。他們的身體剃得光光的，可虱子還是成群地往下掉……衣服上的……腦袋上的……我以後再也沒見過這麽多虱子了……附近村莊裏的阿富汗人，卻穿着我們醫院的病号服、頭上頂着我們的褥單，褥單代替了他們的纏頭。的确，我們的小夥子把什麽東西都賣了。我不怪他們，或者不經常怪他們。他們爲了一個月掙三個盧布而賣命，我們的士兵每月收入是八張兌換券。三個盧布……給他們吃的是生蛆的肉、腐爛的魚……我們都患了敗血症，我前邊的幾顆牙都掉光了。他們賣掉被子、褥子，買白面兒，或者糖果、小玩意兒……小鋪子裏的東西琳琅滿目，那邊的東西讓你眼花缭亂，那些東西我們這兒都沒有。士兵們把武器、子彈賣了……好讓人家用我們的槍來殺我們……在那邊經曆了這一切之後，我以另外的視角看清了自己的祖國。害怕回國呀！說來也奇怪，仿佛從你身上剝下了一層皮，我總是哭。除了到過那邊的人以外，我誰也不想見，我和那些人可以整天整夜在一起。其他人的談話，我覺得無聊，純粹是瞎侃，如此持續了半年。如今，我排隊買肉時也能破口罵街了。我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像“在這之前”那樣生活，但是辦不到。我對自己，對自己的生活已經漠不關心了。使命結束了，一切都完了，男人們習慣這種生活要更痛苦。女人可以一心去管孩子，可男人就沒事可幹了。他們回到國内，戀愛、生兒育女，但阿富汗對他們來說高于一切。我自己也想弄個明白：爲什麽會如此？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爲什麽要發生這類事？爲什麽這些事讓人如此揪心？在那邊時，一切都壓在心底，回來以後，一切又都冒了出來。應當憐憫他們，憐憫所有到過那邊的人。我是個成年人，當時已經三十歲了，還要經受這樣的劇變，而他們是些孩子，什麽也不懂。國家把他們從家裏帶走了，發給他們武器，對他們說：“你們是去從事神聖的事業。”還向他們保證：“祖國不會忘記你們。”可現在，誰也不理他們，還極力想把這場戰争忘掉，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那些派我們到那邊去的人。甚至與我們見面時，也越來越少談論戰争，誰也不喜歡這場戰争。可是直到現在，每次奏起阿富汗國歌時，我還會落淚。我愛上了阿富汗所有的音樂，它們像是麻醉劑。不久以前，我在公共汽車上遇見一位士兵。我們給他治過病，他失去了右臂。我對他記憶猶新，他也是列甯格勒人。我問：“謝廖沙，也許，你需要些什麽幫助吧？”可是，他惡狠狠地說：“滾你的吧……”我知道他會找到我，向我道歉。可是誰會向他道歉呢？誰會向所有到過那邊的人道歉呢？誰會向那些遭到摧殘的人道歉？更不用說有人會向那些變成瘸子的人道歉了。一個國家需要怎樣地不愛自己的人民，才能派他們去幹那些事呀？！我現在不僅仇恨任何戰争，甚至仇恨頑童們的鬥毆。請您不要對我說：這場戰争已經結束了。每年夏天，隻要呼吸一口灼熱的塵埃，見到一潭死水裏的閃光，聞到幹枯的花朵刺鼻的香味，我的太陽穴就像是挨了一拳。這種感受将伴随我們一輩子……——一位女護士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一切我已經擺脫了戰争，休整了一陣，不再過問此事了，可是我該怎樣講述過去發生的一切呢？那全身的戰栗，那滿腔的怒火……參軍之前，我畢業于汽車運輸技術學校，派我給營長開車。我對工作沒有意見，可是大家一再談論蘇軍在阿富汗的有限名額，每個政治部都收到這樣的信息：我們的軍隊正牢靠地守衛着祖國的邊疆，給予友好國家和人民以援助。我們感到不安，說不定會派我們去打仗。爲了消除士兵們産生的恐懼，當官的就耍了一套騙人的手法，這是我現在的理解。部隊首長把我們叫去問道：“弟兄們，你們想開新車嗎？”這還用問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是，想開！”首長接着說：“不過，你們要先到墾荒的地方去，幫助收割莊稼。”大家都表示同意。在飛機上，我們偶然從飛行員口中得知，飛機正在飛往塔什幹。我不由得産生了懷疑：我們是去開荒的地方嗎？飛機确實降落在塔什幹了。我們排着隊，被帶到離機場不遠的一塊用鐵絲圍起來的地方。我們坐着，指揮員們心神不甯地走來走去，竊竊私語。到了午飯時間，他們往我們駐紮的地方搬來一箱又一箱的伏特加。“成兩列縱隊，集——合！”我們排好後，他們當即宣布：幾小時以後，飛機來接你們，你們要到阿富汗共和國去履行軍人的義務，去實現軍人的誓言。這下可熱鬧起來了，恐懼、驚慌把人變成了牲畜。有的人一聲不響，有的人怒氣沖沖，有的人因爲委屈哭了，有的人傻了。這種出乎意料的、對我們進行的卑劣的欺騙，讓人驚呆了。原來伏特加是爲這事而準備的，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搞定我們。伏特加下肚之後，趁着酒勁發作，有些士兵企圖逃跑。他們去找軍官打架，可是營盤已被别的部隊包圍了。那些士兵把大家推上飛機，然後像裝箱似的把我們塞進空空的鐵皮艙裏。我們就這樣來到了阿富汗。過了一天，我們就看到了傷員和死人。我們聽到了這樣的詞語：偵察、戰鬥、戰役。我仿佛覺得，發生的這些事讓我休克過去了。隻是過了幾個月以後，我才漸漸蘇醒過來，清楚地意識到周圍的一切。當我的妻子問：“我丈夫是怎麽去了阿富汗的？”回答她的是：“他自願申請去的。”我們部隊裏所有人的母親和妻子，聽到的也是這樣的回答。如果偉大的事業需要我獻出生命、獻出鮮血，我會自願地說：“把我也列入志願者中去！”可是我兩次受騙，他們沒有告訴我真相，沒有說明那是一場什麽樣的戰争。過了八年，我才知道真相。我的朋友們躺在墳墓裏，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被騙去參加那場卑鄙的戰争的。有時我甚至羨慕他們，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一切，他們也不會再次上當受騙……——一位司機我們好像已經是死人了我丈夫長期在德國服役，後來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國，我有二十年時間是在境外度過的，我對祖國的愛無法抑制。我給總參謀部打了一個報告，說：“我一輩子都在國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請求幫我們回家……”我們已經坐上了火車，可我還不相信，隔一分鍾就問我丈夫一次：“我們是去蘇聯嗎？你不騙我吧？”到了國内的第一站，我就抓了一把祖國的土，一邊看一邊微笑，這是家鄉的土呀！請您相信我，我甚至吃了一口，還用它擦洗了臉。尤拉是我的大兒子。我愛他甚于其他所有家人，雖然當母親的承認這一點是不好的。我愛他甚于丈夫，甚于小兒子。他小時候，我睡覺都摸着他的小腳丫。有的媽媽去看電影，把兒子交給别人帶，我簡直不敢想象自己能做出這種事。他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就抱着他，帶上幾瓶牛奶，一起去看電影。可以說，我打算一輩子都和他在一起。我全是按書本上的話，按理想人物的标準在教育他。他讀一年級時，背誦的不是童話故事，不是兒童詩歌，而是整頁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女老師驚歎不已：“尤拉，你媽媽是幹什麽的？你已經讀了這麽多作品。”“我媽媽在圖書館工作。”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這樣，多年生活在遠離祖國的地方，以爲人生就是由理想組成的。有這麽一件事。那時我們已經回到了故鄉，住在契爾諾夫茨市，尤拉在軍事學校讀書。有一天半夜兩點鍾，門鈴響了，是他站在門口。“是你呀，兒子？怎麽這麽晚回來了？爲什麽還冒着雨？看你全身都濕透了……”“媽媽，我回來是要告訴你：我活得太艱難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沒有……你是從哪兒找來的呀？……這還隻是開始，以後我該怎麽生活呢？……”我們倆在廚房裏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說些什麽呢？不外乎還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們是善良的。這都是真理。他靜靜地聽我講。天一亮，他又返校了。我不止一次對他說：“尤拉，放棄軍校，到非軍事學校去讀書吧。你的位置在那兒！我能看見你現在是多麽痛苦。”他對自己的選擇并不滿意，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成爲軍人的。他本可以成爲一名優秀的曆史學家，一名學者，他生活在《古希臘——何其美好的國度》這樣的書裏。十年級寒假時，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個哥哥住在那裏，是位退役中校。尤拉跟舅舅說：“我想報考大學的哲學系。”舅舅不贊成：“尤拉，你是誠實的小夥子。我們這個時代，當一名哲學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騙自己，又得欺騙别人。你要講真話，就可能會嘗到鐵窗的滋味，也許會把你送進瘋人院。”到了春天，尤拉決定了：“媽媽，您什麽也不要問，我要當軍人。”我在一個軍事小鎮見過鋅皮棺材。那時老大在讀七年級，老二還很小。我當時盼望着，等他們長大，戰争也就結束了。難道戰争會持續那麽久？“沒想到戰争和上學時間一般長，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會上說。軍校畢業晚會後，兒子當了軍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爲什麽要到外地去。我從沒想過，我生活中會有一瞬間和他不在一起。“能把你派到什麽地方去呢？”“我申請去阿富汗。”“尤拉——”“媽媽，是您把我培養成了這樣的人，現在您休想改造我了。您對我的教育是正确的，我在生活中遇到過那些敗類，他們不是我們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們的祖國。