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樓到一樓，我記得我是用跑的，怕耽誤事兒，匆匆拿着菜籃子走一口氣往上沖的時候還在四樓轉角遇到了那個前面帶我們的醫生。我清楚的記得他和我打了招呼，叮囑了一句：小夥子慢點走，别摔着。
再然後，我重新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在病房了，這中間的所有過程我完全記不得，隻是他們幫我還原了一些零星的片段。
一口氣上的五樓，我來回用了最多不超過五分鍾，查文斌在裏屋放好了袁小白，搭好了所需的台子，又足足等了我十五分鍾還不見人。
這時，查文斌出來找我，五樓沒有見到我人，他以爲我不在，又不放心小白，又回去重新等待了十分鍾我還沒出現。
半個小時過後，查文斌重新回到了走廊再次等我，并且透過窗戶見到了在一樓遊蕩的胖子，通過喊話，胖子告知我早就拿着東西上去了。
再過了五分鍾，醫院全體都在尋找我，因爲至少有兩個人親眼目擊了我從進了醫院樓梯：包括胖子和那個在四樓與我相遇的醫生，我就在他們的眼皮底子下失蹤了。
到現在至今任然沒有解開的一個謎團是：那間太平間的鑰匙隻有當天的值班醫生有，并且根據醫院相關規定，那間屋子是必須上鎖的，而且最近醫院沒有發生死亡事件，太平間已經有一個禮拜沒有打開過。而醫院每隔兩小時都會進行一次巡視，所有的巡視人員都确定那扇門是關着的，那是一扇重達幾百斤的鐵門，有兩道鎖，其中還加了一道水管粗細的實心鋼管加固。
最後，是菜籃子裏灑落的一點菜湯才救了我，有人發現太平間的門口有油漬。
據說那是試試看的心情，因爲沒有人會相信我在裏面，門上的挂鎖是鎖着的，門上的鎖也是閉合的，是查文斌說試試吧，或許呢。
我不記得我到底怎麽了，後來聽胖子說，他都差點被吓傻了。
打開那扇門，裏面一股冷氣直竄，我拉開了其中一口冰棺，也就是停屍用的冷藏櫃，櫃子裏是一個女人，穿着一身紅布旗袍。我把那具女屍從冷場櫃裏抱了出來然後抱在了自己懷裏，就靠在那些跟格子一樣的冷藏櫃邊，她靠在我的肩旁。
而我手裏拿着的是一碗倒頭飯，正在一筷子、一筷子的往那個女屍的嘴巴裏塞……
據說胖子二話沒說一腳朝我肩膀狠踹了過去，那具已經在這間醫院躺了不知多少年的女屍脖子就差沒斷了，而我也直接被這一腳踹暈了過去。
後來，聽醫院的人說，那具女屍建國的時候就在這兒了，這是一間當年法國人建的醫院，後來被政府接手後還專門清點過，其中就有這具無名女屍。據說當時這具屍體是打算被拉去焚毀的，後來不知怎的又給拉回來了還。反正那事聽醫院的老醫生說的挺玄乎，說是負責拉女屍的工人頭一晚家裏着了火燒瞎了一隻眼，後來又有人想處理過她，但也因爲出了些事兒而不了了之。
十年前，上海一所醫學院需要人體解剖标本，當時醫院也想過借那個機會把這具女屍處理給對方。結果女屍被拉過去當夜醫學院就有男生摸進了停屍房抱着這具女屍跳樓，男生當場死亡，這具女屍連皮都沒怎麽破，第二天又被送了回來。
經過這麽一折騰就又回了醫院，她在這間醫院是一個不公開的秘密，人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卻給她取了一個名字：阿九，因爲她的冷藏櫃是009号。
不少人曾經說過在這家醫院裏見過一個紅衣女子，她總是直勾勾的看着那些路過的單身男青年，朝着他們搔首弄姿，隻要她在醫院裏，這不過都是插曲，從未出過大事。
總之我醒來之後一切都還好，隻是聽着胖子跟我講了那些事我自己心理犯惡心，誰他娘的會變态到喂一具歲數都可以做我奶奶的女屍吃飯。但是查文斌卻說，這是個劫，過了便算過了。他說，那個叫阿九的女人很可憐，我拿的東西恰好又是招惹鬼魂的貢品，被她撈去也在情理之中，等處理完小白的事兒，如果醫院允許，他會一并也給處理了那個叫阿九的女人。
