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九公領人清掃戰場，受傷的不問是太平軍還是清軍都被一一擡出來救治，當然這個救治也隻能是對于輕傷者，斷胳膊斷腿的重傷者卻是沒法救的。
周士相早期在太平軍設的醫營因條件受制并沒有在香山成軍時擴大，且神灣之戰時醫營留在了香山城，所以眼下軍中并沒有多少懂醫術的郎中，有的也隻是那些粗通包紮的士兵。受傷的士兵能否活命，完全看他們個人造化。
邵九公發現那些新加入太平軍的降兵在沒人注意的時候，都會偷偷往那些清兵屍體中摸索一番，然後将得來的金銀珠寶放入自己懷中，而不是上交出來。他将此事彙報給了周士相，周士相沒有立即下令進行戰場軍紀整頓，而是決定對此事暫時不予過問，不過他決意回廣州後要立即整軍，因爲現在的太平軍實在太危險了。
廣州城中俘虜的漢軍和營兵有1000多人，靖南藩下投來的漢軍有2000多人，今日一戰又得四五千，加上平南藩下的兩三千漢軍，胡啓立手下的兩千餘兵，這些便有一萬多人。而太平軍攻入廣州的不過才五千多人，這當中又有近一半是年後新降的漢軍和營兵。因此可以說現在的太平軍已經徹底演變成一支以降兵爲主的軍隊。
一支反清的軍隊卻變成以清軍爲主，這無疑是個危險的信号。
在周士相眼中，降兵的忠誠度近乎爲零，之所以甘願替太平軍賣命，不過是因爲家小被制，太平軍勢大的緣故。倘若今日之戰不能打勝，又或是稍有小挫，周士相相信，這些降兵就會動搖。
若非要論這些降兵忠誠度的話，周士相認爲蘇納的滿州兵無疑最高，其次是有家眷被捏的漢軍，再其次才是綠營兵。而三者卻是忠誠度最低的綠營兵占了多數。
對自己有多少錢，周士相沒有統計過，但卻細心統計過他現在有多少兵。
香山的辎重營和炮營有4000多人，後備兵營也有3000多人，加上廣州鐵毅手中那千餘兵，還有新征的兩營青壯，這裏就有近15000人。
周士相從廣州帶來的5600兵，胡啓立手下有2000多人，今日俘虜的漢軍和營兵合在一起不會低于5000人，再加上沒有放歸的那些給三路清軍運輸糧草的民夫，三江口這裏就有近20000人。
三萬五千人，是周士相得出的最保守數字，這還不包括那些打着太平軍旗号在鄉間行土匪事的綠營降兵，也不包括王兆興、趙自強、胡明義等還算成建制的綠營兵。
從大樵山的幾十條漢子變成現在的幾萬人，用時不到兩年，這兩年間太平軍從來沒有真正的進行過整編和集訓，立營頭也好，成軍也好，不過隻是簡單的把老兵升官，然後一級級的擴大開。
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周士相僅僅是安置了一些安軍使，并在軍中進行了“嶺南三忠”事迹的宣傳，除此并沒有其他動作。這是受限于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供太平軍進行整訓。
不論是同後世軍隊比，還是同這個時代的軍隊相比，太平軍的所有規章制度都極其草率，一切隻不過是爲了适應馬上要進行的戰鬥而矣。
這是一支不斷在戰鬥，不斷在死人，然後不斷擴大的軍隊。這是一支建立在不斷勝利基礎上的軍隊，人心的凝取力隻在早期一部分人員身上可以體現，随着雪球的越滾越大，核心圈卻變得越來越小，數萬人依附在這個雪球上，卻不能真正成爲一支可以信任，可以放手大用，卻偏偏就這麽壯大起來的力量。
這力量大到主帥心裏都恐慌，都忌憚，這就是太平軍的現狀。
奪取廣州，解決了三江口清軍，周士相接下來面臨的不單單是對廣州附近府縣的征伐，而是要如何将這幾萬人真正打造成爲一支絕對可以信得過的力量。
所以整軍勢在必行，連同民夫在内所有人都不能放歸，都要将他們納入太平軍，一方面忌憚，一方面又要利用，這不是周士相的矛盾心理，而是現實所逼。
時間，是太平軍最大的敵人。如果曆史不出偏差，現在的孫可望恐怕已經在敗亡前夕，一旦孫、李内讧得出結果，清廷屯在湖南和四川的大軍肯定會立即南下入滇，那麽這便意味着周士相最多隻有兩三個月時間在廣東完成他的力量初步整合。
擴大地盤和整軍凝聚力量相比，肯定是微不足道的，有人才有地盤，有力量才有未來，所以周士相甯可将惠州給胡啓立，将肇慶給陳奇策，将韶州給唐三水，目的便是将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整軍上。
現在的太平軍絕對不再是一支在小範圍地域活動的反清力量，也不再是一支依靠一夥頭目就能調運應手的力量，也不再是一支靠躲在哪個角落不時出來騷擾的力量，而是要變成一支控扼一省之地的力量。
整軍的目的不僅僅是擴大力量，給手下的人大規模升官，而是要消化這些降兵，凝聚這些降兵，使太平軍能夠有一支機動力量，随時可以進行一場大規模戰役的機動力量。
太平軍必須要有發動一次戰役的力量，也必須是一支可以遠程長途機動的力量，這就必須要做上下等級森嚴，兵必須聽将，将必須聽帥，同時更是要軍紀嚴明，令出如山。
官兵一體，愛兵如子，周士相自認做不到，至少在現在他做不到。沒有多少時間可供周士相着手整軍，他隻能以最有效最快速的辦法來整合太平軍，而清軍無疑就是他能借鑒的最好對象——用不同時間段加入太平軍的人員去壓制下一批加入人員，正如滿八旗壓制蒙、漢八旗，蒙、漢八旗壓綠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