我去阿富汗，是爲了向他們證實：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個人都認爲有了滿冰箱的肉食，就是有了幸福。”申請去阿富汗的并非他一個人，許多男孩都寫了申請報告。他們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親是集體農莊主席，有的父親是教員……我能對自己的兒子說什麽呢？說祖國不需要這樣做？他想向那些人證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過去認爲，将來也認爲，他們去阿富汗隻是爲了撈點兒破爛衣服，撈點兒兌換券，撈幾枚勳章，撈個一官半職……對他們來說，卓娅·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娅不過是個狂熱分子，不是理想人物，因爲正常人是不會那麽做的……哭訴、哀求，我不知道我都幹了些什麽。我向他承認了我對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事，說我失敗了，或者覺醒了，我不知道應當怎麽說。“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樣。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會到廣場上去，到斷頭台上去……我會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後自焚。你在那邊會被打死的，不是爲了祖國……你會被打死的，不知道爲了什麽……沒有偉大的理想目标，難道祖國能派自己優秀的兒子去送死？這算什麽祖國啊？”他騙了我，說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會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兒子。和他同時，我的小兒子蓋納也參軍了。我對他放心，他成長爲另一種人了。他們哥兒倆總是吵個沒完。尤拉：“蓋納，你看書看得太少了。從來不見你膝蓋上放着一本書，總是在擺弄吉他……”蓋納：“我不想成爲你那種人，我想和大家一樣。”他們哥兒倆都走了，我搬到他們住的房間裏去。除了他們的書、他們的東西和他們的來信以外，我對一切都喪失了興趣。尤拉來信講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講得混亂無比，這樣我對他身在何處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裏想的盡是自己的經曆，我仿佛把自己切成了碎塊。這種痛苦，用任何一種語言、任何一種音樂也講不清的。是我親自把他送到那邊去的，我親自送的呀！幾個陌生人走進家裏，看到他們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們給我帶來了不幸的消息。我退到屋裏去，剩下最後一個可怕的希望：“蓋納？”他們的目光轉向一旁，我當時下決心把一個兒子交給他們，以便拯救另一個。“蓋納？”他們中間有個人輕聲說：“不，是尤拉。”我講不下去了……講不下去了……我已經死了兩年了……我沒有任何病，可我已經死了。我的整個肉體都是死的……我沒有在廣場上自焚……我丈夫沒有把自己的黨證退回去，也沒有把它扔到他們的臉上……我們好像已經是死人了……不過，誰也不知道，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位母親我們在忏悔我一下子就把自己說服了：“我什麽都記不住……什麽都記不住……”我們家裏禁止提這件事。我妻子四十歲已滿頭白發，女兒原來留長發，現在是短發。夜間炮轟喀布爾時，怎麽也喚不醒她，隻好扯她的辮子。可是過了四年，我突然喜歡胡言亂語了……總想說話……昨天家裏偶然來了幾位客人，我的話就是止不住……有人送來一本相冊……有人放幻燈片：直升機在村莊上空盤旋，一位傷員被擡上擔架，他身邊放着他那條被炸掉的大腿，腳上還穿着越野鞋……被判處死刑的俘虜們天真地望着鏡頭，再過十分鍾他們就沒命了……萬能的真主啊！我回過頭去，男人們在陽台上吸煙，女人們進了廚房。隻有他們的孩子坐在那裏，都是些小娃娃，小娃娃們對這些事挺好奇。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麽事，總想說話。爲什麽突然會如此？爲的是永遠不要忘記任何一件事……那時我怎麽樣，那時我有什麽感覺，用言語講不清楚。也許再過四年，我能夠說清我的各種感受。也許再過十年，一切聲音都會變調，說不定變得無影無蹤。一種仇恨埋在我心頭，有些懊喪。爲什麽我應當去？爲什麽這事兒讓我攤上了？我感覺到了重擔，但沒有屈服，這一點令我感到心滿意足。我開始從瑣瑣碎碎的事上做準備：随身帶上一把小刀、一套刮臉用具……收拾完畢……這時就急不可耐了，希望快點和陌生的世界見面，免得熱情冷卻，激情過去。設想形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講給你聽……可是我身上發冷，或許是額頭在冒汗……還有一種情況：飛機着陸時，既感到輕松又覺得興奮，現在一切就要開始了，我們會親眼看見，用手摸到，可以在生活中感受一番。……三個阿富汗人站在那裏，他們在議論什麽，他們在笑。一個肮髒的小男孩順着貨攤奔跑，一下子鑽到櫃台下邊的厚布簾中不見了。鹦鹉綠色的眼睛瞪得圓圓的，盯着我。我望着這一切，不理解發生了什麽事……他們沒有中斷談話……背向我的人轉過身來……我看見了手槍的槍口……手槍慢慢舉了起來……舉了起來……瞧，那個窟窿眼兒……我看見了。與此同時，我聽見了扣扳機的生硬的聲音，我不存在了……我在同一時刻既在這兒又在那兒……可我還沒有倒下，我挺立着。我想和他們說話，可是發不出聲來。“啊——啊——啊——”世界像洗照片似的漸漸顯現出來……窗戶……高大的窗戶……一種白色的東西，很大的東西，白色套着很重的東西……眼鏡礙事，看不清臉龐……汗水往下滴……汗珠落在我的臉上，打得生疼……我想睜開那睜不開的眼睑，我聽到輕松下來的歎息：“喏，好了，中校同志，‘出了一趟差’，回來了。”可是當我擡頭時，哪怕是轉一下頭，我的腦子就像掉到什麽地方去了。又是那個小男孩往櫃台下的厚布簾裏鑽……鹦鹉綠色的眼睛瞪得圓圓的，盯着我……三個阿富汗人站着……背向我的人轉過身來……我的視線對着槍口……那是個窟窿眼兒……我看見它了……這次我不再等那熟悉的扣扳機聲了……我大喊一聲：“我應當把你打死！我應當把你打死！”喊聲是什麽顔色，有什麽味道？血是什麽顔色？在軍醫院裏血是紅色的，幹沙上的血是灰色的，山岩上的血到了傍晚是蔚藍色的，已經不新鮮了……重傷員身上的血好像是從打碎的玻璃瓶裏流出來的一樣，流得很快……人慢慢斷氣了……慢慢斷氣了……隻有兩隻眼睛至死還閃着光，視線從你身邊射過去……目不轉睛地望着别處……一切都付出了代價，我們爲一切都付出了代價，全部付清了。你從山麓往上看，重巒疊嶂，高不可攀。你坐上飛機，飛到上空，從上往下看，下邊是一個個翻倒的獅身人面像。您明白我說的意思嗎？我說的是時間，是事件之間的距離。當時連我們這些當事人也不知道，那是一場什麽樣的戰争。請您不要把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即1979年到過那邊的人弄混了。是的，我當時還相信！1983年，我回到莫斯科。這裏人的生活，這裏人的活動，給人的感覺是似乎我們這些人從未去過阿富汗那邊，也沒有發生任何戰争。我走在阿爾巴特街上，問了幾個人：“阿富汗戰争打了幾年了？”“不知道……”“戰争打了幾年了？”“我不知道，您問這事幹什麽？”“幾年了？”“好像是兩年……”“幾年了？”“怎麽，那邊在打仗？真的嗎？”那時我們都是怎麽想的？怎麽想的？你們不吱聲？！我也不吭氣。中國有句智慧的諺語：“站在死獅腳下吹牛的獵手令人厭惡，靠近傷獅身旁自豪的獵手值得尊重。”有人可以談論錯誤。說真的，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但我不談。有人問我：“爲什麽您當時沉默？那時您已不是孩子了，那時您已經快五十歲了。”您要知道，我在那邊開過槍，但同時我又尊敬那個民族，我甚至熱愛那個民族。我喜歡他們的歌曲，他們的祈禱聲平緩舒展，悠悠纏綿，如同他們的山巒。但是，我隻談我自己，我真誠地相信，帳篷不如五層樓房好，沒有抽水馬桶就沒有文明。我們給他們一大堆抽水馬桶，幫助他們建築石頭樓房。我們給他們運去辦公桌、盛水用的玻璃瓶、正式會議用的紅色桌布，還有成千上萬的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相片。這些相片挂在所有的辦公室裏，挂在每一位首長頭上。我們給他們運去黑色的“伏爾加”牌轎車，還有我們的拖拉機，我們的種牛。農民不願意接受分給他們的土地，因爲土地屬于真主所有。被炸毀的清真寺的塔頂，像是從宇宙深處向我們窺視……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螞蟻是怎麽觀看世界的，請您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找看吧。東方學者斯賓塞羅夫說：“阿富汗是不能收買的，隻能轉讓。”有天清晨，我吸煙時看到煙灰缸上有隻小蠍虎，像五月金龜子。過了幾天，我回來了，蠍虎仍在煙灰缸上，還是那個姿勢，連頭也沒有轉動一下。我明白了，這就是東方。我消逝十次，再生十次，我粉身碎骨，再挺身而起，可是它還沒有轉動一下它的小腦袋。按照它們的日曆，現在是1365年……我坐在家裏的沙發上，靠近電視機。我能夠殺人嗎？我連蒼蠅也不會打死，至今從市場買回來的活雞都是我的妻子宰殺。頭幾天，甚至頭幾個月，看到子彈打斷桑樹枝，覺得遠不像是現實……戰鬥心理學是另一種樣子……一邊跑，一邊捕獲目标……注意前方……斜視左右……我沒有統計我殺死過多少人……可是我跑過……捕獲過目标……在這裏……在那邊……尋找運動中活的目标……自己也當過目标……當過靶子……不，從戰争中回來的人裏沒有英雄……從那邊不可能像英雄一樣歸來……爲一切都付出了代價，我們爲一切都付出了代價……您可以想象，1945年時某個士兵的樣子，您喜愛他，整個歐洲都喜愛他。