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人院顯然是個隐喻。這隐喻在當時看來便似乎太淺顯，何況今天已經有不少人看過了《肖申克的救贖》和《楚門的世界》；當然，有些人會願意扯上《看上去很美》，姑且算它一個吧。

麥克墨菲顯然是個混混，而且有點小聰明，靠着裝瘋賣傻躲避了牢獄之災——雖然代價是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護士長拉契特顯然是個好人，道德上完美無缺，是個完美的制度與即成世界的捍衛者。影片最後小混混墨菲成了英雄，而“該院最好的護士”拉契特卻是個地道的惡魔。這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

實際上，抛去各種影評和溢美之詞給我們戴上的有色眼鏡，我們可以感覺到，是“瘋人院”這個環境成就了麥克墨菲，因爲他若在一個相對正常的環境裏，他能做的事就隻有“至少五次因鬧事被逮捕”——無論以他所處的時代或者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樣的人都無法被稱爲英雄。但恰好他被送進了瘋人院，他不安分的性情，讓他打破的制度恰好是那麽不合理——而我們可以想見，以他的性情，合理的制度他也會打破的。所以，可謂是“時勢造英雄”，麥克墨菲被人稱道的英雄主義色彩似乎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濃烈，而所謂的“殉道精神”更是有點生拉硬拽。

但是，畢竟麥克墨菲是作爲一個被藝術化、誇張了的形象出現在影片裏的，從戲劇效果的角度考慮，麥克墨菲的流氓氣與護士長拉契特的道貌岸然形成的強烈對比，很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們應當可以看到的确是他的這股與衆不同的流氓氣，讓他對制度——他才不管這制度是好是壞，隻要這制度限制了他——無比憎恨和對自由極度渴求，讓他對生活充滿激情，讓他嘗試“飛越瘋人院”。如此便夠了。何況魯迅他老人家的那句“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也能爲他開脫不少。一個執着于“費厄潑賴”的道德完人，有多少激情來抵抗不自由、來面對如潮的不講究“費厄潑賴”的敵人？隻有流氓才能對付道貌岸然的衛道士，這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若麥克墨菲是個道德高尚并有極高覺悟、已經自我覺醒的很有境界的正人君子，我會以爲我是在看一部長春電影制片廠出産的片子。

關于護士長拉契特的評價，相對而言，似乎可以簡單很多。很多人認爲她是個惡魔，這大概是沒錯了。但試圖通過舉她大聲播放音樂來“折磨”病人、在病情讨論會上揭病人傷口等例子來證明這個結論，則顯得有點太過簡單了。若她這個角色如此單薄，如何讓她的扮演者路易絲?弗萊徹獲得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實際上我們縱觀整部電影，看不出拉契特有任何通過虐待病人而獲得快感的迹象。

播放音樂是好的，而有些老人耳朵不大好，需要大點聲，似乎沒什麽問題；通過大家讨論來治療病人，出發點也顯然是沒錯的；大部分人，特别是些老人家習慣了現行的作息時間，不因棒球比賽而改變作息，免得打攪了他們，道理上也沒錯。單純地從動機而言，我們看到拉契特是處處爲病人着想；哪怕結果并不盡人意，她也沒有從病人的不悅、甚至痛苦中獲得任何惡意的快感。也就是說，道德上她似乎無懈可擊。但事實上，過大的音量的确影響了病人的正常交流；而大部分的病人其實不想暴露私、揭自己的傷疤；有不少病人是很想看棒球賽的。于是我們發現，拉契特之所以爲惡魔，正在于她是個好人，是一個道德上完美無缺，對制度異常執着的人，正是這種占領了道德制高點的優越感，讓她在“一切都是爲了病人好”的道德掩護下絲毫不顧忌病人的感受，一意孤行地堅持不合理——她當然不這麽覺得——的制度，傷害——她也當然認爲是在幫助——病人。這不禁讓我們想到我們中國的那些“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先生們，當他們把出軌或者疑似出軌的女性塞進豬籠，沉入水底時，他們是不會有任何罪惡感或者獲得任何犯罪的快感的——他們隻會痛心疾首地感慨世風日下，同時覺得自己的行爲無比正确。不合理的制度已經内化爲心中的道德律，他們做出的行爲便隻能代表制度而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了，因爲已經被徹底制度化的他們已經成了制度的一部分。

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缪在《鼠疫》中寫道“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并不在這裏。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别，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爲什麽都知道，于是乎就認爲有權殺人。”這段話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示。

護士長拉契特的不敏感或者說無知——不論這是天生的還是制度化的結果——讓她漠視病人的需求，而又正是這種漠視，讓她能毫無顧忌地揮舞她的道德大棒來執行她所奉行的行爲準則和道德律，而這更進一步地導緻她的無知。如此，她便陷入一種不可抑制的“自激”，像一條咬着自己尾巴原地打轉的蛇，生活在自己的一個能自圓其說的封閉的世界裏；而在這個能自圓其說的世界裏，她是“全知全能”的——“于是乎就認爲有權殺人”。分析到這裏，我們便會發覺拉契特其實比麥克墨菲更有代表性，她實際上代表了我們這個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好人，但由于無可避免的智力上的局限性，于是好心辦壞事。當我們用相對尖銳、惡毒的語言來形容這種人（其中必然包括我們自己）時，那便是如易蔔生在《人民公敵》中對“結實的大多數”的描述：“我們這兒，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敵人就是那結實的多數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的該死的結實的多數派！現在你們明白了！”，“真理”、“自由”、“自由思想”都是好詞，用任何一個其他的好詞來更換它們，關于“結實的多數派”的說法也是成立的。“爲了病人好”的拉契特自己便是病人們最大的敵人，于是無意中便做了“結實的多數派”。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這是道德的悖謬。

