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會說謊。——蕭伯納我再也不願意寫戰争了我對自己說，我再也不願意寫戰争了。完成《戰争中沒有女性》一書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正視由于普通磕碰從鼻子裏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區，看到捕魚人歡天喜地地從深水中把魚甩到岸邊沙灘上時，我扭頭就跑開，魚那雙靜止不動的凸泡眼睛讓我作嘔。我們每個人，大概在生理與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儲備力，而我的儲備力已經用盡。我聽見貓被汽車軋死時的慘叫聲就要發瘋，見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鳥類、魚類，如同所有生物一樣，也有形成自己曆史的權利。将來總有一天，有人會把它們的曆史寫出來。然而，突然的事發生了！如果這事可以稱爲“突然”的話。戰争已經進行到第七個年頭了。“人世間的悲痛有百種反映。”（莎士比亞《理查三世》）開車去農村的路上，我們順便捎上了一個上學年齡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購了食品，一個大提包裏露出幾個雞頭，行李架上塞了一網袋面包。進了村子，她的母親出來迎接。她站在籬笆牆旁高聲喊叫。“媽媽！”小姑娘向她跑過去。“哎呀，我的好閨女，可來信了。咱們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們像運回費多裏諾夫的伊萬那樣，也會把他運回來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撫養大的不是一個小夥子，是一棵大橡樹啊……有兩米高。他來信說：‘媽媽，驕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積德行善的人們喲……”再講一件去年的事。一位軍官帶着旅行包坐在汽車站的候車室裏，大廳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個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腦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幹無花果的箱子裏挖來挖去。幾位農村婦女老實巴交地湊到他們身邊，坐了下來，她們問：“到哪裏去？幹什麽去？他是什麽人？”軍官是護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從喀布爾開始他就亂挖，手裏有什麽東西就用什麽挖，不管是鐵鍁、叉子、棍子，還是自來水筆。”那個孩子仰起頭來說：“應當掩蔽起來……我在挖戰壕……我挖得可快啦……我們把戰壕叫陣亡将士公墓……我要爲你們大家挖條大戰壕……”我平生第一次看見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我周圍的人都在議論什麽呢？都在撰寫什麽呢？他們議論的、撰寫的都是什麽國際主義義務，地理政治，我們的國家利益，南部國境線。在預制闆搭起來的房子裏，在農家茅舍裏，窗台上擺着一盆盆無憂無慮的天竺葵。民間暗地裏流傳着有關陣亡通知書的事，有關鋅皮棺材的事，說赫魯曉夫時代建起來的小房子容納不下那種棺材。不久以前，母親們還撲在釘得嚴嚴實實的鐵箱子上，絕望地呼天搶地；這時她們又在職工面前、在學校裏，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對祖國應盡的義務”。在書報檢察機關所密切注意的關于報道戰争的文章中，從不提蘇聯士兵的死亡。他們硬要我們相信，“蘇軍有限人員”正在幫助兄弟國家的人民鋪修公路，正往村子裏運送肥料，而蘇聯軍醫們正在爲阿富汗的婦女們助産接生，很多人信以爲真。回國的士兵們把吉他帶到學校裏去，唱一些本來應該大聲疾呼的事……我和一個人談了很久，我想從他口中聽到，作出開槍還是不開槍這一選擇時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開了。對他來說，這事似乎不是什麽悲劇。什麽是好？什麽是壞？“爲了社會主義”殺人就好！軍令已經爲這些孩子劃定了道德的規範。尤·卡裏亞金寫道：“任何一樁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識進行判斷。可悲的是，這種自我意識與曆史并不相符。”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讀到這麽一句話：“人在自我中永遠地喪失了。”可是，我再也不願意寫戰争了……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戰場上塔什幹航空港裏悶熱，處處是瓜味，簡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兩點鍾，我望了一眼水銀柱——三十攝氏度。