他天真，帶點傻氣，腰間系着寬皮帶。他什麽也不需要，他需要的是勝利，是回家！可是這個士兵呢，回到你們那棟樓房，那條街，已經是另外一種人了，這個士兵需要牛仔褲和錄音機。古人早就說過：“不要喚醒沉睡的狗。”不要給人以非人的考驗，他經受不住。我在那邊無法閱讀我喜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陰森森的。我随身帶的是幻想小說，布雷德貝裏的作品。誰願意永恒不死？沒有這樣的人。可是有過那種人啊，有過！我還記得……有人讓我在監獄裏見過一位那樣的人，那時我們把他稱爲匪幫首領，他躺在鐵床上看書……書的封面熟悉……列甯的《國家與革命》……他說：“可惜我讀不完了，也許我的孩子們能把它讀完……”學校被大火燒毀了，隻剩下一堵牆。每天早晨孩子們來上課，他們用大火後留下的木炭在牆上寫字。下課以後，用石灰把牆再粉刷一遍，于是牆又像一張幹淨的白紙……從林區運來一位沒有胳膊沒有腿的中尉，一切男性特征都沒有了。從休克中蘇醒以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的弟兄們在那邊怎麽樣了？”爲一切都付出了代價，我們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比你們更多。我們什麽也不需要，我們什麽都經受了。請您聽完我們的話，希望您能理解我們。大家都習慣于給藥品、退休金、住房……這個“給”字是用昂貴的“外彙”——鮮血換來的。我們是來向你們忏悔的……我們在忏悔……請不要把忏悔的秘密忘記……——一位軍事顧問爲什麽逼我回憶這樣結束還真算不錯，以失敗告終，這樣會擦亮我國人民的眼睛……我無法講述發生的一切，那是一種幻覺。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剩下的事是我親眼所見的。我記得的事，隻是整體中的一部分。後來出現的事，是我能夠講述的。爲誰而講呢？爲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懷裏，他肚子裏有八個彈片。我們從山上把他運下來，花了十八個小時。他活了十七個小時，到第十八個小時的時候，他死了。爲阿廖沙而回憶，這麽做是從相信人有所需這一觀點出發的。我相信他再也不會疼了，再也不會怕了，再也不會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讓往事翻騰呢？您想知道我們有什麽理想？您大概把我們看成另一種人了。您應當了解，在異國他鄉多麽困難啊，不知爲什麽而戰，還能有什麽理想？我們在那邊的時候，大家都是同樣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們變得相同的，是我們都可以殺人，而且也都殺過人。但僅僅把到過那邊的人和沒到過那邊的人調換一下位置，一點就不難理解了。我們各不相同，但我們處處相同，無論在那邊還是在這裏。我記得在六年級或七年級時，教俄羅斯文學的女老師把我叫到黑闆前：“誰是你敬愛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還是保爾·柯察金？”“是哈克貝利·費恩。”“爲什麽是哈克貝利·費恩？”“哈克貝利·費恩……當他考慮是出賣逃亡的黑人吉姆，還是爲他下地獄，讓大火把自己燒死時，他對自己說：‘管他呢，讓我下地獄去讓火燒吧。’他沒有出賣吉姆。”下課以後，我的朋友阿廖沙問我：“如果吉姆是白軍，你是紅軍，怎麽辦？”我們一輩子就是這麽活着的——白軍和紅軍，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反對我們。在巴格拉莫附近，我們走進一個村子，請村民給點東西吃。按他們的教規，如果一個餓肚子的人來到你家，你不能拒絕給他熱餅吃。婦女們讓我們坐在桌前，給了我們吃的。我們離開後，全村人用石頭和棍棒活活把她們和她們的孩子給砸死了。她們本來知道自己會被打死，但是并沒有把我們趕走，而我們也帶着自己的教規走進她們的家……我們甚至還戴着帽子出入他們的清真寺……爲什麽逼我回憶？這一切都是不便公開的事，我打死的第一個人，我流在細沙裏的血，還有像煙囪一般高的駱駝腦袋，在我失去意識之前，它在我頭上搖晃了一下。當時在那邊我和大家一樣……我一生中隻有一次拒絕和大家一樣。那是在幼兒園裏，保育員讓我們手拉着手，可我喜歡獨來獨往，年輕的保育員對我不守規矩的行爲容忍了一段時間。過了不久，她們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來代替她。“謝廖沙，拉着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個小男孩領到我面前。“我不願意。”“你爲什麽不願意？”“我喜歡一個人走路。”“你要像所有聽話的男孩和女孩一樣，手拉手。”“我不拉。”那天散完步以後，克拉娃阿姨把我脫了個精光，連褲衩和背心也給扒掉了。然後把我帶到一間空蕩蕩、黑乎乎的房間裏，讓我在那兒待了三個小時。第二天，我和謝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變得和大家一樣了。在小學裏由班集體做決定，在學院裏由系集體做決定，在工廠裏由全體職工做決定，處處有人替我做決定，對我的教育是：單槍匹馬，一事無成。我在某本書裏讀過這麽一句話：“扼殺勇氣。”派我到那邊去時，我心裏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值得扼殺了。“志願戰士，向前邁兩步。”所有人都向前邁了兩步，我也向前邁了兩步。在申丹德，我見到了兩個精神失常的我國士兵，他們一直在和“杜赫”交談。他們按十年級曆史課本裏的說法，給這些“杜赫”講解什麽是社會主義……“問題是：偶像是個空殼，祭司坐進去，坐在裏邊教訓百姓。”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爺爺說過的話。我十一歲時，有一天，一位獲得“特等射手”稱号的大嬸來到學校，她說她打死過七十八個“德國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後，說話結結巴巴，夜裏發起高燒。父母認爲我患了流行性感冒，這種病容易傳染，我在家裏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歡的小說《牛虻》。爲什麽逼我回憶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過的牛仔褲、襯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雖然衣服上還留着我身上的氣味，按媽媽的說法。那個人已經不存在了，那個人不存在了。另一個人，也就是現在的我，隻是頂着他的名字而已。請不要寫出他的名字……不過我還是喜歡原來那個人。“神父，”牛虻向蒙泰尼裏問道，“現在你的上帝得到滿足了吧？”現在我能向誰抛出這手榴彈一般的問話呢……——一位普通炮兵這裏造就的都是扭曲的人我怎麽會去了那兒？很簡單，因爲我相信報紙上所有的話。我對自己說：“以前的人們建功立業，敢于自我犧牲，如今我國青年什麽事也幹不成，我也是這路貨色。那邊在打仗，可我在爲自己縫制新連衣裙、設計新發型。”媽媽哭哭啼啼：“甯肯死我也不答應。我生你們，不是爲了到頭來分别埋葬你們的胳膊和大腿。”最初的印象是喀布爾的轉運站——鐵蒺藜，肩挎自動步槍的士兵，狗吠聲。全是婦女，有幾百名婦女。軍官們來了一個又一個，挑選比較年輕可愛的女性，明目張膽地選。有個少校把我叫過去：“如果你不嫌棄我這部汽車，我就把你送到我的軍營裏去。”“什麽汽車？”“運輸‘載重二〇〇’的汽車……”我當時已經知道了，“載重二〇〇”就是運送死人、運送棺材的車。“有棺材嗎？”“現在馬上卸下來。”裝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瑪斯”載重卡車。士兵們卸棺材時如同往下扔子彈箱，我吓了一跳。士兵們明白了：“這是個新來的妞兒。”我來到了駐地，氣溫高達六十攝氏度，廁所裏，蒼蠅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擡起來。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兩個星期以後，營長召見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兩個月，有一次幾乎把手榴彈抛了過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這些話聽得我耳朵磨出了老繭：“你想挑選個有天上的星星那麽大的人物……你想喝茶還能吃上黃油……遲早會自己找上門來……”我從來沒有罵過人，這次憋不住了：“你給我他媽的從這兒滾開……”我愛罵人了，我變得粗野了。我被調到喀布爾招待所當管理員。最初，我像隻野獸似的對待所有人。别人認爲我有毛病：“你發什麽瘋？我們又不想咬你。”可是我已習慣于自衛，改不了了。每當有人喚我：“進來喝杯茶。”“你叫我進去喝茶還是上床？”這樣一直延續到出現我的……真愛？這裏沒有這麽說的。他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時，說：“我的妻子。”我對着他的耳根說：“阿富汗時期的。”我們乘坐裝甲輸送車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軀掩護了他，所幸子彈打在艙門上，他背身坐着。我們回來以後，他給妻子寫了一封信，講了我的事。後來足足兩個月，他沒有收到家中的來信。我喜歡出去射擊，一打就是滿滿一梭子，打完我覺得輕松了。我親手打死了一個“杜赫”，那次我們進山去呼吸新鮮空氣，觀賞風景。聽到石頭後有“沙沙”聲，我像觸了電，往後退了幾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開的槍。我走過去看了看：一個健壯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弟兄們說：“我們可以和你一起去偵察。”