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勒爾謹的命數不太好，他剛回京不久，都察院便提起了對他的調查。甘肅冒赈案就此爆發。
這樁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開始了，清代在甘肅曾實行過“捐監”。所謂“捐監”，就是凡願意取得國子監監生學曆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谷糧，遇到災荒即用這些糧食赈濟災民。後來“捐監”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後，以甘肅倉儲不足，可用“捐監”糧米赈貸災民爲由，說服了陝甘總督勒爾謹，經勒爾謹奏請清廷獲準。于乾隆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
但這次開捐，王亶望私自改變“原令隻收本色糧米”爲“私收折色銀兩”。這樣一來，捐監的糧米變成了白銀，顯然操作錢銀要比米糧更容易，更便利。清廷在批準複開監捐時，規定每名監生捐糧43石，王亶望把這43石糧食改收銀子47兩，另外加收辦公銀、雜費銀8兩，合計每名監生共收銀55兩。這樣，監糧一下子變成了白花花的銀子。
與此同時，王亶望調蔣全迪爲蘭州知府，專門承辦此事。蔣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圖辦事，将私收的白銀借災赈的名義任意開銷，從中取利。蔣全迪與王亶望商議，爲各縣預定本不存在的災情，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衙門預定份數發單給各縣，令各縣照單開赈，這就是“冒赈”。
他二人又商議設立“坐省長随”的辦法，坐鎮蘭州，收受贓銀。凡各縣饋送王亶望充冒災赈的銀兩，按照“坐省長随”的辦法送進。蔣全迪也乘機向各地勒索饋送。嗣後王廷贊接任甘肅布政使後，雖然發現了監糧折銀不符合“捐監”的規定，他也曾與總督商議，欲請停捐，但終究經不起利益的誘惑，非但不據實陳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縣辦事改爲蘭州知府總辦，變本加厲，複蹈泥潭。
僅從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開捐不到三年，就開銷監糧600餘萬石。而這些銷去的糧食，實際上折成了銀子落到了貪官手中。
其時，作爲冒赈一案主謀和主要定事者，王亶望收受銀子有個規矩，就是下屬送銀子不能讓他看見。行賄的人就把銀子放到酒壇、菜筐一類的容器裏，或者通過看門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屬下自然心知肚明。爲了貪贓，州府官員也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有的直接參與分贓，有的接受賄賂，有的向上報假情況包庇下屬。當時，甘肅官場有這樣的話流傳開來：“一千兩見面，兩千兩吃飯，三千兩射箭。”
可以說甘肅官場無人不貪，無人不髒。
另一個位面裏，此事是因爲甘肅出現了起義，朝廷出兵鎮壓，才知曉了這幾年甘肅根本沒有災情，勒爾謹、王亶望等人才落網。在本位面中，唐人自然掌握了詳細的情況，并秘密向都察院提供了情報。
甚至，在朝廷派去甘肅追贓的團隊裏，還有大批的唐人特工和會計。由于唐人下手可比清官兒們更狠，另一位面清廷隻找回來了二百餘萬兩，這一次連追贓帶吵架，直接搞出來了600萬兩。
所謂見面分一半，唐人在這筆錢中直接支走了三百萬兩。而都察院的官員根本不敢置喙，因爲槍杆子在人家手裏，甚至報給嘉慶的數目也隻是三百多萬兩。
不過這也足夠嘉慶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場貪腐嚴重，可是連續國泰案和甘肅冒赈案，都震驚了嘉慶。這個國家不知道有多少錢是流入了不該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時候，把京城的滿人全部和漢人大官們都吵了家，一些看起來清正廉潔的，家産都有數百萬兩。嘉慶沒法掌握确切的數字，但是知道唐人光運輸這些财物，就前後用了一個周時間。
嘉慶在朝廷财政緊張的狀況下，也終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員們的頭上。都察院開始大範圍調查官員的廉潔問題，甚至唐人還提供了不少資料。一旦查出問題，抄家追贓，一時之間，嘉慶把官場搞得天翻地覆，僅僅是抄家抄出來的，就多達700萬兩白銀之巨。也算緩解了朝廷财政的燃眉之急。
這些被查處的官員，多是地方官，滿漢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經被唐人洗劫過了，撈不出什麽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後，大規模開始賣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錢的捐官們，無不是希望靠着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慶來了這麽一出，甚至有些官員椅子還沒坐熱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僅什麽沒賺到，還被下了大獄，連家産都沒了。
這自然導緻之後人們的捐官熱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過嘉慶抄家拿的錢更多。
另外對于清廷算是比較驚喜的是，雖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體系增大了幾倍的官員隊伍，但是總體支出卻沒什麽變化。行政效率卻增加了不少。
從小吏搖身一變成爲官員的群體，工作熱情比較高。新體制下，能被操作了金錢變少了。這影響了官員們的收入，但又不能說是不合理。公務的支出由朝廷負擔，而取消養廉銀，這讓朝廷的每一分錢都有出入記錄。
雖然一開始有抗拒成分，但嘉慶和很多官員都認識到了這套制度的優越所在。而對于大唐來說，幫助清國變換制度，不是爲了發善心。實際上是爲了自己能夠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後接收的時候，也少了更多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