我在文章開頭提到了《看上去很美》，這是因爲06年這部片子上映時，有人起哄稱它爲“中國的《飛越瘋人院》”，“兒童版《飛越瘋人院》”。單純地就角色和某些場景而言，兩者的确有相似之處，比如說“幼兒園”對應“瘋人院”，李老師對應護士長拉契特，方槍槍對應麥克墨菲，集體拉屎對應“Medicime”等等。但問題是，表面看來，《飛越瘋人院》和《看上去很美》都是一部關于專制與自由、制度化與反抗制度化的電影，就這點而言，兩部電影的确是極其相似。但其實《飛越瘋人院》還有一更深層次的内涵。當我們拿《飛越瘋人院》和《肖申克救贖》、《楚門的世界》以及《看上去很美》一起做比較時，往往隻着眼于這幾部影片的主題都是表達了對自由的追求和對人的關懷，但卻忽視了《飛越瘋人院》與其他片子在表達這一主題上的方法上的不同，而這種表達方法上的不同，恰是他高于其他片子的地方。《肖申克的救贖》等幾部片子是在通過制度——制度化與反制度化——來體現對人的關懷和對自由的思索與追求；而《飛越瘋人院》則更多的是直接地通過“人”這一命題本身來表達對人的關懷和對自由的理解。它其實是以麥克墨菲和拉契特的矛盾爲引子，通過對其他病人，尤其是酋長、比利兩人的刻畫，表達了一個更深層次的近乎哲學的命題，那便是：如何對待“自我”，從而不單對制度化進行批判，更多的是去試圖探索、揭開這種“制度化”産生的根源。

在《飛越瘋人院》裏，我們會發現被真正制度化的其實隻有一人，那便是制度的代表護士長拉契特；而反制度化的也隻有一人，麥克墨菲。其他病人，除了少數幾個有暴力傾向的以外，制度于他們是沒有多少關系、可有可無的，因爲他們都是自願進入這個瘋人院的。是的，他們都是自願的，不同于《肖申克救贖》裏被強行關押的犯人們；不同于《楚門的世界》裏生來便在攝影棚裏的楚門；也不同于被迫上幼兒園的方槍槍們。他們都是自願的。他們自己選擇了進來，并且随時可以選擇離開——當麥克墨菲知道這點時，感到無比震驚，因爲在他看來這完全不可思議。很多人會從病人們并不願意離開這所瘋人院并對護士、看守們逆來順受而得出他們已經被制度化的結論，姑且這麽認爲吧；但他們忽視了一點，那便是病人們是自願進來的。如果他們真的被制度化了，那制度化也隻能是果，在他們進入瘋人院之前便存在的、讓他們接受制度化的因更加引人思索、讓人毛骨悚然。

他們爲什麽會選擇主動進入這個瘋人院？影片對除了麥克墨菲的其他病人的刻畫似乎告訴了我們答案。比如說酋長。酋長是印第安人，一開始是醫院裏病得最嚴重的人。他雖然身體強壯，牛高馬大，卻嚴重的自我壓抑，反映遲鈍，從不說話，以至人們都以爲他又聾又啞。而後來，在麥克墨菲的鼓動和激勵下，他漸漸與其他人接觸了起來，最後成了墨菲知心的朋友。在一次與麥克墨菲的對話中，墨菲說酋長很強大，而酋長卻說道：“我父親才是真正的強。他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隻要他喜歡……所以大家都不放過他……”顯然酋長的父親的遭遇讓他對自我的釋放産生了懷疑，從而導緻極其嚴重的自我壓抑。我們再看比利。比利是一位弱小、自卑、口吃的病人，當麥克墨菲準備逃跑時，邀請他一起走，他說：“我還沒有準備好。”我相信這不但是比利一個人的答案，也是全體病人的答案。他們都“沒有準備好”。而這種對自己的不信任、強烈的自我壓抑，使他們主動選擇進入瘋人院，甘願接受各種不人道的待遇。在影片的最後部分，麥克墨菲把她的女朋友弄進了瘋人院，并舉行了一個派對。那個晚上，墨菲甚至讓他的女朋友跟比利發生了性關系，以滿足比利對他女朋友的愛慕之情——某種程度上，比利的自我壓抑就是由于曾經被喜愛的女性拒絕而造成的。這件事第二天被拉契特發現了，在她質問比利，并對他表示徹底的失望時，我們可以看到比利在回擊她時口吃的毛病消失了。這是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情節，比利通過欲望的達成而解除了自我壓抑，于是作爲他“不正常”标記之一的口吃便消失了。雖然比利最後在拉契特的刺激下悲憤地割開了自己的手腕，自殺了。但我們可以想見，他在解除了自我壓抑的那一刻，他便已獲得了自由。

影片的結尾墨菲去世了。在比利因拉契特的刺激而自殺後，他襲擊拉契特，從而被切除了腦白質成了真正的白癡。此時已經尋回了自我的酋長不忍心見到墨菲如此痛苦且荒謬地活着，便用枕頭悶死了他，然後扛起水泥台，砸開了窗戶，獨自一人，在晨曦中向遠方的樹林跑去。而在他身後，是其他病人遠眺他高大的背影時發出的陣陣歡呼。

是的，酋長自由了，但與其說這是挑戰制度、規則的勝利，不如說是因爲他重新認識了自我，釋放了自我。而其他病人，他們望着酋長的背影，望着洞開的窗戶卻沒有行動，這顯然不是制度和規則的原因，而仍是因爲“内心不自由”，還“沒有準備好”。但好歹他們歡呼了——他們對自由有了向往。

“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懲罰。”馬克思如是說。

麥克墨菲，顯然他一直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