我好不神氣！我沒有伸手去取他包裏的東西，隻拿走了手槍，這事也讓他們高興。後來，他們一路上都在保護我，怕我不舒服，惡心，我什麽事都沒有……回來以後，我打開冰箱飽餐了一頓，足足頂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飯量，我感覺神經活動失常了。有人送來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沒有醉。我有些後怕，當時如果沒有命中目标，我媽就會領到“載重二〇〇”。我想參加戰争，但不是這場戰争，而是偉大的衛國戰争。哪兒來的仇恨？很簡單，一個戰友被打死，當時你和他在一起，兩人共用一個飯盒吃飯。他滿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麽都明白了，這時的你會瘋狂地射擊。我從不習慣于考慮大問題，如：“這場戰争是誰挑起來的？責任在誰？”就這個問題，我們有一個喜歡講的笑話。有人問亞美尼亞電台：“什麽是政治？”亞美尼亞電台回答說：“您聽見過蚊子的叫聲嗎？那麽政治——比它的叫聲還細。”讓政府從事政治吧，人們在此地見到的是血，人變野蠻了……人們看到燒焦的人皮怎樣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綸長襪……槍殺動物時的場景慘不忍睹……向馱運隊開槍，因爲他們在運武器。人單獨處決，騾子也單獨處決。他們都默不作聲，等待死亡。受傷的騾子嚎叫起來，活像用尖銳的鐵器在鐵闆上劃拉，十分瘆人。我在這兒有另外一副長相，有另外一種嗓音。聽聽我們這些姑娘坐在一起講着怎樣的話，你就可以想象出我們在當時都是些什麽樣的人了：“他可真是個渾蛋！跟中士吵一架就去投奔‘杜赫’，還不如一槍把他撂倒，可以記入陣亡名單。”話講得直截了當。很多軍官以爲那邊和蘇聯國内一樣：可以随便打罵士兵，可以随便污辱他們……幹這種事的人在那邊會被打死……戰鬥中有人會從背後開槍……到時你自己想法子查出來這人是誰吧。深山哨所的弟兄們一年見不到人影，直升機一周起飛三次，我去了。大尉走到我跟前：“姑娘，請您摘掉軍帽。”我那時留着長發。“我一年沒有見過女人了。”所有士兵都從戰壕裏鑽出來看熱鬧。一次戰鬥中，一位士兵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了我。不管能活多久，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他并不認識我，他之所以那麽做，就因爲我是個女人。這種事，你能忘嗎？日常生活中，你怎樣檢驗一個人是否會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你？好人在這兒更好，壞人在這兒更壞。雙方在交火，有個士兵朝我喊了一句下流話，一句髒話，他被打死了，炸掉了半個腦袋、半個身子。他就死在我眼前……我像得了瘧疾，全身顫抖。盡管在這之前，我見過裹着屍體的塑料紙大口袋……屍體用金屬薄片包着，活像是大玩具娃娃……但讓我全身顫抖的事情我還沒遇到過……那次我怎麽也平靜不下來……我從來沒有見過佩戴戰鬥獎章的姑娘，她們即使有也不會佩戴。有個姑娘戴上了“戰功”獎章，大家都笑她，說那是“性功”獎章……因爲大家都知道：和營長睡上一夜就可以得一枚獎章……爲什麽婦女們會在這兒？難道沒有女人他們就活不下去？這樣下去，有些軍官先生會變成瘋子。爲什麽婦女争着要到這兒來？你會有錢……會買一台磁帶錄音機，買一些東西。回國以後，可以把東西賣掉。在蘇聯掙的錢，沒有在這兒，在阿富汗掙得多。咱們談的是真實情況……有的姑娘爲了弄到一件衣服，便和當地人厮混。你一走進阿富汗商店，孩子們就叫喊：“姑娘，幹不幹……”然後指指偏房。本國軍官付的是兌換券，有的女人平常就這麽說：“我去找個給兌換券的主兒……”這都是真事。像這個笑話裏講的一樣：多頭蛇先生、永生先生和巫婆在喀布爾轉運站相遇，他們三個人都去保衛革命。兩年以後，他們在歸國的路上重逢：多頭蛇先生隻剩下一顆頭，其他部分都被割掉了；永生先生奄奄一息，因爲他是“永生”的；巫婆身穿華麗衣裳，戴着首飾，滿面春風。“我在辦理手續，要求再留一年。”“巫婆，你瘋了！”“我在蘇聯是巫婆，在這兒可是美女瓦西莉薩。”是啊，在這裏造就的都是扭曲了的人，特别是小兵們，十八九歲的孩子們。他們在這兒見的世面太多了，太多了……他們看到一個女人爲了一箱豬肉罐頭，甚至不是一箱，僅僅是兩筒，便出賣了自己的身體。見過這種場面的小兵，将來會用這雙眼睛看待自己的妻子，他們在這兒被扭曲了。以後他們回到蘇聯，如果品行不端，也不必大驚小怪，他們經受的是另一種體驗。他們已經養成用自動步槍、用武力解決一切問題的習慣……阿富汗小販在賣西瓜，一個西瓜一百阿币。我們的士兵希望再便宜些，小販不幹。“啊，既然如此！”有個士兵端起自動步槍，便把堆積如山的西瓜全都給打爛了。假如你在無軌電車裏踩了這麽一個人的腳，或者排隊時不讓他加塞，那你就瞧好吧……我曾經夢想：回家以後，把折疊床搬到花園裏，在蘋果樹下美美地睡一覺……在蘋果樹下……可是如今我感到害怕，特别是現在。我國準備撤軍之前，我聽很多人說：“我害怕返回蘇聯。”爲什麽？很簡單。我們回來了，國内的一切都變了。兩年後，人們穿的是另一種時裝，聽的是另一種音樂，街道也變了樣……大家對戰争的态度也不同了……我們會像是一群白色的烏鴉……——一位女公務員我感到羞恥當時我太相信了，所以現在也改變不了自己的看法。無論别人對我說什麽，無論讀到什麽，我每次都會爲自己留一條小小的後路，這是自我保護的本能。參軍前，我畢業于體育學院。最後一次畢業實習，是在兒童夏令營“阿爾捷克”進行的，我擔任輔導員，在那兒講了很多次崇高的話，如“少先隊員的誓言”，“少先隊員的事業”……我主動到軍事委員會申請：“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給我們作了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他說我們比美國“綠色貝雷帽”僅僅搶先了一個小時，他們已經在空中了。自己的輕信使人感到難堪，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灌輸，說這是“國際主義義務”，最後把這種思想硬灌進了我們的頭腦裏。但我永遠也做不到完全相信這一點……我對自己說：“把粉紅色的眼鏡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時大家還守口如瓶。1987年我已經到了赫斯特，我們占領了一個小山頭，七個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聞記者來了……給我們帶來了幾個“綠人”（即阿富汗人民軍），好像是他們奪回了小山頭……做樣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屍房裏躺着的是我們的士兵……他們選擇最優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參加“軍訓”。誰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羅沃巴德去，因爲那裏又髒又悶，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裏去。茲多賓少校勸我和我的朋友薩沙·克裏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請書：“讓你們兩人當中某一個去送死，還不如讓西尼欽去。國家培養你們花了不少錢。”西尼欽是個農村小夥子，拖拉機手。我已經拿到了畢業文憑，薩沙正在克麥羅沃大學日耳曼——羅馬語系讀書。薩沙歌唱得非常好，會彈鋼琴、拉提琴、吹橫笛、彈吉他，還能譜曲，他畫畫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上政治課時，教官給我們講功勳、英雄，說到阿富汗就是當年的西班牙時，他突然插了一句：“與其讓你們犧牲，不如讓西尼欽去。”從心理學觀點審視戰争，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得研究自己，這事挺吸引我。我曾問了去過那邊的熟悉的弟兄們。有一個人，按我現在的理解，是給我們胡吹亂編了一通。他胸口有一個很大的傷疤，好像是被燒傷的字母“P”，他爲此特意穿着開口汗衫，以便向人們炫耀。他編造說他們怎樣深夜乘直升機在山上降落，我還記得他說：“空降兵拉開降落傘的前三秒鍾是天使，空中飛翔時的三分鍾是雄鷹，其餘時間是拉套的馬。”我們對這一切都信以爲真。現在我真想再碰見這位荷馬！像他這類人，後來都被當面揭穿了：“如果有腦子的話，一定是受了挫傷。”另一個小夥子和他相反，他一再勸說：“你不要到那邊去。那邊是污穢天地，不是浪漫世界。”我不愛聽他的話：“你嘗過那種滋味了，我也想去嘗一嘗。”他教我怎麽活命。有十誡：“放一槍後，就趕快閃開，躲到離開槍地點兩米的地方。把自動步槍的槍筒藏到農舍或者山岩後邊，免得被對方發現火苗，記下你的位置。走路時，不要喝水，否則走不到目的地。站崗時，不要打盹，可以用手指撓臉，用牙咬手。空降兵先是要拼命跑，之後是能跑多少算多少……”我的父親是位學者，我的母親是位工程師，他們培養我從小要有個性。我想成爲一個有個性的人，我曾被開除出十月兒童團，很長一段時間我沒被吸收進少先隊。我爲榮譽進行了鬥争，後來給我戴上了紅領巾，我不肯摘掉，睡覺時也戴着。上文學課時，女教員打斷我的發言：“你不要講自己的看法，你要照書本上那樣說。”“難道我講得不對？”“你講的和書本上的不一樣……”這像是童話故事中，皇帝除了灰色不喜歡其他顔色，所以這個國家裏所有東西都是老鼠皮色。我現在告訴自己的學員們：“你們要學會動腦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塗蟲，一批小錫兵。”參軍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教我如何生活，在部隊裏是中士教我如何生活。中士的權力無限大，三個中士一個排。“聽我的命令！空降兵應當具備什麽？重複一遍！”“空降兵應當有一張惡臉、一雙鐵拳和一顆黑心。”“良心——對于空降兵來說是無用之物。