半野不野的肥貓，據說是阿富汗種，毫不膽怯地往出租車下邊鑽。年紀輕輕的士兵們（他們還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從療養地歸來的、皮膚曬成醬紫色的人之間，在木箱之間，在水果筐之間一跳一跳地走動。誰也不理會他們，大家習以爲常了。他們鋪上一張舊報紙或一本舊雜志，席地而睡、席地用餐，過了一周又一周，他們就是買不到飛往薩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亞、伏羅希洛夫格勒、基輔、明斯克的機票……他們在什麽地方被弄成殘廢的？他們在那邊保衛了什麽？沒人對這些事感興趣。隻有一個小孩睜大眼睛盯着他們，還有一個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說：“你過來……讓我可憐可憐你……”他用拐杖把她轟走了。可她并沒有生氣，還說了兩句隻有女人才能說出來的、讓人傷心的話。我身旁坐着幾位軍官，他們在議論我國生産的假肢如何不好，還在談論傷寒、霍亂、瘧疾和肝炎。他們說，頭幾年沒有水井，沒有廚房，沒有浴室，沒有東西可以刷洗鍋碗瓢盆。還議論誰帶回來了什麽東西，有人帶回來攝影機，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戰争對某些人來說如同後娘，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則是親媽。我還記得他們用怎樣的目光觀望那些休假歸來的漂亮婦女，她們身穿袒胸露背的連衣裙……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過軍人武夫，說他們是“世界上最不動腦子的人”。人雜的地方散發着廁所堵塞的氣味。我們長時間等候飛往喀布爾的飛機，突然出現了很多女人。下邊是她們談話中的零碎句子：“我的耳朵開始聽不清了。最初是聽不見鳥兒在高空鳴唱，比如，我一點兒也聽不見鹀雀的叫聲。我把它們的叫聲錄了音，調到最高頻率……這是頭部挫傷的後遺症……”“你得先開槍，然後再查明情況，被打死的是婦女還是嬰兒……人人都有自己的噩夢……”“槍聲一響，毛驢就躺下；槍聲停了，它就站起來。”“我在蘇聯是什麽人？是妓女？這事我們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裏賺幾個錢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樣？個個是酒鬼。”“将軍說過要盡國際主義義務，要保衛南部國境。他甚至動了感情，說：‘給他們帶點水果糖。他們還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禮物。’”“軍官很年輕。當他得知他的一條腿被截時，便哭了。他長得像個大姑娘，皮膚粉紅白皙。起初我害怕見死人，特别是沒有胳膊沒有腿的死人……後來習慣了……”“若當了俘虜，他們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後又把砍斷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帶包紮起來，免得流血過多死了。他們就這樣把人扔下，我們的人把他們找回來時，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療。”“海關看見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帶了什麽東西？’‘我什麽也沒帶。’‘什麽也沒帶？’他們不相信，逼我脫衣服，隻剩下一條褲衩。因爲人人都帶了兩個皮包。”“起來，否則就睡過站了……”飛機已到了喀布爾上空。飛機在下降。炮聲隆隆。巡邏兵端着自動步槍、穿着防彈背心檢查通行證。我本來不想再寫戰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戰場上。觀察他人怎樣顯示勇氣，怎樣去冒險，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飯，路上跟哨兵打了個招呼，半個小時以後，這位哨兵被一塊飛進衛戍區的流彈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憶這個孩子的相貌……此地把記者稱爲編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樣。我們作家小組裏幾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們都急于到最遠的哨所去，想沖鋒陷陣。我問其中的一個人：“爲了什麽？”“我對這事感興趣，我将來可以說：我到過薩蘭格……我要放幾槍……”我怎麽也擺脫不了一種感覺：戰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質。對我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摘自他人的講話——“我靠近開了一槍，眼看着那個人的頭骨飛散開了。我心想：‘這是第一個。’