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6月份，素爾巴爾達布率廓爾喀兵3000人，先後占領西藏南部邊境之聶拉木、濟嚨宗(今西藏吉隆東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圍攻協噶爾宗(今西藏定日)。嘉慶新政對于疆藏地區并沒有太大的變革，雖然加強了駐藏大臣的權利，但是藏區事務仍由四個噶布倫進行處理。四個噶布倫在看到廓爾喀勢大之後，不欲硬拼，就想交錢了事。可是嘉慶得到消息的時候，就有都察院的消息稱前藏噶布倫有意私下與廓爾喀人議和。
嘉慶怎能如此吃虧，立即下令，禁止前藏官員私自與廓爾喀議和，如有違抗，嚴懲不怠。新構建不久的駐藏新軍也集結起來，在聶拉木等地區與廓爾喀人交戰，雙方規模相差不多，雖然器械上清新軍占據一定優勢，但廓爾喀人的戰力也不是蓋的，雙方交鋒清新軍除一開始占據了一點優勢之外，但是很難匆忙收複失地。
清軍自然不止這麽一點兵力，嘉慶一面調集其他駐藏清軍和四川、青海清軍入前藏參戰，一面三令五申不允許跟廓爾喀人議和，甚至還下令将一名主和的官員革職，要求上下勠力同心，務必将廓爾喀打服。
甚至在本心裏，嘉慶還有順帶滅掉廓爾喀的打算。他這幾年雖然也不算是消息閉塞，但是對于一個邊陲小國，嘉慶了解不深，并不知道廓爾喀的強勁之處。另一邊，嘉慶這幾年了解到了大唐在大清周邊屢戰屢勝，已經将原本大清的一些藩屬國納入旗下，勢力着實不小。甚至之前唐人打下了土地，就像是打發小弟一樣，将緬甸的一塊土地轉讓給了大清，這讓嘉慶心中既是高興，又有些不服。大清什麽時候輪到讓唐人來施舍了，所以嘉慶希望能夠用一場對外軍事勝利，來證明自己。
嘉慶雖然能力不強，但是還是有些小驕傲的。尤其是他在位的這八年中，國内“一片大好”，他是看不到多少農民手工業者破産被唐人帶走移民的，他能看到的隻有賦稅連年增多，而且八年之内居然幾乎沒有一處民變，似乎天下安定，歌舞升平。殊不知是新政帶來的行政體系，對于地方的控制力更強，而且唐人也布控全國，一有風聲立即消弭于無形，才導緻了這個局面的出現。
唐人不希望看到什麽民變自然是不希望出現任何人口的徒勞傷亡，有人拿去移民最好。
反正這一切讓嘉慶覺得自己是一個千古名君，賢明英武，不僅在治政上頗有成就，更是要在武功上獲得建樹，他當然也不考慮嘉慶新政的根底是唐人設計的套路，而自然地歸功成自己的成績。
紫禁城中，嘉慶高踞龍椅寶座，以往的朝會已經改成了現在這樣小規模的内閣會議，出席的官員也大大減少，也使得官員們平常得見龍顔的機會減少了。第一任首輔袁守侗比曆史上多活了幾年，歸功于唐人更先進的醫療，不過雖然這位老臣還活着，但已經在三年前告老還鄉，回到山東老家安度晚年。
此時的首輔是王傑，曾經的大清狀元。另一個位面中還曾擔任過帝師，有逸聞說，王傑性格耿直，他在上書房任總師傅時，在教皇子颙琰讀書時，嚴加教訓，并罰跪罰站。有一次乾隆碰見皇子被罰跪，即令站起，并說：“你教了之後是天子，他不讓你教也是要當天子的，這難道不是君臣之道嗎！”王傑見狀答道：“教育了之後，便是堯舜一樣的君主，而不教育便會變成桀纣一樣的昏君，這是爲師之道！”他還在任官期間，跟和珅對抗，更參與了對和珅的審理。
這個位面中的王傑在京師事變初時對唐人十分抵觸，不過之後還是出仕，并任殿閣學士，在袁守侗退下來之後，憑借資曆和能力成爲了嘉慶的首輔。
王傑生性耿直，不過也很講道理，在對廓爾喀入境騷擾一事上，王傑主張不失****上體，又不緻國朝靡費周章，小打而主和。可是他天生不擅長揣摩上意，不明白嘉慶已經下定決心要打仗，而且要狠狠地打。
經過多年休養，特别是對官僚貪腐群體的打擊，以及大幅度降低官員的收入，朝廷國庫比較充盈，所以嘉慶是極有底氣的。
“諸位臣工，調動武毅軍入藏一事可有回饋？”嘉慶對此還是頗有怨言的，武毅軍名義上是大清軍隊，可是從指揮到錢糧都是唐人提供的，所以調動上必須要跟唐人做好商量。
嘉慶自然明白新編的地方駐軍也就是那個樣子，都沒有完成全火器化，戰鬥力看看就好，而真正要打仗，還是得靠精銳。而禁衛軍是他坐鎮京師的力量，決不可輕動，自然隻能用武衛軍武毅軍了。
王傑彙報道：“大唐使館已轉達其總督白南之上疏，白總督稱必然配合我大清之動向，不過白總督也提出，由東南至藏區，路途遙遠曲折，恐怕大軍前往，至少數月功夫，不濟其事。白總督建議，由駐藏新軍拖住北侵廓爾喀之兵，武毅軍走海路，前往大唐東輝海外領，此地與廓爾喀接壤，可從南邊直接攻入廓爾喀之土，南北齊動，必然使得廓爾喀大敗虧輸。”
嘉慶心中也忍不住贊了一聲，可是他絕不會明着說唐人的計策好。
“如此，那便撥武毅軍開拔經費，令其速速出征，不可延誤！”天子的架勢還是要有的，嘉慶必須做出唐人也要跟着他指揮棒走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