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這種信任甚至會發展成一種迷信，大唐絕對禁止個人崇拜這種事情，但是還是很多人一聽是白南的決斷，就下意識地認爲這是正确的。白南後來發覺這個問題之後，在進行讨論的時候很多時間都不先發言了，先聽别人怎麽講。即便是在公共輿論方面，除非是絕對定性的東西，不然他也不講。沒有什麽比扼殺人們的思維更糟糕的事情了，世界上的事情雖然大部分都能分出對錯，但是理是越辯越明的，不是強加給别人就能穩固的。
曾有人提出建議，兼并華夏故地之後，爲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應該适時地發展一批國革。但是白南在這件事情上堅決不同意，國革怎麽申請怎麽志願加入都是有固定程序和規則的，雖然沒有人能夠保證國革成員百分百都是心系國際主義事業的忠誠戰士，但是絕大多數在思想認識和行動上都是有保證的。白南支持在各地加開國革支部黨/校，宣傳大唐的國際主義，增強當地青年和有志人士的思想建設，但是草率地擴張國革成員是絕對不可取的。
哪怕是那些前清官員，層次到達省部級的也不是國革，該怎麽學習就怎麽學習，該怎麽考核就怎麽考核，是絕對無捷徑可以走的。自然，原本前清官員的留用也是非常繁瑣和細緻的一件事。假設一個官員之前是省督，但絕不保證他能當大唐公務員。就算經過考核可以任大唐公務員了，也不一定還是原來的職務，前省督被下放成縣長也是有可能的。這就是大唐統一培訓和統一考核評估的手段。
臨時過渡時期的官員算是臨時任命，等一段時間後若是沒有通過考核，那麽這個臨時的職務也就沒有了。新的公務員考試也在籌備之中，從反響來看，似乎比之前清朝新政後的科舉更熱烈一些。當然新選拔出來的公務員不一定就在華夏任職，有可能派往北美或者澳洲的省份，或者其他的海外領。
雖然暫時人力缺口有些巨大，但是三萬萬民衆打底，白南等大唐高層變得更加有底氣了些。
說起來，白南在京城辦事機構發出的第一道通知，就是關于全面推行大唐華夏地區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通知。空有三億民衆，卻素質和水平不高，也是無法很好地進行工作的。大唐執行的掃盲行動，在二十年内已經使得北美各地大唐國民的文盲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在華夏地區，塘沽、上海和香港等地都開展了比較有力的教育，并且爲在華夏地區全面普及教育做出了榜樣。
二十年來，大量的國人前往滬、港等地大唐開設的學校進行學習，甚至李勝安任上還利用商業優惠，利誘商人将其子女送到大唐學校念書，所以華夏資産階級中大多數第二代已經被大唐所影響，提前完成了接軌。
白南在第一屆總統任期的下半期開始大力發展國家師範教育，目的也正是在這場國家統一完成之後，有足夠的師資力量來普及三萬萬人民的教育。
這個投入資金是巨大的，不過大唐并不差錢，憑借其世界第一強國，掌控全球經貿的地位，投資教育雖然經費需求很大，但是文教部卻敢下軍令狀，隻用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完成大唐華夏地區建立二十萬所中小學的偉大目标。
有評論稱搞教育不應該蠻上硬上，應該審慎考慮，步步爲營。而文教部長、巾帼豪傑葉秋懿在之後大唐日報上撰文稱，對一個國家來說，教育建設可以用籌劃和運營來衡量，可是對每一個國民個體來說，不管他/她接受的是怎樣簡陋的教育，隻要他/她獲得了接受教育的機會，那麽對他/她而言可能就是更廣闊的人生。我們大唐建設教育産業，不單單是爲了國家提供勞動力，不單單是爲軍隊提供兵源，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改變每一個國民貧窮的生活條件，去開闊他們的視野，完善他們的人格。每一個人一生中的任何時間都是寶貴的，能盡早使他們受教育，就能夠更好地讓他們獲得可能的成功。
葉秋懿的文章引人擊節稱贊，更帶動了一批志願返鄉支援教育的潮流。大唐各地都出現了非政府、非盈利性質的公益支教組織，打出的口号是，“以我730天時間，點燃730個孩子希望的火種”。730天是兩年的時間，730個孩子指的是學生的一個虛數。志願者們申請前往華夏故鄉支教兩年，政府和各部門必須給予各種有利條件和支持，不施加任何歧視性政策和設置障礙。
這種社會反應也是白南之前沒有想到的，也大受感動。有人常說打造一個有溫度的社會，白南雖然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措辭，但是心底大體也是一樣的思路。一個溫暖的社會首先是建立在物質滿足上的，人是自私的，但是當人能夠養活自己還略有盈餘的時候，善意會激發從而去分享自己的所有。正确的引導和價值觀顯然也是必須的，從首任總統趙大嶺時期一直到白南經營大唐的這十年，這是一根深植于大唐骨子裏的文化主軸。一個國家和社會可以現實主義和物質導向，但是不能道德底線和良善。付出和奉獻爲人所肯定，勤勞和努力爲人所敬佩，而一個國家所做的正确的引導，就是确保一切美德得到應有的回報，确保一切醜惡得到應有的唾棄和懲罰。
這樣的國家，則一定是無敵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