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于薩載政府的那些官員和他們的家屬，顯然是會被處以流放。江南軍中的那些民勇，也是基本相同的下場。
江南軍中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武裝，也就是江南豪族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自己出錢出人搞出來的部隊。這些始作俑者非常容易被查明，實際上大唐軍情單位已經掌握了一份名單，可以按圖索骥，将這群豪族一網打盡。
初時江南高門大戶還認爲自己有實力抵抗朝廷和唐人，他們撺掇出地主武裝，跟薩載沆瀣一氣，可是唐軍和武衛軍的出現，讓他們徹底明白了，在暴力機器面前，他們天真的可愛，沒有絲毫可能抵抗成功的機會。
朝廷也給那些大戶們選擇，一方面向朝廷繳納高額的罰金，給自己贖罪；另一方面，這些高門大戶往往都是大家族，分爲好多支系，子孫可能上百，再加上爲其效力的長工和佃戶，數目更是衆多，所以唐人要求取這些大家族中四分之一的人口，移民到海外去，可免于追究這些大家族的罪責，不沒收他們的财産。
這個條例一出，讓許多大家族都松了一口氣。顯然對抗朝廷是沒辦法了，唐兵和武衛軍來到他們家族宅院之外，放槍放炮，估計全家都要死光，香火絕嗣，這是這些大家族都不能接受的事情。而大家族們往往有一些窮困的分家、旁系，他們耕種族中的族田，并且接受家族中的公共教育，對于掌握家族實際權力的嫡系來說，這些旁系都是可以舍棄的，再加上爲了家族世代打工的那些附庸，這四分之一的遷移人口就出來了。
這個手段清朝廷和大唐都得利了，嘉慶得到了罰金，緩解了自己的财物狀況，而唐人則得到了大量的移民。本身唐人也不希望用太過暴力和直接的手段将這些江南高門大戶連根拔起，因爲大唐在戰略上不希望看到由于既得利益者的生産資料關系發生變化，導緻重新洗牌，繼而緩解了人地矛盾，使得當地窮人又獲得土地，不再有欲望出洋。
大唐的想法是，讓中國人也像是歐洲人一樣，帶有更強的外向屬性，當失去了土地和缺少生計的時候，能夠主動“就食于外”，現在這會兒才是十八世紀末，大片大片的土地還沒有開發，大唐共和國不擔心沒有地方，隻擔心人不夠用。
武衛軍的小軍官中尉鄧元順，也就是京師城管盧小毛的夥計，盧小毛介紹了鄧元順來武衛軍，因爲拉來了不少人，在軍中表現還算出色，被委任以中尉之職。鄧元順現在的任務便是看守俘虜，江南軍民團被嘉慶判爲全體有罪，都是要流放海外的。
鄧元順受命将這些俘虜們都遣送回原籍，然後在武衛軍的監督下，令他們收拾行裝，帶着家人，準備出發。
“你們招子都給我放亮一點，誰要是敢私自逃跑，那可就不是流放海外這麽簡單了，你們攜家帶口，跑也跑不到哪兒去，現在江南到處都是我們武衛軍的人，舉報逃人還是有獎的，你們被誰看到，都要提了去領賞錢，就不要做那些歪心思了。”鄧元順抱着膀子對面前的一群被俘民勇說道。
到了封建社會的末期，中國人已經變得麻木不仁、愚昧而缺少鮮活，很多唐人之前都對此沒有認識，但是真的來到這片土地上，才看得出當年新文化運動中被不斷貶斥的社會現象是怎樣的。另一位面中，南京大屠殺之時，屈屈幾十上百個日本兵将上萬的南京人驅趕到刑場，他們自己也都害怕，可是那些槍口之下的中國人，卻根本不懂得反抗，麻木的等待着被槍決。
而源流其實在明清時代就已經種下了，一個腐朽到臭的文明走到了其末路，而其統治下的人民也都如行屍走肉。封建理學和清代帶有強烈奴隸社會性質的主奴體制，讓人民們丢失靈魂。
隻是鄧元順卻想不到這個層次，他看着那些低着頭灰着臉的俘虜們，老實地回到自己的家中，在武衛軍士兵的看守下，接出家中的父母妻兒，幾乎沒有誰進行反抗，他們收拾着家裏值錢的東西，似乎已經認命。
隻有一個年紀不大的青年跪地求懇道：“軍爺，我家老父年已七十，隻有我一個獨子，經不起折騰，求軍爺放了我老父親吧，我一人被流放就是。”
鄧元順原本是個潑皮，從來不喜歡跟人講人情，他罵道：“早知今日，何必造反呢？皇上和大唐饒你一條狗命，你就該燒高香了，還敢跟爺讨價還價？”
“您行行好，放小人一馬，小人給你立長生牌位。”
鄧元順不依不饒：“王法就是王法，你說放你就放你，那大夥兒都不用去了。再說流放了你，不流放你爹，你爹也沒人供養，照樣沒個結局。唐人的海船很大很穩，沒有什麽折騰，運氣好了興許去個跟江南一樣的好地方，你再特麽多話，老子直接斃了你！”
将一群背着行李包袱的俘虜和其親眷押上江船，鄧元順一并前往上海。在上海有移民船等着這群人，他們将是最先出發的移民們。大唐招募移民的行動中，川楚移民現在尚未形成最大規模，預計今年年底會大批量從川楚來到長三角，然後啓程前往北美。
爲了承接江南流放移民，大唐民政部門和船運公司将主要的運力暫時都傾斜向了江南，由于這裏有武衛軍、綠營、甚至地方政府的協作，所以大批犯罪流放移民很快就被集中起來，送去上海。就算是嘉慶本人也樂見這些參與叛亂的人得到懲處，這樣有利于震懾之前浮動的江南民心，使其再度産生對朝廷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