重複一遍！”“良心——對于空降兵來說是無用之物。”“你們是衛生營，衛生營是空降部隊的貴族。重複一遍！”摘錄一段某士兵的信：“媽媽，你買一隻小狗崽，給它起個名字叫中士，等我回家以後，我就把它宰了。”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識，人家可以随意捉弄你，你沒有能力抗拒。早晨6點起床。起床——重來。下床——上床——反複三次。三秒鍾之内，要在起跑線上排好隊——白色的油漆布，白色的，以便經常洗刷、擦亮。三秒内，一百六十人要從床上跳下來、排好隊。四十五秒内穿好三号軍服，也就是全套衣服，不過不紮腰帶、不戴帽子。有個士兵有一次沒來得及纏好腳布。“全體解散，重複一次！”他又沒能跟上。“全體解散，重複一次！”體操鍛煉，白刃戰，學習包括空手道、拳擊、桑勃式摔跤，以及與持刀者，持棒者，持工兵鍬、持手槍、持自動步槍者的各種格鬥方法。他——手持自動步槍，你——空手。你——手持工兵鍬，他——空手。像兔子那樣跳着前進一百米，用拳頭砸碎十塊磚。我們在練兵場上累得半死不活。“你們學不會就别想離開這兒。”最困難的是戰勝自己，不怕疼。洗漱時間：五分鍾。一百六十人隻有十二個水龍頭。“站隊！解散。站隊！解散。站隊……”清早查房：檢查各種金屬牌，它們必須閃閃發光，如同公貓的某個部位；檢查白色衣領；帽子裏要有兩根帶線的針。“向前，齊步走，回原位。向前，齊步走……”一天隻有半小時自由時間。午飯後，是寫信的時間。“列兵克裏夫佐夫，爲什麽你坐在那兒不寫信？”“中士同志，我正在想。”“爲什麽你回答的聲音這麽小？”“中士同志，我在想。”“爲什麽不像教你的那樣大聲喊？看來，需要讓你‘對着窟窿’進行一番訓練。”“對着窟窿”訓練，就是對着便桶叫喊，練出發号施令的嗓門。中士站在背後看着你，要聽到隆隆的回聲。摘錄士兵的一些術語：解除——我愛你，生活。清晨查房——人們，相信我吧。晚間查房——我見過他們的面。蹲禁閉——遠離祖國。複員——遠方的星光。戰術訓練場地——蠢人樂園。洗盤器——光盤（盤子像光盤那樣旋轉）。政治部副主任——灰姑娘（在軍艦上被稱爲乘客）衛生營——空降部隊的貴族。重複一遍！我們總覺得吃不飽，夢寐以求的地方是軍人商店，在那兒可以買到蛋糕、糖塊、巧克力。射擊得了五分，允許你逛一次商店。沒錢花了，便賣幾塊磚。我們拿上一塊磚，兩個彪形大漢走到新兵跟前，知道他兜裏有錢：“你，買下這塊磚。”“我買它幹什麽？”我們把他圍起來：“買下這塊磚……”“多少錢？”“三盧布。”他給我們三盧布，然後走到拐彎處，把磚扔了。我們用這三盧布可以飽餐一頓，一塊磚值十塊蛋糕。“良心——對空降兵來說是無用之物，衛生營是空降部隊的貴族。”看來，我是個不錯的演員，因爲我很快就學會扮演我應當扮演的角色。如果被人說成“嬰兒”就最倒黴了，這個詞裏含有陰柔、缺乏陽剛之氣的意思。三個月以後，我被除名了。怎麽什麽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個姑娘接過吻，坐在咖啡廳裏，還跳過舞。仿佛不是過了三個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晚上。“猴子們，站隊！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麽？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從地球邊上飛過去。”臨行前舉行了新年晚會。我化裝成嚴寒老人，薩沙化裝成白雪公主，這很像是在學校裏舉辦的活動。我們徒步跋涉了十二個晝夜……隻有山比山更可惡……我們在躲避匪幫……我們靠興奮劑行軍……“衛生指導員，給我一點‘發瘋的藥’。”這是精神麻醉藥美索卡，我們把所有的藥都吃光了。我連笑一下的力氣也沒有了。“您哪兒不舒服？醫生問‘貓先生’列奧波利德。”不知誰先開了口。“我讨厭耗子。”“讨厭耗子——不讨厭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應當發瘋。這是‘發瘋的藥’，一天服三次，每次飯後一片。”“效果呢？”“您會變得像頭野獸。”第五天，有個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邊去以後，把自動步槍對準喉嚨，開槍自殺了。我們不得不拖着他的屍體、他的旅行袋、他的裝甲坎肩、他的頭盔。我們沒有悲傷。他知道，我們不會抛下他的屍體不管，我們會把屍體帶走。當我們退伍準備回家時，第一次可憐起他來了。“一天服三次，每次飯後一片……”“效果呢？”“您會變得像頭野獸。”炸傷最可怕，一條腿從膝蓋處被炸掉了，骨頭支在外面，另一條腿炸掉了腳後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隻眼睛炸沒了，一隻耳朵也炸掉了……心髒第一次跳得這麽厲害，嗓子眼裏發癢……我對自己說：“你現在不動手，永遠當不了衛生指導員。”截掉兩條腿……用止血帶纏緊，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彈打入肚子，腸子挂落在外面……包紮、止血、消疼、催眠……堅持了四個小時，還是斷了氣……藥品不夠用，連一般的綠藥水也沒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時運到，還是定額已經用完了，咱們是計劃經濟。想辦法弄了些繳獲品，都是進口藥。我的藥包裏永遠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軟包裝，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國産的“列科爾德”注射器，墊紙被磨損後，就變成沒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半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廢品。我國的瓶裝代血漿容量爲半升，搶救一位重傷員需要兩升，也就是四瓶。在戰場上舉着膠皮氣管能待一個小時嗎？這是辦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幾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麽辦法？他們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來踩它，也不會破。還有，普通的蘇聯消毒藥布包裝極次，包裝的重量甚至超過藥布本身。而進口的呢……泰國的，澳大利亞的，不知爲什麽就又薄又白，我們根本就沒有彈性藥布。我們使用的夾闆也是繳獲來的……法國的，德國的……而我們國産的夾闆呢？簡直是滑雪闆，而不是醫療器材。你随身能攜帶幾條？我曾經用過英國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蓋、腰部，有拉鏈，可充氣。把手伸進去就可以拉上，斷的骨頭就固定住了，運輸時還可以防震。九年來，我國沒有開發任何新産品。藥布和原來的一樣，夾闆也是原來的那種。蘇聯士兵是最廉價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後仍然如此，爲什麽？别人向你開槍，而不是你朝他們開槍，那是可怕的。如果經常想這些事，就可以活下來。我從來沒坐過第一輛和最後一輛裝甲輸送車，從來不把雙腿伸進艙口，最好讓它們在裝甲鋼闆外邊吊着，免得爆炸時被炸斷。我總是随身帶着能抑制恐懼感的德國藥片，可是沒人用過。戰場上很少有像蘇聯士兵這樣的。他們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國生産的裝甲坎肩擡不動，而美國造的裝甲坎肩沒有一點鐵的東西，他們使用的是一種子彈穿不透的材料，用“馬卡洛夫”牌手槍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動步槍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國睡袋是1949年樣式的，天鵝絨，非常輕。我國的棉襖最少有七公斤重。我們從擊斃的雇傭兵身上扒下上衣、長檐帽、中國褲子，中國褲子不勒股溝。什麽都要，連褲衩也要，因爲褲衩不夠用，還有襪子，旅遊鞋。我弄到一個小手電筒，一把匕首。我們獵野羊，凡是離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時也以物換物，用兩公斤茶葉可以換一隻羊，茶葉是繳獲的。從火線上還能帶回一些錢來——阿币，誰官大，誰就從我們手中搶走。他們當着我們的面就把錢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進彈殼裏，上邊撒點火藥，或許能留下兩張。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獲獎，我也想獲獎。在蘇聯國内見了面，人家會問：“喏，你得了什麽？怎麽，司務長，你隻管過軍需？”我爲自己的輕信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讓我們接受的是他們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回國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囑我們什麽可以講，什麽不可以講。不能講陣亡的人，因爲我國軍隊既龐大又強大。關于條令規定之外的關系也不能擴散，因爲我國軍隊既龐大又強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銷毀。我們在這邊沒有射擊，沒有轟炸，沒有下毒，沒有爆破，我們是龐大的、強大的、道德健康的軍隊。海關把我們攜帶的各種禮品都沒收了：化妝品、頭巾、手表……“弟兄們，禁止攜帶這些東西。”沒收的東西根本不登記，其實成了他們撈的外快。春天的綠葉真香啊！