袁小白好了，唐醫生激動的給自己的導師發去了電報，那個叫凱倫的專家嚷嚷着要來中國請查文斌去耶魯大學做演講，說他是上帝再世。
但是查文斌卻說小白沒有好，她所謂的好隻是她能認識人，能交流，能下地；但是她的眼神始終是迷離的，略顯呆滞，走路也毫無精神，更加讓人揪心的是她的頭發開始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下掉。
在這段時間裏，我們發現了一些端倪。
三年前，袁小白從上海下了火車跟我分離，她的家就是現在的這棟公館，當年是上海灘霸主杜月笙的一個得力門生所建，此人也是青幫元老，位列**少将軍銜。
解放前夕，杜月笙帶着家小去了香港，而這座屋子的主人則去了台灣，臨行前，他的大房姨太太吊死了在了二樓客房裏。因爲死了人又急着跑路，袁家那時候在上海已經有些嶄露頭角，做的是紗布和面粉生意，便以一個低價盤下了這間大宅。
袁小白的父親叫做袁宗明，袁家曾在抗戰的時候給共軍捐贈過物資，解放後又積極影響号召把企業改制成了國營，屬于當時上海的紅色資本家，在商界很有話語權。但是屬于袁家的也就這棟大宅和先輩留下的一點資産。
文革期間，袁家受到了沖擊，這間大宅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在那個十年裏被充公成了當地革委會的辦公室，也正是在那波紅衛兵沖進來的時候，袁小白的母親在二樓還是那間客房裏以同樣的方式自殺了。
袁小白回來的時候，文革還沒結束，她就躲到了遠方的親戚家裏；一個月後，文革結束，袁宗明被釋放，袁小白回家，她住進了母親生前的那間屋子，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她開始變得不對勁，易怒，不出門，整天神經緊繃，門窗緊閉，以至于到了後來飯菜都需要放在門外。到了今年已經是這幅光景，袁宗明已經失去了妻子怎能再失去這個女兒。
一個星期後，袁小白出院，查文斌告訴她的父親，他要爲她去找回一樣東西。
當天，袁宗明爲我們三個托了關系辦理了飛往東北長春的機票，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
還是那個站台，兩條孤零零的鐵軌，那個我們曾經躲藏的溝壟，三年過去了，這裏一點都沒有變，隻是不知道他們還好嗎？
野人屯，我曾經發誓我再也不會回去，但是查文斌說，必須要回去，袁小白的魂還在那兒。
事情得從我的那副畫說起……
三年前，在野人屯，十八口水塘下面的一口中，我們發現了一副畫軸，打開後，畫像上的女子栩栩如生，若是讓袁小白穿上畫中女子的衣服便是一模一樣了。
她有一隻貓，取名叫做阿米，它來自野人屯。當年那隻貓跟着我們一起逃離了東北，三年後，它已經成年，通體黝黑，和它的母親十分相似，查文斌正是帶着那隻貓回來了。
有的東西根就紮在那兒，沒帶走，就忘了……
野人屯還是那副光景，這裏的人不知道什麽叫做電子表，他們依舊恪守着日出而所，日落而息的規律。不同的是大集體結束了，開始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苗蘭嫁了人，還住在村子裏，苗老爹還是除了頭發有些花白依舊還能和胖子對飲。
當年的那個支書後來還是跳了井，不光是他，還有他全家老小，說起這事兒苗老爹有些唏噓道：“挺慘的，據說是上面要清查他在文革裏犯的錯，革了職，據說還要抓人，最小的孫子才三個月，就剩那個兒媳婦一人逃出了山去，據說跑去了外蒙古。”
“那人呢，撈起來了嘛？”我問道。
“撈了，一家六口直挺挺的浮在水面，也不知道是作了什麽孽，這家人的眼珠子全沒了，他們說是讓魚給吃掉的。”苗老爹已經喝的有些微醉了，紅着臉晃動着酒杯道：“你們信嗎？魚專挑人眼吃？反正我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