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先生在1799年12月，在武漢參加就職典禮，革命黨代表紛紛出席，當地群衆也多以看熱鬧的心态觀看了這場儀式。
革命黨人多對于他們的事業懷有必勝的信心，并且羅列了多重因素，認爲大唐不會取得勝利，包括國土廣大、照顧不及；唐人求穩求安，希望保護利益等等。但是普通的百姓們卻不是這麽認爲的。
這時節畢竟跟另一位面中清帝國的崩壞是不同的，那時候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可以說到辛亥革命的時候，清王朝已經把信譽敗光了。面對外敵屢戰屢敗，國内民生也一塌糊塗，加上思潮影響，大家其實早就覺得清帝國要完了，隻是完蛋的方式和完蛋在誰手中的問題。
可這一位面中十八世紀末清帝國的完結是另一個故事。理性來說，大清國在十八世紀末并沒有遭受列強的蹂躏，真正欺負清國的隻有大唐一家。大唐是華人國家，國民也基本上是這些年間移民過去的，大家甚至能夠攀親帶故。相比于士紳官僚以及滿清對于大唐的排斥，百姓們卻全然不覺得唐人算是外人。加上這些年間，大唐在清國的活動并沒有出現什麽欺壓良善、欺行霸市之類的事情。即便對新式風俗存在不了解或者抵觸，但終究來說大部分國人對于大唐觀感并沒有放在外來侵略者上面。
實際上，清末二十年有可能還是清帝國建立之後發展最快的二十年。這二十年間，得益于大唐的助力，各地幾乎沒有出現什麽民變。災荒時節朝廷有唐人的襄助，糧食救濟是格外及時的。新政之後工商業發達起來，公路鐵路甚至機場都相繼修建成。唐人還着力在國内興辦教育，開設醫院等，尤其是對城市居民來說，生活是有提高的，也變得更穩定了些。
簡單來說，在這種背景下，普通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對于清國并無格外憎恨，對于大唐并不存在惡感，所以對于義和團和革命黨之流，自然也不存在什麽由衷支持。
反而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局者迷的革命黨人認爲自己是能夠成功的。可是大多數百姓們沒有多少見識，但是就他們所知道的。唐軍是太厲害了，這麽些年來，清軍就沒打過一場勝仗，幾十個唐兵能趕着數百上千的清兵跑。再有些知識的人知道，大唐在二十年來跑馬圈地，這個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被唐人給占下了。所以大唐才那麽賣命地去找移民，因爲要填充國土。有人還知道，其他國家現在基本以大唐馬首是瞻，世界上真正萬國來朝，獨尊獨霸的絕對不是自诩正統和****的大清國，而是大唐。
所謂革命黨，不過是撺掇了一些新軍叛亂，兵力不多，戰力也不行，憑什麽跟唐人鬥。
他們确實控制了一些州府，大多數清官府的官員們，若是無力抵抗，大都跑路了。這些人也看得出來，跟着革命黨人是沒前途的。
一場就職儀式之後，孫大總統也是志得意滿。不過他現在也是面臨着諸多挑戰。
剛剛被任命成行政院長的下屬吳毓東對孫大總統說道：“如今形勢，我們進展神速，雖然聲威大震，也一片叫好，但是我黨人員缺乏的問題還是暴露出來了。僅武漢三鎮，我們的黨員就沒辦法撐起所有政府機構的空缺，原本清政府的官吏大部分都逃了，沒逃的也拒絕出來協助我們進行工作。而大部分黨員都沒有治政的經驗，如何管理戶籍都不知道，武漢作爲首都且如此，其他地方情況更是惡劣了。有的縣城，隻有咱們的黨員三兩人，清官跑了，咱們占據下來，可是就小貓三兩隻的情況下，什麽事情也做不到。地方上的百姓也不聽咱們的，咱們的衙門形同虛設啊。”
孫大總統沉聲道：“這個困難是咱們之前就預料到的，不過如今形勢大好，也是我黨和我們政府用人之際，應該大力征辟人才爲我所用。”
吳毓東苦着臉道：“大多數人還都在觀望吧，這些天來，我們雖然已經貼出告示招賢納士，但是來的人并不多，有真才實學的更少。而且之前軍隊搶掠和打砸了一些富戶，很多人都怕了，連夜都離開了，我們的工作就更困難了。”
孫大總統皺眉道：“不是說約法三章嗎？”
吳毓東道：“軍隊都是前清軍隊轉隸過來的，很多都隻是換了個旗子，從官到兵統統沒有換過，紀律本來就是差的。更麻煩的是，有咱們黨員帶領的隊伍還好說，有些投了咱們的部隊，有些不聽招呼，但爲了籠絡他們，我們還不敢對他們用強。”
大總統想了想之後，說道：“革命雖然成功，但我們的事業才剛剛起步。很多事情都要一步步地來，我們現在關鍵需要跟唐人談下成果，成功地接管全國政權，哪怕談不下全國，穩住幾省也是好的。隻要積蓄力量，徐徐圖之，等到我們羽翼豐滿之時，話語權就更重了，之後我們可以北伐，統一全國。”
吳毓東不确定地問道：“王博不知道有沒有跟唐人談成，看唐人報紙上對我們口誅筆伐，十分不友好哩。”
“哈哈哈，那隻是唐人的伎倆。此時清廷完了，唐人自然想穩定住局勢，他們沒有什麽好的代理人，自己親自上陣麻煩又多。大唐雖然大，但也麻煩在大上面了。他們哪裏都需要人，要管這麽大個華夏，是管不過來的，隻能靠我們華夏人自己。扶植起我們來治理天下，對于他們有好處，對于我們也是有好處。我們要發展民族工業，鼓勵商業，興辦教育，造槍造炮，訓練軍隊。我們人口十倍于唐國，隻需要勵精圖治二十年，就可以擊敗他們。”
說到這裏，孫大總統信心滿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