姑娘們身穿薄薄的連衣裙走在路上……腦海裏閃現出斯維特卡·阿弗什卡，然後又消逝了（我不記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達喀布爾的，就和一個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後來她弄清楚了行情，兩周以後，她收費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爾·柯察金”到哪裏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爲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爾·柯察金”了。“保爾，你瞧瞧，多麽漂亮的姑娘！”保爾·安德烈有個女友，她把自己的結婚照給他寄來了。我們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後用機關槍把它打得粉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每夜都能聽見他在哭泣。“保爾，你瞧，多麽漂亮的姑娘！”我在火車上做了一個夢，夢到我們準備出發去打仗。薩沙·克裏夫佐夫問道：“爲什麽你隻有三百五十發子彈，而不是四百發？”“因爲我這兒裝着藥。”他沉默片刻，又問了一句：“你能夠打死那個阿富汗姑娘嗎？”“哪一個？”“就是那個讓我們中了埋伏的姑娘。你還記得吧，咱們犧牲了四個人的那次？”“我不知道，也許不會把她打死。我在托兒所和小學時，大家就都說我喜歡女孩，因爲我總是保護女孩子們。你能打死她嗎？”“我感到羞恥……”他沒有把話說完，不知他爲什麽感到羞恥，這時我醒了。到了家裏，薩沙母親的電報已經在等我了：“速來，薩沙已陣亡。”“薩沙，”我來到墓地，“畢業考試時，回答關于科學共産主義的問題，我對資産階級多元論進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爲此感到羞恥……在這之後，人民代表大會上說這場戰争是我們的恥辱，向我們頒發了‘國際主義軍人’紀念章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表彰狀，爲此我感到羞恥。”薩沙，你在那邊，我在這裏……——一位司務長，偵察連衛生指導員我的小太陽我的孩子是個小個頭，出生時隻有兩公斤，很小，像個姑娘，長大後也很小。我摟着他說：“你是我的小太陽。”除了蜘蛛以外，他什麽也不怕。那年他剛滿四歲，我們給他買了一件新大衣。有一次，他從街上回來，我把他脫下來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後來我在廚房裏聽到啪嗒啪嗒的聲音。我跑了出來，隻見門廳到處是青蛙，青蛙是從他的大衣兜裏跳出來的。他把青蛙捉起來：“媽咪，别怕，青蛙可善良了。”然後他又把青蛙裝進大衣兜。“你是我的小太陽啊！”他喜歡打仗的玩具。我們送給他的玩具有坦克、沖鋒槍、手槍，他把槍挂在身上，昂首闊步滿屋子走來走去。“我是兵……我是兵……”“你是我的小太陽喲……你玩點兒和平的玩具吧。”“我是兵……我是兵……”他該上小學一年級了，到處買不到适合他穿的衣服，每一件都嫌大。“你是我的小太陽啊！”他應征入伍。我祈禱上帝，不是别把他打死，而是不要有人打他。我怕比他力氣大的孩子們會欺負他，他太小了。我聽說，有人被逼着用自己的牙刷清洗馬桶，給别人洗褲衩。我真怕這些事。他來信要求：“把你們的照片都給我寄來，媽媽的、爸爸的、妹妹的，我要動身了……”信裏沒有寫他到哪兒去。兩個月以後，他從阿富汗寄來一封信：“媽媽，您别哭，我們的裝甲非常牢固。”你是我的小太陽啊……我們的裝甲非常牢固。我已經開始等他回家了，再過一個月他的服役期就滿了。我給他買了小襯衫、小圍巾、小皮鞋，這些東西現在都放在櫃子裏，哪怕下葬時讓我給他穿上呢。我會親手給他穿上，可是就是不讓開棺……我真想再看一眼我的小兒子，再摸摸他……他們是不是給他找到了合身的制服？他躺在棺材裏，身上穿的是什麽衣服呀？頭一個來到家裏的是軍委會的一位大尉：“請您保重，大娘……”“我兒子在哪裏？”“在這兒，在明斯克，馬上就會把他運回來。”我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你是我的小太陽啊！”我站起來，舉着雙拳撲向大尉：“爲什麽你活着，可是我的兒子卻不在了？你這麽壯，這麽有力，他那麽小……你是個大男人，他還是個小孩子……爲什麽你活着？！”他們把棺材運來了，我敲打着棺材：“你是我的小太陽！你是我的小太陽啊……”我現在常到他的墳上去，撲在墓碑上，摟住它：“你是我的小太陽啊！”——一位母親如今我什麽也不信了抓一把故鄉的土，裝在衣兜裏——在火車上我産生了這麽一種感情……我們中間當然也有膽小鬼。有個小夥子，檢查視力時審批委員會沒有通過，他興高采烈地跳着出來：“真走運！”跟在他後邊的是另一個小夥子，他也沒有通過。這個小夥子差點哭了：“我有什麽臉回自己的部隊呀？那裏爲我舉行了兩個星期的歡送會。如果發現我有胃癌還說得過去，結果是牙病。”他穿着褲衩沖到将軍面前：“隻因爲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麽讓他們把我的那顆牙拔掉就是了！”在學校裏，我的地理課是五分。我閉上眼睛想象，山巒、猿猴，我們曬太陽，吃香蕉……而實際情況是這樣：我們坐在坦克上，一身軍大衣，一架機槍朝右，一架機槍朝左，後邊的一輛坦克上機槍朝後，所有炮眼都開着，自動步槍從炮眼裏伸向外邊，坦克活像一隻鐵刺猬。路上遇見了我們的兩輛裝甲輸送車，小夥子們坐在車上，穿着白色條紋汗衫，戴着巴拿馬帽。他們望着我們，笑得東倒西歪。我看見一個被擊斃的雇傭兵，受到很大震動。那個小夥子鍛煉得像個大力士。我進了山，不知道應該怎麽踩着石頭走路，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先邁左腳。背着電話機爬十米高的山崖……一聽到爆炸聲就閉上嘴，其實應當張開嘴，否則鼓膜會被震破。他們給我們分發了防毒面具，頭一天，我們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們沒有化學武器。我們把鋼盔也賣了，它戴在頭上是多餘的負擔，而且像炒勺似的燙人。我有一個問題：從哪兒能再偷一個裝滿子彈的角狀子彈盒。他們發給我們四個，第五個是用第一次領到的軍饷從同志那兒買的，第六個是别人送給我的。作戰時要留下最後一個角狀子彈盒和最後一顆子彈。——這是爲自己準備的，必要時對準自己的牙齒來一槍。我們來到這裏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可是卻用鐵蒺藜把我們給圈了起來：“弟兄們，不能到那兒去，不要進行社會主義宣傳，因爲已經爲宣傳工作派來了專門人才。”不信任我們，真讓人氣惱。我和一個阿富汗商人說：“你過去的生活方法不對，我們現在教會你，我們來建設社會主義。”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現在照樣做生意。你回家去吧！這是我們的山。我們自己知道怎麽辦……”在喀布爾市裏，婦女們向我們的坦克扔木棍、石頭，小孩子們罵娘，不帶口音：“俄國人，滾回家吧！”我們在這兒幹什麽？對方用火箭筒朝我們射擊，我及時端起了機槍，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彈向前胸飛來，打穿了我的一隻手，彈片刺入另一隻手。我還記得，那是一種軟綿綿的、舒服的感覺，一點也不疼……我還聽到有人在我頭上喊了一聲：“射擊！射擊！”我扣扳機，可是機槍不響，我一看，我的一隻手耷拉着，流滿了鮮血。我還以爲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機，其實我已經沒有手指了……我還沒喪失意識，和大家一起從坦克裏爬了出來，有人給我纏上了止血帶。必須往前走，我邁了兩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約有1.5升血。我聽見有人在喊：“我們要被包圍起來了……”有人說：“必須把他甩掉，否則我們都得完蛋。”我央求道：“開槍把我打死吧……”有個小夥子馬上走開了，另一個小夥子拉了一下自動步槍，但他的動作很慢。慢的時候，子彈可能會卡住。子彈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動步槍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給你，自己動手吧……”我把自動步槍挪到身邊，可是一隻手怎麽也不行。我很走運，不遠處有個小溝，我躲在溝裏的一塊石頭後邊。“杜什曼”從旁邊走過去，沒有發現我。我心想：一旦被他們發現，就得用什麽東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塊大石頭，挪到自己身邊，比畫了一下……早晨，我們的人發現了我。昨晚逃走的那兩個人，用短呢衣把我擡回去了。我明白了，他們怕我把實情講出來，其實我已經無所謂了。到了軍醫院，有人馬上把我擡上手術台。外科醫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過來，發現缺了一條胳膊……躺在軍醫院裏的人什麽樣的都有，少一條胳膊的，少兩條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時借酒澆愁。我開始學習用左手使用鉛筆……我回家後去看望姥爺，再沒有别的親人了。姥姥哭個沒完，心愛的外孫缺了一條胳膊。姥爺對她喊了一聲：“你不懂黨的政策！”熟人見了面，便問：“帶回羊皮短衣了嗎？帶回日本錄音機了嗎？什麽也沒帶回來……難道你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我應當帶一支自動步槍回來！我開始尋找自己的弟兄們。他們到過那邊，我也到過那邊，我們有共同語言，我們相互理解。校長找我談話：“我們錄取了你，你的成績是三分，我們給你發助學金。你不要再去找他們……你們爲什麽要在公墓裏聚會？這是鬧事……”不許我們聚會，怕我們。如果我們組織起來，就會爲自己的權利而戰。他們應當分給我們住房，我們要他們援助長眠在墳墓中的小夥子的母親，我們還要求他們樹立墓碑，把墳墓用欄杆圍起來。