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上，大唐就不是侵略者，甚至客軍也算不太上。唐軍沿交通線向内陸縱深進展，是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清軍隊基本上都被收服，而百姓們也不會去找唐人的麻煩。大唐此時并不着急占據一地就全面控制一地，隻要扼守關鍵節點，保證補給線，唐軍就能不斷向内陸進軍。
武漢在幾乎沒有守衛的情況下，被唐軍攻破。革命黨已經打算放棄湖北和湖南，退往易守難攻的西南地區。他們将部隊調往四川，準備憑借天險地形的優勢，跟大唐周旋。可是革命黨人打算得是挺好，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從武漢離開的兩萬軍隊，到重慶的時候居然隻剩下了不到五千人，四分之三的軍隊都開小差，成建制地離開了革命軍。
前清新軍的軍官們也不傻，當初他們登上革命軍這艘船，是想看看有沒有一條更好的出路，畢竟當時的情況有很強的不确定性，誰也不知道事情會發展成什麽樣。但是如今局勢已經相對明朗了，清廷已經徹底沒有了，就算是各地滿人的官員，這個時候也不敢提延續大清或者讓滿人繼續當皇帝這種事情了。
大唐雖然沒有說明确地兼并清國，但是在京師已經扯起了“大唐華夏臨時管理委員會”的招牌。像是直隸、廣東、江蘇和浙江這些唐人影響力巨大的省份，原本的官府都已經開始改組，來自大唐的公務員已經上任，籌組新的政府。
同時，大唐沒有跟任何勢力妥協，無論是舊官僚、義和團還是革命黨，大唐不容忍任何一方勢力分裂華夏，更确切地說是分裂大唐的權力。很多有識之士其實已經感歎，這一天之前他們都已經預感到了，到現在真的來臨也不會特别奇怪。
而之前投靠革命黨的前清軍官們，這會兒知道了大唐有意控制華夏全境，哪裏還肯跟革命黨一條路走到黑。丢了官職和仕途尚是小事，如果被安上一個陰謀叛亂或者戰争罪之類的罪行，嚴重了就是槍斃，稍輕也是流放到不知道大唐的哪塊海外領去拓荒了。
革命黨人對軍隊的掌控力極爲有限，隻有極少數的部隊才有革命黨人軍官帶領，大部分甚至連安插一個監軍都做不到。一出了武漢，這些新軍們就沒有人能夠制得了了，開拔之後就去了别的方向，随後派人去向唐軍投誠，等唐人過來接管。
說起來，唐軍在清軍之中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新式清軍從建立之日起，從規章到訓練是唐人幫助下建立的，在清廷崩潰之前，仍舊有大唐的軍事顧問和教官在與清軍進行着交流，所以新軍對于唐軍是十分熟悉的，軍官們也多少能夠扯上七拐八拐的一點交情。
最關鍵的還是，這些前清新軍軍官們知道，投了唐軍最起碼唐人不會坑他們。因爲唐軍壓根看不上他們這點戰鬥力，不會把他們當成炮灰。最多把你按在一個地方，需要的時候調動調動。等過了這一陣之後，八成就要分拆重編，甚至有些部隊會被直接解散。當然解散到時候也有錢拿，有地方安置。唐人做事缜密程度，是這些前清軍官們都信任的。
在革命黨的局勢已經徹底向崩壞發展的時候，一直在義和團事件後飽受非議的大唐情報部門這時候終于也做出了一點成績。
在成都起義之後宣布加入革命黨的原清軍西南将軍楊遇春，被情報部門發展說服，于成都發動兵變，逮捕革命黨人，搗毀了革命黨人建立的四川省政府，将大唐的旗幟插在了成都城。楊遇春是在之前成都起義時被革命黨人強行架出來的，那個時候是一群革命黨士兵出其不意封了他的将軍府，逼他就範。但是革命黨人又不敢直接撤換掉楊遇春，收掉他的軍權。因爲憑革命黨人那點資曆和聲望，根本沒辦法控制住整個西南新軍。所以他們對楊遇春是一邊拉攏，一邊又監視。
楊遇春對革命黨本來就無意，在唐人抛出橄榄枝後，立即就策劃了這起兵變。畢竟是老謀深算的将領，他倒戈一擊打在了革命黨人的要害上，迅速掀翻了革命黨的四川省政府。不僅如此，他還立即出兵，威脅重慶，這下子原本孫大總統指望地依靠四川天險阻擋大唐進入的計劃徹底破産。
最後時刻，孫大總統走投無路，秘密向大唐表示自己願意投誠，爲大唐服務。可是，大唐方面格外執拗，說對陰謀反亂分子，不存在投誠這個選項，隻有投降接受審判這一條路。
革命黨人也已經人心渙散，就連很多老黨員這個時候也瞧瞧地離開了，軍隊也完全掌控不住，頹喪的氣氛彌漫整個群體。明白是不可爲之後，孫先生挂冠而去，甚至沒有跟自己的所謂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們說一聲，就卷了僞聯邦政府大量的資金，帶着親信瞧瞧離開重慶，至于去了什麽地方，那就沒人知道了。
不告訴其他革命黨下屬，是孫先生擔心這些人投靠唐人會出賣自己，所以還不如自己跑了幹脆利索和安全。
在1800年元旦，唐軍順利開進重慶，随後雲南、廣西等省革命黨人也基本渙散，大唐控制了這些地區的形勢。在清帝國崩潰之後，大唐基本上掌控了整個華夏土地，國土之内除了西北和藏區仍存在地方自治類型的勢力，其他地區基本廓清。
在這個時候，大唐共和國總統白南親自踏上前往華夏的飛機，之後伴随而來的，還有成千上萬名公務員、軍官、國企管理人員、私人投資者。白南無意遷都，但是需要更快更好地使得華夏從舊封建和近代化社會向大唐現代化社會邁進，從大洋彼岸遙控是不可能的。實質上，白南将國政院的大部分職能都已經遷移到華夏故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