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着幾分谄媚，原本當地小吏做了現任市長晁慶的秘書。秘書說道：“市長，外面跪了小百十号人呢，都是那些大宗族派來的人，說是請願令咱們市府改弦更張的。”
晁慶點點頭，說道：“知道了，讓他們跪着吧。”
秘書微微驚訝，道：“可是外面老些人看着呢，怕是影響不好吧。”
晁慶哂笑道：“影響就影響吧，我知道徽州宗族勢力大，甚至能取代官方，還有私審私刑的。但是現在是大唐治下，法制社會，現代國家，舊的一套已經行不通了，除了大家族中讓别人養活的寄生蟲，真正願意好好過日子的，誰願意人身受家族這麽個畸形存在的限制？就讓他們跪，記着等過了最熱的時候給軍警打個招呼，以他們妨害公共治安，全給弄走，不走就拿電棒招呼。”
市府前的這場鬧劇最終還是在軍警出現後告終了。跟大多地方一樣，現在地方的治安都是由軍隊來管理的，實際是軍人但幹得确實警察的事情，這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因爲具有暴力機器，所以新政權的政策才能夠執行下去。
大唐徽州市府對付當地的宗族勢力，打的是一套組合拳。
第二天，一個卡車車隊進入了徽州府，運來的一車車的大米。同日，徽州糧店開張大吉，以低于市價一半的超低價開始出售糧食。這是市長晁慶的第一招，打壓當地糧價。跟北方一些地區自耕農數量比較大不同，徽州宗族體制下絕大多數土地掌握在宗族手中。而徽州多山，糧食出産少，人均田畝甚至在康熙年間僅有1.9畝，至道光時跌到1.5畝，而當時4畝田才能養活一個人，所以徽州糧食主要靠外運，糧價乃江南地區最高的。
雖然徽州當地人糧食基本自用，但不耕田的人更多，所以糧食交易還是占了宗族們很重要的收入。晁慶從外地調糧來徽州，就等于給了徽州宗族們一個暴擊。
陳氏宗族中，陳芳和等耋老咬牙切齒，大罵唐人。
陳國昌對此意料之中，說道：“大唐北美各地農耕條件好，據說耕地比中原加起來還更多。唐人又有化肥、農耕機器之類，産量極高，大片土地都是休耕的。這些年各地的糧食價格那麽低，都是因爲北美糧食進來給壓的。唐人想控制糧價，那是易如反掌的。”
陳芳葳道：“以半價賣糧，唐人肯定也是虧的，照我說，應該連同其他宗族，就用這個價格收了唐人的糧食。我看他們有多少糧食能這麽虧本。”
陳國昌還是反對，不過反對無效。陳家人很快聯系了幾個宗族，立即大舉采購糧食。市府中晁慶知道了這事，笑而不語，隻是通知上海那邊往徽州加運糧食。
這場針對糧價的戰鬥，前後打了十多天的時間，晁慶從上海調糧是隻有運輸成本的，因爲那些本身就是大唐的倉儲陳糧，是準備拿來報廢或者工業生産的。徽州宗族倒是戰鬥力十足地吃進了大量的糧食，可是愣是沒有讓糧食價格漲哪怕一分錢。
而這個時候，晁慶的組合拳第二招也來了。
陳國昌最不願意看見的事情來了，他們陳家主要做向各地出口徽州物産，順便代理大唐貨物。原本徽商是自己攜貨物販運的，可是後來因爲大唐的物流力量太強，徽商認爲借助大唐運輸公司更有利可圖，所以現在基本已經脫離了中間的物流過程。
陳家已經被通知，與他們合作密切的運輸公司最近業務太忙，無法接他們家的生意。而一直向陳家出售唐貨的上家也表示最近公司業務調整，暫時停止跟陳家的合作。陳國昌自然知道大唐商人無分國有還是私人，實際是一體的，如果其政府有什麽舉動，必然能夠發動公私商人一同應對。
陳家現在主要進項就指望生意了，而這一下子等于生意就砸在手中了，倒黴的是族中所有人，甚至讓很多平時參與經商的族人也開始強烈反對起來。
陳國昌的堂弟陳國熹平時不敢在族老面前放肆，這次卻是直接提出，道：“族田雖然多，但是一點糧食根本不值什麽錢，租給佃戶每年也無多少收入，現在家中丁口也不指望族田所産。家中真正緊要的是商路，自古民不與官鬥，就說滿清來的時候，讓族人棄漢家衣冠都棄了，這次不過是将族田平均分給家中人，說到底田地還是咱們陳家自己的。這樣跟政府鬧下去，吃虧的隻能是咱們陳家自己，怕是偌大家業便要毀在我們這些不肖子孫手中。”
陳芳和拍桌怒道：“放肆，當年大清朝入關，雖然剃發易服，但行得還是祖宗之法，綱常倫理仍在，如今這唐人政府恣意妄爲，是滅我綱常家法，怎能一并論之？”
陳國熹因爲這次事件，自己損失最大，對族中耋老意見也大，他頂撞道：“照四叔的意思，什麽國什麽朝都是虛的，就是宗族最大。這般說法，真讓人齒寒。我看要緊的不是綱常不是君父，要緊的是某些人的權勢吧。”
說完陳國熹拂袖而去，不再理家中這些朽木。
同樣的場景在徽州許多宗族中也在上演。一個大家族總有些有本事的人，也總有些什麽也不幹占便宜的人。血緣紐帶是維系家族的核心，但同樣利益也起到關鍵作用。明清兩代徽州宗族之間争家産的事情不絕于耳，各大宗族也立了很多家規避免出現兄弟阋于牆的場景。可是這個已經限制人的發展的舊制度，沒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雖然大家族很難完全衰落下來，但是總會因爲一些家族矛盾被打擊。
大唐需要做的，隻是激發人們心中對公平的追求，分化一個大宗族中不同身份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