戰鬥之後，有些人受傷，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語……我在這兒夢見了電車，夢見我乘電車回家……我最喜歡回憶媽媽烤餡餅的場景……家裏充滿揉面的香味……”“你和一個好小夥交了朋友……後來，你看見他的腸子一串串挂在石頭上……這時，你就開始想要替他報仇了。”“我們在等待馱運隊，等了兩三天。我們躺在滾熱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瘋了，你滿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彈……一陣槍擊之後，一切都結束了。這時，我們發現馱運隊載的是香蕉和果子醬……那次吃的甜玩意兒足夠回味一輩子……”按普希金的看法，一個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實感都寫出來（或都講出來），是力所不及的。坦克上寫着紅色的大字：“爲馬爾金報仇雪恨。”一個年輕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嬰兒。大概隻有受了傷的野獸才能嚎得這麽凄慘。我乘車經過一個個被摧毀的村莊，村莊活像是翻耕後的田地。不久以前，這兒還是一座座農舍，現在成了一堆堆沒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槍的黑暗還可怕。我在軍醫院裏看見，一個俄羅斯姑娘把一個絨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兩條胳膊都沒有了。有人把他母親的話譯給我聽：“是你們俄國人開槍打的。”又問：“你有孩子嗎？是男孩還是女孩？”我怎麽也無法弄明白，在她的話裏，更多的是恐懼還是寬恕？人們在講聖戰者對付我們俘虜的殘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紀時人的所作所爲。這個國家的确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他們的年代現在是14世紀。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中，馬克西莫維奇評價一個山民殺死貝拉父親的行爲時說：“當然喽，按他們的觀點，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國人的觀點，那是獸性行爲。作家發現了俄羅斯人民的這一驚人特點：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場上，并用“他們”的觀點觀察、理解事物。可是現在……摘自他人的講話——俘虜了幾個“杜赫”……我們審訊他們：“軍用倉庫在哪兒？”他們不語。我們用直升機把其中的兩個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兒？指給我們看……”他們不語。于是我們把一個人抛向山岩。他們打死了我的朋友。他們還想笑，還想高興？他已經不存在了……哪兒人多，我就往哪兒開槍……我開槍掃射過阿富汗人的婚禮……新郎和新娘，一對新人正走着……我不憐憫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伊萬·卡拉馬佐夫說：“野獸永遠不會像人那麽兇殘，兇殘得那麽巧妙，又那麽藝術。”是的，我預料到我們不願意聆聽，也不想寫下這些事。但是任何一場戰争，不管是誰指揮的，是爲何而戰的，尤利烏斯·恺撒也好，約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殘殺。這是殺人，但我們國内對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爲什麽學校裏不提愛國主義教育，而提軍事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我何必爲“爲什麽”而驚訝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軍事社會主義、軍事國家、軍事思維方法。難道我們不想成爲另外一種人嗎？……不能如此考驗一個人，人是經受不住這種考驗的。在醫學上，這叫“活體試驗”，即用活人進行實驗。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句話，說“人是川流不息的”。晚上打開了錄音機，欣賞“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們的嗓音還沒有定型，他們模仿維索茨基沙啞地叫着：“太陽像顆大炸彈，落在村莊上”，“我不需要榮譽，我們能活下去就算是褒獎”，“我們爲什麽要殺人？爲什麽要殺我們”，“可愛的俄羅斯呀，你怎麽竟把我出賣了”，“我已經開始忘記人們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們的責任更重大，你是我們的宇宙”，“獨腿漢子像隻大鳥，在海濱跳躍”，“死者已不屬于任何人，他臉上已經沒有仇恨”。