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以後，邊患并非大明亡國主要原因，而在流寇農民起事。農民之所以奮而抗争，卻是因爲天災使得他們沒有可以果腹的食物。爲了求活，他們揭杆而起造了大明的反，直至将大明朝推翻在地。漢人的農民，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勤勞，也最聽話的一個群體，不到絕境，哪怕每天吃糠咽菜，能夠勉強不死，他們都不會造反。逆來順受，可以說是漢人農民的最典型寫照。然而，他們還是起來造反了，因爲他們實在是活不下去，賣兒賣女都活不下去。
農民造反，明朝自然要鎮壓，但除了鎮壓還有一個手段能夠瓦解帝國的危機，那就是有效赈災。隻可惜，明朝也沒有糧食，有錢都買不到糧食，況且那錢都收不上來。清朝入關後大規模屠城，不僅僅是要威攝漢人，讓他們不要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也沒糧食。想要不重蹈明朝的覆轍，減少人口是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糧食去了哪裏，周士相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天災肯定不是最關鍵的原因。再大的災難，也不可能同時遍及全國，事實上明末的天災一直集中在西北地區，中原、江南幾乎沒有波及，或者說嚴寒的氣候還不足以摧毀這些地方的生産，隻能減産，當地的百姓依舊可以活下去。但爲何中原之地卻變得那麽殘破，成爲重災區，在周士相看來，這是因爲農民軍和明軍不斷來回禍害所緻。
沒有根據地的農民軍要活，要糧食，隻有從其他百姓手中搶。他們要壯大隊伍，必須得裹挾青壯，百姓家中沒了青壯，生産就會停滞，來來回回不消幾次，再富庶再穩定的地方也會成爲災區，結果就是惡果循環，一地接一地的殘破。而身爲官軍的明軍，兵不如匪，自然也是加重災難的推手。
低效的明朝政府和龐大的士紳階層也是摧毀明朝的關鍵原因，前者皇權不下鄉，導緻政府運轉十分低下，征收到的賦稅和能用下去的少之又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崇祯皇帝面對的局面，也正應了那句俗語——巧媳婦也難爲無米之炊。想要有所作爲，就是與民争利，叫官員們捐款，都無人響應，這事情就沒法做了。士紳階層坐擁良田，卻不肯将錢糧拿出，最後隻能被農民起義的大潮吞噬。更可笑的是，一些官員竟然能夠說出你們爲何不老老實實在家等死，偏要出來造朝廷反的話。這話，是人話？
不做安安餓殍，尤效奮臂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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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極度發達，可是明朝卻很難從中獲益，并且江南自身有一個很大的緻命缺點在，那就是經濟越發達，就越沒有糧食。這個結果就導緻北方大亂之時，明朝的錢袋子卻不能替朝廷發揮一點作用。便是江南的士紳識大體，顧大局，該交朝廷的錢一分不少，崇祯皇帝也沒法解決蜂火四起的北地。因爲銀子買到東西，才叫錢，買不到東西，不過是塊金屬而矣。汪洋洪水之中，是身上有窩頭的人能在樹上活下去，還是有錢的人能活下去呢。
周士相從來不是一個坐在家裏就拍腦門決定事情的人，他需要錢來解決現在的财政問題，但他比朝堂上的官員們看得更清楚，也抓住了明末問題的本質所在，那就是糧食才能決定一切。爲了獲得糧食，自起兵起來，周士相就在着手恢複生産，甚至于發兵安南。
有了糧食，人餓不死，才能談其他。沒有糧食，光有一堆金銀，又有什麽用。
光複南都，占領江南以後，周士相頂着壓力進行清欠，自然不是他财迷心竅，而是他要解決問題，解決一個積弊兩百年來的大問題——有錢的同時也得有糧食。如那些士紳所言，賊秀才這是窮瘋了，想學李自成，事實上，也确是如此，隻是二者的目的不同。清欠的本質是爲了打擊江南士紳，瓦解他們的特權，削弱他們對地方的影響力，而不是爲了他們口袋中的銀子銅錢。
清欠也隻是一個開始，并非結束。清欠的目的達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設鄉”。解決效率低下的行政運行體系，讓皇權下鄉，對地方實行有效動員，無疑就是“建村設鄉”的本質所在。周士相來松江，便是爲“建村設鄉”坐鎮，親自監督來的。松江是江南開展“建村設鄉”的第一個府，松江幹好了，做出成績來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設鄉”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産，用廣東的辦法來整合田地，進行集中有效的耕作，類似于“屯田”模式，隻不過并非由軍隊來完成，而是由被徹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權力的鄉村自行完成。這中間，士紳階層被抛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太平軍的傷殘及退役人員，由這些太平軍出身的鄉長、村長們執行從齊王府發出的每一道命令，并且落實并督促。層層環環，将所有人置于一個集體之中，動則全動，靜則全靜。