請告訴我，誰需要這些呢？有人勸我們：“弟兄們，不要大肆傳播所發生的事和你們所見到的一切，那是國家機密！”十萬士兵駐紮在另一個國家——那是機密。甚至喀布爾有多麽炎熱的天氣也是機密……戰争不會使人變好，隻能變壞。反正都是一樣。我永遠不會回到參戰前的那一天了，不會成爲戰争前的那個人了。我見過有人用兌換券，從醫務人員手中購買黃疸病病号的兩杯尿，他喝下去，病了，醫務委員會讓他病退。我見過有人怎樣用槍打掉自己的手指頭，怎樣用雷管、用機槍的閉鎖機讓自己殘廢。我還見過有人怎樣用一架飛機同時把鋅皮包的棺材，還有裝滿皮毛、牛仔褲、女人褲衩，以及中國茶葉的箱子運回國去……見過這些以後，我還怎麽能變好呢？過去一提到祖國，我的嘴唇就會發抖。如今我什麽也不相信了。爲什麽而鬥争，爲什麽鬥争呢？和誰鬥争？讓我把這些話講給誰聽呢？讓我們打仗，我們打了。喏，這就行了。也許是爲我們的某種事業去打仗？現在各家報紙都說：一切都正确。以後也正确。與此同時，又開始說我們是殺人犯。相信誰呢？我不知道。我現在已經誰也不相信了。報紙？我現在不看報，甚至不訂報。今天這麽寫，明天又那麽寫，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過，我有朋友，我相信一個、兩個、三個朋友，他們幹什麽我都信得過。其他人，我誰也不相信。我在這兒已經六年了，我什麽都見過了……發給我一張殘廢軍人證書——享受優待吧！我走向爲參加過戰争的人準備的專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兒擠？你走錯地方了。”我咬緊牙關，一聲沒吭。我聽到背後有人在說：“我保衛過祖國，可這個小子……”不認識的人問：“你的胳膊呢？”“喝醉酒，摔倒在電火車下邊，壓斷了……”他們相信，還表示惋惜……不久前，我在作家瓦連京·皮庫裏的長篇小說《我有幸》中讀到這麽一段話：“現在（指1905年俄日戰争可恥的結局）很多軍官申請退伍，因爲不管他們出現在哪裏，都會遭到鄙視和嘲笑。事情發展到軍官連穿軍服都感到丢臉，所以他們總是盡量穿便服露面。軍人裏甚至連嚴重傷殘的瘸子，都引不起人們的憐憫。如果沒有腿的乞丐說，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鑄造大街拐角處被電車壓斷的，說他們與在沈陽和遼陽的戰役毫無關系，那麽施舍給他們的錢還要更多些。”再過不久，關于我們也會這麽寫了……我覺得，現在我甚至可以考慮換一個祖國，離開此地……——一位通信兵忘掉你曾有過兩條腿我是自己申請的，總想參加這場戰争，覺得有意思。我躺在床上，心裏想象着那邊的情景。我想知道，如果我有一個蘋果，有兩個朋友，我餓，他們也餓，我把這個蘋果給了他們，我會有怎樣的感受?我以爲在那邊，大家和睦相處，人人都是兄弟。所以我才想到那邊去。我下了飛機，瞪圓眼睛望着群山，一個退役的小夥子捅了一下我的腰（他已經準備飛回蘇聯了）：“把皮帶給我。”“什麽？”皮帶是我從外國人手裏買來的。“渾蛋！反正會從你手中收走。”頭一天皮帶就被收走了。我還以爲“阿富汗——大家都和睦相處”是真的呢！白癡！新兵不過是一件物品罷了。夜裏可以把他叫醒，用椅子、用棍棒、用拳頭打他，用腳踢他。白天可以在廁所裏揍他，把他打個半死不活，搶走他的旅行包、豬肉罐頭、餅幹（誰有就搶誰的，誰帶來了就要誰的）……沒有電視機，沒有收音機，沒有報紙，這兒的娛樂就是按恃強淩弱的法則存在。“小黃雀，給我洗洗襪子。”這還算客氣。有的人會說：“喂，小黃雀，給我把襪子舔幹淨了。好好地舔一舔，讓大家都能看見。”溫度高達七十攝氏度，走在路上晃晃悠悠。怎麽欺負你都可以，可是打起仗來，這群“爺爺兵”沖在前邊，掩護我們，搭救我們，這也是真事。但一回到兵營：“喂，小黃雀，給我舔舔襪子……”這些比第一次參加作戰還可怕……第一次參戰還蠻有意思，好像在看電影。我在電影裏見過幾百次沖鋒陷陣的場面，原來那都是在胡編濫造。他們不是步行前進，而是奔跑，而且不是弓着身子、姿勢很美地碎步跑，他們是在拼命地奔跑，運足氣力，像瘋子，像發瘋的兔子轉來轉去地奔跑。我過去愛看紅場閱兵式，愛看那些武器裝備從眼前經過。現在我明白了，以此誇耀是不合适的。我現在的感覺是快把這些坦克、裝甲輸送車、自動步槍放回原地，加上護套，越快越好。最好是讓所有在阿富汗戰争中裝上假肢的人，在紅場上走一趟……像我這樣，兩條腿從腰部以下被截的人……如果從膝蓋以下截肢，那該多幸運呀！那我就是個幸福的人了。我羨慕隻從膝蓋以下截肢的人……包紮之後，我蠕動了一個多小時，沒有假肢，突然變得這麽小了。我躺在那裏，穿着泳褲和空降隊員的海魂衫，海魂衫那麽大，和我的身體一樣長。一開始，我不讓任何人來看我，我一句話也不說。哪怕留下一條腿也好啊，現在連一條腿也沒有了。最難做到的，就是要忘掉你曾經有過兩條腿……四堵牆壁可以選擇有窗戶的那一面啊……我對母親下了最後通牒：“您要再哭，就别來了。”我在那邊最擔心的是被打死，把我的屍首運回家，那樣母親會痛哭。每次戰役之後，我們可憐傷員，但不可憐死者，而是可憐他的母親。在軍醫院裏，我本想對護理員說聲“謝謝”，可是說不出來，連這樣的話都忘了。“想不想再去阿富汗一次？”“想啊。”“爲什麽？”“在那邊，朋友是朋友，敵人是敵人。可是在這兒，我常常問自己：我的朋友爲何陣亡？爲這些腦滿腸肥的投機商？這兒的一切都不對頭，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我在學習走路。走在路上，後邊有人催我，我摔倒了。我命令自己：“保持鎮靜。第一道命令，翻過身，用手撐住；第二道命令，起立，向前走。”頭幾個月不像走路，更像爬行。我在爬行。這是那邊最鮮明的畫面：長着一副俄羅斯面孔的黑小子，那邊這樣的人很多。要知道，從1979年起我們就在那邊了……七年呀……我還會到那邊去的，一定去！如果兩條腿不是從腰部以下被截的話，如果隻是從膝蓋以下截肢的話……——一位迫擊炮手人死的時候完全不像電影裏那樣我曾經問自己：“我爲什麽會去？”我能講出一百條理由來，但主要的答案在這首詩裏，不過我已不記得是誰寫的了：世上有兩件東西，好像同一個：第一是女人，第二是美酒。比酒更甘美、比女人更香甜的，對男人來說，是戰争。我曾經羨慕那些到過阿富汗的同事，認爲他們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在和平的年代怎能學到？我在一座市立大醫院裏當外科醫生，已經十年了。送來的第一批傷員，我一看，差點兒被吓瘋了。一堆肉，沒有胳膊，沒有腿，還在喘氣，就連病态虐待狂影片裏也看不到這種慘狀！我在那邊做的種種手術，在蘇聯無法想象。年紀輕輕的女護士們受不了。有的哭，連說話都變得結結巴巴了，有的哈哈大笑，笑個沒完。有位女護士站在那兒，一直傻笑。這些護士都被送回國了。人死的時候，完全不像電影裏表現的那樣——一顆子彈擊中頭部，雙手一揚，倒下去了。實際情況是：子彈擊中頭顱，腦漿四濺，中槍的人帶着腦漿奔跑，能跑上半公裏，一邊跑一邊抓腦漿。這是想象不出來的，他會一直跑到斷氣爲止。與其看到他那種樣子，聽他抽泣、哀求速死，想早些擺脫痛苦，真不如讓他開槍打死自己輕松些，如果他身上還剩下一點兒氣力的話。另一個躺着，恐懼悄悄地攫住了他的心，他的心開始打鼓，他大喊大叫……檢驗一下他的脈搏，跳得正常，于是你放心了。可是腦子在等待那個人體弱力竭……不等你離開病床，這個娃娃兵已經不在人世了……這類往事一年半載是忘不掉的。等到這些娃娃兵長大以後，他們會再次經曆這一切，他們的看法也會改變，不過我的觀點已經改變不了。我父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名飛行員，他什麽也沒有講過。他覺得一切都像日常的事，可我卻弄不懂。現在隻要提個醒，暗示一下就夠了。昨天我看報上說：某人自衛到最後一顆子彈，他最後一個開槍把自己打死了。把自己打死了，這是什麽意思？戰場上的問題明擺着，或是你把他打死，或是他把你打死。很明顯，你應該留下來。大家都撤走了，隻有你在掩護他們，不管你是接受命令，還是自己做了這樣的決定，你一定知道自己選擇的是一條死路。我深信，在那一瞬間，心理上不難承擔這種行爲。在那種情況下，自殺被看成是正常的事，很多人都能那麽做，以後人們會把他們稱爲英雄。在日常生活中，自殺者被視爲不正常的人。當年公墓裏甚至不允許把自殺的人和大家安葬在一起……報紙上的兩行字，弄得你一夜不能合眼，把你心裏的一切都翻騰起來了。凡是到過那邊的人，都不願意再去打仗了。硬說樹上長着能吃的肉，這話騙不了我們。不管我們是什麽樣的人——天真無邪，殘酷無情，愛妻子愛孩子，或者不愛妻子不愛孩子，反正我們都殺過人。我在國外部隊裏了解到了自己的地位，但我一點也不後悔。現在大家都在談論負罪感，我沒有負罪感，有罪的是那些派我們到那邊去的人。我高高興興地穿着阿富汗的作戰軍裝，覺得自己穿上這種軍裝就是個男子漢。婦女們贊歎不已！有一天，我穿着阿富汗作戰軍裝進了一家餐館。服務員盯着我，我等着她說話。“怎麽，看我穿的軍裝不妥？喂，給心靈燒焦了的人讓出一條路來……”看誰敢說不喜歡我的野戰軍裝，看誰敢吭一聲。不知爲什麽，我在尋找這麽一個人……——一位軍醫你們不要叫我兒子的名字我先生了一個女兒。女兒出生前，丈夫對我說，是男是女都一樣，最好是個女兒，然後她再有個小弟弟，她會給弟弟系鞋帶。情況果然如此……丈夫往醫院打電話，我回答說：“女兒。”“好，就要兩個女兒。”這時，他們告訴了他真情：“您得了個兒子……兒子！”“謝謝！謝謝你們！”他爲自己有了兒子表示謝意。……第二天……女護士給母親們送來了自己的嬰兒，就是沒有我的。誰也不說什麽。我開始哭，身上發燒。女醫生來了。“年輕的媽媽，您傷心什麽？您的兒子真是健壯。他還在睡覺，怎麽也不醒。他還不餓，您别着急。”她把嬰兒抱來了，打開襁褓，他還在睡。我的心放下了。給兒子起個什麽名字呢？想從三個名字中選一個：薩沙，阿廖沙，米沙。三個名字我都喜歡。女兒塔涅奇卡跟父親一起來看我，她說：“我抽了一個簽……”什麽“簽”？原來他們做了幾個簽，扔在帽子裏，然後抽簽。兩次抽出來的都是“薩沙”，他的名字是塔涅奇卡選定的。兒子生下來很重，四公斤半，身長六十公分。我記得他十個月就會走路了，一歲半就能說話了，可是一直到三歲，他還發不清楚P和C的音。他第一次看見大海，就叫起來：“我不是媽媽生的，是海浪把我抛上岸的……”他五歲那年，我送給他第一本相簿。他一共有四本：兒時的、小學的、軍校時的和“阿富汗”時期的（裏邊隻有他寄來的三張照片）。