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士兵返回蘇聯，我站在送行的人們中間。我走到一個娃娃兵面前，他沒有舌頭，成了啞巴，他被俘過，小兵制服裏邊露出軍醫院的病号衣。我問他話，他一個勁兒地寫自己的名字：萬涅奇卡，萬涅奇卡。他寫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萬涅奇卡……他長得很像我白天談過話的那個小夥子，他反反複複地說：“媽媽在家等着我。”……我們乘車最後一次穿過冰雪封凍的喀布爾市區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貼畫前開過去：“共産主義是光明的未來”，“喀布爾是和平的城市”，“黨和人民團結一緻”。這是我國印刷廠印制的招貼畫。我們的列甯站在這裏，舉着一隻手……在航空港遇見了幾位熟悉的攝影師，他們在拍攝裝運“黑色郁金香”的過程。他們講話時不擡眼皮，講如何給死者穿上舊軍服，還有馬褲，有時這類衣服也不夠用，就不穿軍衣，光着身子裝進棺材。舊木闆、鏽釘子……“冷庫裏運來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鮮的野豬肉味……”如果我把這些事都寫出來，誰能相信我？我們彼此太貼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我的創作之路還是從人走向人，從文獻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畫，誰也不談文獻，都談形象，都談現實的幻覺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實況，而是“按自己的形象與精神”創造的。我的研究對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曆程，而不是戰争本身的曆程。人們想的是什麽？希求的是什麽？他們爲何而歡樂？爲何而懼怕？他們記住了什麽？這場戰争耗時比偉大的衛國戰争長一倍，而我們對它的了解，恰恰隻限于我們不必爲它擔心的那點内容，免得我們看見自己的本來面貌而心驚肉跳。尼·别爾嘉耶夫在書中寫道：“俄羅斯作家永遠對真理更爲關心，而不是美。”我們正是在尋求這一真理的過程中，度過了自己的一生。今天尤其如此，在寫作台前、在街道上、在集會中，甚至在節日的晚宴上。我們無盡無休思考的是什麽呢？仍然是那些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裏去？到了這時我們才弄清楚，我們對待任何事物，甚至對待人的生命，也沒有像對待有關自己的神話這樣關懷備至。我們是最最優秀、最最正義、最最誠摯的，這種看法灌入我們的頭腦，已經根深蒂固了。誰若是敢對此有所懷疑，立刻會被扣上違背誓言的罪名，這在我國被視爲大逆不道！摘自曆史——“1801年1月20日谕旨：頓河首領瓦西裏·奧爾洛夫率其哥薩克人向印度進軍。當月内他們就抵達了奧倫堡，再由該地繼續挺進，三個月之内‘經布哈拉與希瓦，抵達印度河’。不久，三萬名哥薩克人渡過伏爾加河深入哈薩克草原。”摘自當今報紙——“鐵爾梅茲市的扁桃樹鮮花怒放，今年2月，即使大自然不饋贈這一厚禮，古城居民也會把這些日子作爲最隆重最喜慶的時刻銘記心中……”“樂隊開始演奏。祖國在歡迎親愛的兒子歸來，我們的男子漢完成了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返回了家鄉……這些年，蘇聯士兵們在阿富汗修複和新建了數百棟小學、貴族子弟學校和中等學校校舍，三十座醫院和同樣數目的幼兒園，近四百棟居民住宅，三十五座清真寺，幾十眼水井，近一百五十公裏水渠與河道……他們在喀布爾擔負了保衛軍事目标與和平設施的任務。”再引一句尼·别爾嘉耶夫的話：“我從來不屬于任何人，我僅僅是自己的我。”這話不是針對我們說的。我們這兒的真理，總是爲某人或某事服務的：爲革命利益，爲無産階級政權，爲黨，爲大胡子獨裁者，爲第一或第二個五年計劃，爲曆屆代表大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後的力氣喊出：“真理高于俄羅斯。”《新約全書·馬太福音》中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爲将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見24章，第4——5節）來者人數很多，甚至難以曆數他們的名字……我反問自己。我詢問别人。我尋找答案。我們每個人是怎樣扼殺了心中的勇氣？怎樣把我們的普通男兒變成了殺人的人？爲什麽爲了某人的需要，就可以對我們爲所欲爲？然而，我不對我的所見所聞作出評判，我隻想把人的世界按本來面目反映出來。今天對戰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對生與死的真理思考一樣，比過去廣泛多了。人終于達到了自己在不完美時所期望的目的：他能夠一舉殺死所有的人。蘇軍在阿富汗每年作戰的人數多達十萬，如今這已不再是秘密了，十年裏一共一百萬。戰争還有另一種統計方法：發射了多少發子彈和炮彈，擊毀了多少架直升機，報廢和穿破了多少套制服，毀壞了多少輛汽車。