來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還秉承着來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紡織業，恢複耕地，成爲一個大糧倉。他劃了一個紅線，糧食重于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經濟體量已經巨大無比，可耕地的紅線卻一點也不能動。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文明如何進步，維持這個體系的不是什麽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糧食。沒有糧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過是空中樓閣；沒有糧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會成爲铤而走險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來的地盤很大，可和當年的崇祯皇帝一樣，其實也是個爛灘子。兩廣殘破、江西殘破、湖南殘破、安徽殘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廣東經幾年治理，稍稍好些，卻要承擔廣西及日後雲貴的接濟，安南的糧食源源不斷的輸入廣東，又源源不斷從柳江運往廣西，再一點一點的消耗。因爲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糧食能夠一直輸送到北方，走陸路的話，更是個浩大及無底洞的投入，得不償失。所以周士相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糧倉所在，如此才能接濟江西、安徽、江北，并保證日後北伐所到之處，都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跟上。
隻是在松江走訪多處後，周士相卻改變了主意。他發現近二十年的兵災沒有破壞當地的商業生态，農民們對于種植水稻的積極性并不高。當種田所得和種桑、種棉二者間的利潤不在一個級别或者相差太大時，農民便會自覺選擇種植經濟作物，而不是繼續種水稻，種麥。因爲他們考慮得隻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們也不會去想，在他們家鄉之外，有多少人在饑餓中等死。他們隻會想，自己今年能掙幾個錢。
直接利益驅動下，松江的農民們不想種糧食，那些商人作坊主們也不會想什麽“改桑爲田”。周士相很奇怪，連年戰亂之下，江南這些紡織品怎麽還能賣的動。汪士榮禀報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這些紡織品有自己的銷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衛就是最大的一個港口。據汪士榮說，大量紡品在金山港口裝船，然後販賣到金廈去，然後由金廈方面再轉賣海外。除這條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設江甯織造局，由織造局大量收購江南的紡織品運往北.京，然後再由内務府的那些皇商銷賣到各地。這世上從來不缺窮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錢用在穿上面。另外，絲綢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畢竟能買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卻是要的。再怎麽窮，一家大小總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舊，總能裹體。有了這個硬性需求，紡織作坊自是不愁無工可開。
種棉花、種桑、養蠶的農民，作坊裏打工的織工、買賣的商人、跑貨的行幫等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甚至于松江不少地方，農民家中都有織機，白天在田裏忙完之後，便在油燈下挑夜織布。如果不斷了這些紡織品的銷路，想要強制在松江種植糧食，恐怕不僅不會讓百姓感恩戴德，反而會讓他們生出怨意。但是真要強制摧毀松江的紡織業，弊端也是極大。清欠牽連範圍甚廣，但是也隻限于士紳階層，對于商人和百姓并無觸動，真要再讓商人和百姓對太平軍産生抵觸、敵視，哪怕太平軍的刀再快，恐怕也是殺之不絕。
而殺人，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
人已經不多了，他反清不是爲了讓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讓松江的農民又肯種田，又讓紡織業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周士相當真是絞盡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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