女兒也有自己的影集，他們倆我都單獨給了。我愛家，愛孩子。我還給他們寫詩：從春天的積雪下，雪蓮冒出了嫩尖。正是滿園春色時，我的兒子來到了人間。過去我在學校時，學生都喜歡我，我那時也總是歡歡喜喜……兒子愛玩“哥薩克抓強盜”的遊戲，愛說：“我是勇敢的人。”那時他才五歲，塔涅奇卡已經九歲了。我們乘船順着伏爾加河旅遊，下了輪船，從碼頭到姥姥家，約有半公裏路。薩沙站着不走。“我不走。抱着我去吧！”“你這麽大了，還要人抱着你？！”“反正我不走路。”他就是不走。後來我們總跟他提起這件事。他在幼兒園時喜歡跳舞。他有一條紅色的燈籠褲，他穿着這條褲子照相，那些相片還保留着。八年級以前，他集郵，集郵冊現在還保留着，後來他又收集各種各樣的紀念章。他還喜歡音樂，現在還保留着幾盒錄音帶，都是他喜歡的歌曲。他少年時代一直想成爲音樂家。但看來他是天生的軍人，繼承了軍人父親的一切。我們始終住在軍人市鎮裏：他和士兵一起喝粥，擦洗汽車，誰也沒有對他說過一個“不”字。當他把證件寄給軍事學校時，大家都說：“好孩子，你将保衛我們的祖國。”他的學習成績優良，中學時就一直是積極分子，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于軍事學校，領導還給我們寄來過感謝狀。1985年，薩沙在阿富汗……我們爲他驕傲——他參加了戰争。我向我的學生們講述薩沙的事，還有他的朋友們的事。我們盼望他休假時回家來……搬到明斯克市以前，我們住在各地的軍人市鎮，并養成了一種習慣：在家裏從來不鎖門。他沒有按門鈴，進屋便說：“你們找過修理電視機的師傅嗎？”他和朋友們從喀布爾飛到塔什幹，在那兒買到了到頓涅茨克的機票，沒有更近的飛機場了，然後從頓涅茨克（當時明斯克不接受轉機）飛往維爾紐斯。在維爾紐斯要等三小時的火車，他們嫌時間太長，認爲離家隻有兩百公裏，家已近在眼前，就租了一輛汽車。他曬得黝黑，瘦削，隻有牙閃着白光。“我的好兒子呀，”我哭了，“你好瘦呀！”“媽媽，”他抱起我來，滿屋子轉悠。“我活着！我活着！媽媽，您明白嗎？我活着！”兩天以後是新年。他把禮品藏在枞樹下，他買給我一條大圍巾，黑色的。“好兒子，你怎麽選了一條黑色的？”“媽媽，那邊什麽顔色的都有，可是輪到我買時，就隻剩下黑色的了。您瞧瞧，您圍上很合适……”我圍着這條頭巾埋葬了他，兩年裏我再也沒有摘掉。他一向喜歡幹些意想不到的事，說那是“意外的小禮物”。他和姐姐小的時候，發生過這麽一件事。有一天，我和他們的父親回到家裏，發現他倆都不在。我到鄰居家去找，到街上去找，哪兒也找不到姐弟，誰也沒有見到他倆。我大叫起來，急得直哭！這時，裝電視機的箱子蓋突然掀開了（我們買了一台電視機，還沒有來得及把箱子扔掉），從箱子裏鑽出我們的這雙兒女：“媽咪，您哭什麽？”原來他們已經鋪好餐桌，燒好茶水，左等右等，不見我們回來，薩沙就想藏在箱子裏，給我們一個“意外的小禮物”。結果他們藏在裏面，睡着了。他性格溫柔，男孩子像他這麽溫柔的不多。他總是親吻我，擁抱我：“媽咪……好媽咪……”從阿富汗回來後，他變得更溫柔了，家裏的一切他都喜歡。有時，他坐在那裏，一聲不響，誰也看不見。他夜裏有時跳下床來，在屋裏踱來踱去。有一次，他叫喊着醒了：“火光！火光！……媽咪，有人在開槍……”還有一次，夜裏我聽到有人在哭。我們家誰會哭呢？沒有小孩子了。推開他房間的門，他正用雙手抱着頭在哭……“乖兒子，你哭什麽？”“太可怕了，媽媽。”然後他再不說話了，既不對父親說，也不對我說。他和往常一樣走了。我給他烤了一提包核桃餅幹，這是他愛吃的點心，整整一提包，讓他能請大家都嘗一嘗。他們在那邊想吃家鄉的東西……第二次，他還是過年時回的家，開始是等他夏天回來。他在信裏說：“媽媽，盡量多做些糖煮水果，多做些果醬，我回來要把它們吃光喝淨。”從8月拖到9月，他在信裏說想到森林裏去玩玩，想采集香菌，可是他沒有回來。11月過節時，也不見他回來。我們收到他的來信，他說：“我還是過新年時回來吧，你們認爲是否更合适？有小聖誕樹，12月爸爸過生日，媽媽的生日是1月……”12月31日，我整天留在家裏，哪兒也不去。在這之前，我收到一封信：“媽媽，我提前向您訂制黑果餡餅、櫻桃餡餅和奶渣餡餅。”丈夫下班回來後，我決定讓他在家中等兒子，自己到商場去一趟，買一把吉他。早晨我剛剛收到一張明信片，說吉他已經開始有賣的了。薩沙要求過：别買貴的，買個普通的，能在大院裏彈彈就行。我從商場回來，他已經到家了。“哎呀，我的寶貝兒子，我沒能等到你！”他看見了吉他：“多麽漂亮的吉他！”他滿屋跳了起來：“我到家了，家裏多好啊！咱們家大門口的味道都不一般。”他說我們的城市是最漂亮的，街道是最漂亮的，樓是最漂亮的，院裏的槐樹是最漂亮的，他愛這棟樓。可是現在我們住在這棟樓裏太難過了，什麽東西都讓人想起薩沙，要想離開也難，他當年愛這裏的一切。這次他回來後變了樣。不僅僅是我，家裏人都發現了這一點，連他的朋友們也發現了。他對朋友們說：“你們多幸福！你們都想象不出自己多麽幸福！你們天天都像在過節。”我在理發店做了新發型，回到家裏，他很喜歡：“媽媽，您永遠留這種發型吧，您真美！”“我的好兒子，天天做這種發型，需要很多錢。”“我帶回錢來了，都給你們，我不用錢。”有個朋友生了一個兒子，我還記得他帶着一種什麽樣的表情懇求：“讓我抱一抱。”假期快結束時他牙疼，他從小就怕看牙。我拽着他的手，把他拖到衛生所去。我們坐在那裏，等着叫号，我看到他吓得臉上直冒汗。電視裏轉播阿富汗的事情時，他就到另一個房間去。臨行前一個月，他的眼裏流露出憂傷的神情，也許這也是我現在的狀态？可當時我是幸福的，兒子三十歲當了少校，是佩戴着紅星勳章回來的。在機場，我望着他都不敢相信，難道這個英俊的青年軍官是我的兒子？我爲他自豪。過了一個月，他來了一封信。他向父親祝賀蘇聯建軍節，感謝我給他做的香菇餡餅。這封信之後，我不知出了什麽事，睡不着覺。我翻來覆去，躺到早晨5點，眼睛還睜着。3月4日，我做了一個夢：茫茫一片原野，到處都有爆炸的白光……有什麽東西在燃燒……升起一條條長長的白色煙霧……我的薩沙在奔跑，在奔跑，瘋狂地奔跑……他無處躲藏……這兒冒了一股煙，那兒冒了一股煙……我跟在他後邊……像當年在農村，那次我們遇上了雷雨……我用自己的身軀遮住了他，他在我懷裏，像隻小老鼠似的悄悄蠕動：“媽咪，救救我吧！”可是這次我沒能追上他……他長得那麽高，他的步子那麽大……我拼命地跑……我的心要爆炸了……可就是追不上他……大門響了一聲，丈夫進了屋，我和女兒正坐在沙發上。他穿着皮鞋、大衣，戴着帽子，穿過屋子，徑直走到我們面前。他從來不是這個樣子，他一向規規矩矩，因爲他一輩子在部隊裏，他辦什麽都講紀律。他走過來，在我們面前，雙膝跪下：“我們家發生了不幸……”這時我發現門廳裏還有一些人，女護士，軍委會的人，我們學校的教師們，我丈夫的熟人們……相繼走了進來。“薩沙，我的寶貝兒子呀！”三年過去了……可是至今我們仍然不敢打開他的皮箱……那裏裝着薩沙的東西，是和棺材一起運回來的，我覺得那裏有薩沙的氣息……十五枚彈片一下子都打在了他身上，他隻來得及說一句：“媽媽，我疼。”爲什麽？爲什麽是他？那麽乖的孩子，那麽善良。他怎麽會不在了？這些念頭在慢慢地殺死我。我知道，我快死了，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我去找人們談話，我強迫自己去見大家……我和薩沙，和他的名字一起，我講他的情況……我在工學院做過報告，有位女大學生走到我面前，說：“如果當年少給他灌輸那些愛國主義的東西，他就不會死了。”聽她講完話，我感到不舒服，昏倒了。我是爲了薩沙才去的……他不能就這麽随随便便地消失……現在說，那是命運的錯誤，說誰也不需要那場戰争，我們不需要，阿富汗人民也不需要。過去，我憎恨打死薩沙的人，如今我憎恨派他去那邊的國家。你們不要叫我兒子的名字，他現在隻能是我們的，我不會把他交給任何人……連他的名字也不會交給任何人……——一位母親我把自己的一生全忘了火光一閃……一片光亮，像光的噴泉，然後什麽也沒有了……漆黑一片，像是黑夜……我睜開一隻眼睛，望着牆壁：我在什麽地方？在軍醫院……接着我摸了摸自己，胳膊還在嗎……再往下摸……用手碰了一下……怎麽這麽快就摸到底了……怎麽這麽短呀……我明白了：我失去了雙腿。我真要發瘋，各種可惡的想法都湧入腦海：死亡是比這個病房更好的避難所，還不如粉身碎骨，化爲烏有……自己看不見自己，讓别人也看不見我……想到這裏，突然想不下去了，我什麽也不記得了。我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嚴重的震傷……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忘了……我打開自己的身份證，讀到自己的姓名……生在什麽地方……三十歲……已婚……有兩個孩子……都是兒子。現在我需要回憶起大家的長相，一張面孔也記不起來了……第一個來看我的是媽媽。她說：“我是你的媽媽。”她講述我的童年，學校……甚至講了一些瑣事，我上八年級時穿的是什麽大衣。我得過什麽分數……我最愛吃的是豌豆湯……我聽她講話，仿佛看見了站在一旁的自己……我在旁觀自己……食堂值班的女工在呼喚：“你坐到輪椅上，我送你去，你妻子看你來了……”一個美麗的女人站在病房附近……我看了一眼，她站在那兒，讓她站着吧！妻子在哪兒？那個女人就是我的妻子。她講我們的愛情故事……我們是怎樣相識的，我怎樣第一次吻了她……婚禮……怎樣生了兩個兒子……我聽她講，不是在回憶，而是想記住她的話……每當我想回憶什麽事，頭就疼得要命……看着照片，我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又來了幾個人……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本來長得白白胖胖的，現在變得黑黑的了……小孩成了大人……我照着鏡子，看了看自己，還挺像！我把戰争也忘掉了……兩年的事全都忘光了……不過，我現在不喜歡冬天……可是我媽說我童年時最喜歡冬天……下雪……孩子們講起了打仗的事……我好像在看電影……我在想：“我爲什麽會到那邊去？”把娃娃們派到那邊去了……而我是軍官，是職業軍人……是我自己提出的申請……醫生們說我的記憶力能夠恢複……到那時我就會有兩條生命……一條是他們給我講的，另一條是我自己經曆過的……——一位直升機駕駛員，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