這一切需要我們付出多少代價啊？蘇軍死傷五萬。這個數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因爲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巧于統計的。時至今日，衛國戰争期間犧牲的人數我們還在統計，屍體還在埋葬……摘自他人的講話——“我甚至在夜裏都害怕見到血……害怕自己的夢……我現在連個甲蟲都不忍心踩……”“這些話我能對誰講呢？誰會聽呢？鮑裏斯·斯魯茨基有一句詩：‘當我們從戰場歸來，我才明白，我們不爲人們所需要。’我身上有門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全部元素……傷寒病至今還在折磨我……不久以前，我去拔牙……拔了一顆又一顆……我在休克中疼得突然嚷了一句……女醫生瞧着我……近乎厭惡地說：‘滿嘴是血，還說話……’我心想，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會講真話了，因爲人人都這麽看待我們，滿嘴是血，他們還說話……”因此，我在本書中不寫真名實姓。有人請求我爲他們的忏悔保守秘密，而另外一些人，我不能讓他們落到無人保護的境地，因爲有人急于責備他們，對他們大叫：“滿嘴是血，他們還說話。”我們還要在某處尋找該責怪的人嗎？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辦法：“這事責任在他……這事責任在他們……”不！我們彼此太貼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我的日記本中保留了他們的姓名。也許，有朝一日，我的主人公們希望别人了解他們：謝爾蓋·阿米爾哈尼揚，大尉；弗拉基米爾·阿加波夫，上尉，小隊長；塔契亞娜·别洛澤爾斯基赫，女職員；維克托利娅·弗拉基米羅夫娜·巴爾塔舍維奇，犧牲列兵尤裏·巴爾塔舍維奇的母親；德米特裏·巴勃金，列兵，瞄準手，操作員；瑪娅·耶米裏揚諾夫娜·巴布克，犧牲女護士斯韋特蘭娜·巴布克的母親；瑪麗娅·傑列恩切夫娜·博布科娃，犧牲列兵列昂尼德·博布科夫的母親；奧林匹阿達·羅曼諾夫娜·巴烏科娃，犧牲列兵亞曆山大·巴烏科夫的母親；塔伊霞·尼古拉耶夫娜·博古什，犧牲列兵維克托·博古什的母親；維克托利娅·謝苗諾夫娜·瓦洛維奇，犧牲上尉瓦列裏·瓦洛維奇的母親；塔契娅娜·蓋辛科，女護士；瓦基姆·戈魯什科夫，上尉，翻譯；蓋納基·古巴諾夫，大尉，飛行員；英娜·謝爾蓋耶夫娜·戈洛夫涅娃，犧牲上尉尤裏·戈洛夫涅夫的母親；阿納托利·傑維契亞羅夫，少校，炮兵團宣傳員；丹尼斯·Л，列兵，擲彈筒手；塔瑪拉·多夫納爾，犧牲上尉彼得·多夫納爾的妻子；葉卡捷琳娜·尼基京奇娜·П，犧牲少校亞曆山大·П的母親；弗拉基米爾·葉羅赫維茨，列兵，擲彈筒手；索菲娅·格利高裏耶夫娜·茹拉夫廖娃，犧牲列兵亞曆山大·茹拉夫廖夫的母親；娜塔麗娅·熱斯托夫斯卡娅，女護士；瑪麗娅·奧奴弗裏耶夫娜·吉裏菲加羅娃，犧牲列兵奧列格·吉裏菲加羅夫的母親；瓦基姆·伊萬諾夫，上尉，工兵排指揮員；加麗娜·費多羅夫娜·伊裏欽科，犧牲列兵亞曆山大·伊裏欽科的母親；葉甫蓋尼·克拉斯尼克，列兵，摩托化步兵；康斯坦丁·М，軍事顧問；葉甫蓋尼·科傑裏尼科夫，準尉，偵察連衛生指導員；亞曆山大·科斯塔科夫，列兵，通信員；亞曆山大·庫夫什尼科夫，上尉，迫擊炮連指揮員；娜傑日達·謝爾蓋耶夫娜·科茲洛娃，犧牲列兵安德烈·科茲洛夫的母親；瑪麗娜·基謝廖娃，女職員；維拉·費多羅夫娜·К，犧牲列兵尼古拉·К的母親；塔拉斯·凱茨姆爾，列兵；彼得·庫爾巴諾夫，少校，山區步兵連指揮員；瓦西裏·庫比克，準尉；奧列格·列留申科，列兵，擲彈筒手；亞曆山大·列列特科，列兵；謝爾蓋·羅斯庫托夫，軍隊外科醫生；瓦列裏·利西欽諾克，中士，通訊員；維拉·雷辛，女職員；葉甫蓋尼·斯捷潘諾維奇·穆赫爾托夫，少校，大隊指揮員，以及他的兒子安德烈·穆赫爾托夫，少尉；利季娅·葉菲莫夫娜·曼克維奇，犧牲中士德米特裏·曼克維奇的母親；加麗娜·穆裏亞瓦娅，犧牲大尉斯傑潘·穆裏亞沃伊的妻子；弗拉基米爾·米霍拉普，列兵，迫擊炮手；亞曆山大·尼古拉因科，大尉，直升機小隊指揮員；奧列格·Л，直升機飛行員；娜塔麗娅·奧爾洛娃，女職員；加麗娜·帕甫洛娃，女護士；弗拉基米爾·潘克拉托夫，列兵，偵察員；維塔利·魯任采夫，列兵，司機；謝爾蓋·魯薩克，列兵，坦克手；米哈依爾·西羅京，上尉，飛行員；亞曆山大·蘇霍魯科夫，上尉，山區步兵指揮連指揮；伊戈爾·薩溫斯基，中尉，摩托化步兵連指揮；季莫菲·斯米爾諾夫，中士，炮兵；瓦列京娜·基裏羅夫娜·薩恩科，犧牲列兵瓦列京·薩恩科的母親；弗拉基米爾·西曼甯，中校；托馬斯·М，中士，步兵連指揮；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塔塔爾欽科，犧牲列兵伊戈爾·塔塔爾欽科的父親；弗拉基米爾·烏拉諾夫，大尉；塔瑪拉·法捷耶娃，細菌學醫生；柳德米拉·哈利頓契克，犧牲上尉尤裏·哈利頓契克的妻子；加麗娜·哈裏烏利娜，女職員；瓦列裏·胡佳科夫，少校；瓦列京娜·雅科夫列娃，準尉，機要科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