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汪氏的突變可以說讓趙昺的計劃出現了變數。而說不意外，因爲從曆史規律上來看，王朝的更替, 舊有的統治秩序的崩潰，也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 統一局面也迅速解體, 從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當然這種局面的産生也非一朝一夕産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筆，過去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集體爆發出來。現下蒙元政權出現崩潰的迹象，也是因爲内部問題長期積郁得不到解決，又逢大宋北伐的勝利，兵臨都城之下，遭遇滅國之危的契機，各種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體。
趙昺以爲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現了嚴重問題。蒙古的權力繼承初期實行‘幼子繼承’和‘庫裏台大會’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後政治上的混亂。
成吉思汗将汗位傳給了窩闊台導緻幼子繼承制被打破，引發了後世子孫對汗位不擇手段的争奪；忽必烈在與阿裏不哥争位勝出後，引入漢法，欲采用嫡長繼承制，又引發了内部的混亂；在其死後真金繼位，但在内外壓迫下沒幹幾年就一命嗚呼，其臨終又打破嫡長剛剛實施的嫡長制，傳位給幼子鐵穆耳。
這些導緻蒙古統治階層内部的不穩定, 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産生混亂。而中央政權的混亂直接影響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當權者年年生變，地方藩王豪強擁兵自立，中央權威幾乎不存。且地方舊有權力分配不當的隐患也随之暴露無遺。
蒙元地方行省強的時候可以對抗中央，弱的時候無力鎮壓内部起義。加上達魯花赤制度和劄魯忽赤制度，嚴重影響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強如鹽商、宗族、匪幫等等割據自立，也形成當下地方割據的重要武裝力量。
其次蒙元經濟政策的缺陷導緻了财政崩潰，進而影響到了汗位的穩定，使得草原勢力與中央政權間的離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賜赉制度’可謂是罪魁禍首。
當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戰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據稅收極大部分的稅賦也輸送到此。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轉移到中原後，庫裏台大會的主要王公們在留守草原，爲了拉攏這些王公貴族，每逢登極、親政、萬壽、徽号、配享、升祔、冊立、軍功、婚喪等等，不管是哪種名目之下都是要給這些王宮貴胄賞賜。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時期往往都有雪災、旱災，爲了保持龍興之地的穩定，元朝幾乎每年都要赈濟留守族民，保證他們相對富裕的生活。如此極大的加重了朝廷财政負擔，而随着江南這個大錢包的丢失，元廷再無力供養草原們的權貴, 赈濟族民。吃滑了嘴的人們，突然被斷了奶，加劇了本就已生的嫌隙，當然對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滿，也不願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亂加劇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薩滿教長生天，鐵木真時期全真道長丘處機七十四歲高齡遠赴西域勸說止殺爲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盛時期。
乃真後信奉佛教，随後引發佛道辯經，得勝的佛教成爲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燒道教經典。而後佛教引發紅黃教争，又将高層牽扯進教派沖突當中。思想極其的混亂，使得汗位争鬥往往牽扯上教派争鬥。
大量中亞和阿拉伯人又帶進來***教，景教、拜火教、東正教、猶太教、摩尼教、濕婆教都大量傳播，教派管理卻是一片混亂。元朝中央一直猶猶豫豫，時而給與合法地位甚至封賞，時而堅決打壓消滅。特别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視爲宗教，管理模式參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爲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選官制度，官員大多數沒有接受傳統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難有所覺悟。漢地所有的天下爲公一類思想在官員中并沒有多少影響力，間接造成官員素質的下降。而儒家緻仕之途斷開，大量人才囤積在地方豪強當中，又間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勢力做大等諸多弊端。
所以趙昺以爲當下蒙元在面臨滅國之危，社會矛盾激化，導緻朝廷與地方的離心力滋長，本就勢衰的中央集權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獨立性也随之突出出來，而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凸顯，從而使蒙元呈現出分裂的趨勢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的版圖恰恰由于地形地勢的緣故，東、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險峻的山脈，北面是大漠。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相對獨立，自成一統。另一方面，中國境内的山河分布縱橫交錯，又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各地域之間地理環境、生産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諸方面的差異很大。
所以在各區域之間，既存在促進彼此聯系的有利條件，也有将彼此相對隔絕的天然屏障。導緻中國曆史上東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向來是中國曆史上的兩個突出的現象。東西相争，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爲雙方争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爲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
東西之争的中間軸線大緻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之争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遊一線。以洛陽爲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争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争的中間軸線的交彙地帶。因而無論是東西之争還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雙方争奪的一個交彙之處。
地理形勢如此，也就造成中原四面均能受敵，可謂是四戰之地。所以紛亂之初，中原注定是一個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亂、動蕩和種種不穩定因素的彙聚之地。
從而使得在曆史上形成一個規律，從治到亂，形勢是由中原分散四方，使得占據中原之地者常難，反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而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彙集中原，隻需走出四角就能擺脫偏霸局面，進取中原以争天下。
在曆朝曆代群雄争霸之時，若東西方相對峙，則大體上以太行山諸關隘、黃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帶諸關隘爲對抗的前沿地帶，尤以成臯一帶爲争奪的關鍵。此地處于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臯即是控制了東西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則是通行的看法。
而從中國地理大勢來說，東、西對抗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臯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态勢；而東方據成臯一線，至多隻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态勢，失成臯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因此曆史上的東西之争，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現在大宋對蒙元發動的北伐戰争是争奪中原的控制權，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南北之争。大宋的軍事重心也就放在中原地帶，導緻西北方向兵力相對薄弱。而此時大都未破，汪氏卻氣勢洶洶的西來，迫使大宋兩線開戰，實實在在的給趙昺出了個難題。
趙昺盡管對汪氏這個小人恨的牙癢癢，但也不得不佩服汪氏一族的精明。其出身汪古部，是鎮守甘隴地區的大将，後見蒙古崛起，金朝勢微，便轉投蒙古，爲其南征北戰立下大功，成爲蒙元世侯家族之一，仍受封于家族世居之地。
蒙元見世侯權力愈大，有威脅到自己的能力，忽必烈便着手打壓諸漢侯，削奪其權。在諸多漢侯兵權被奪的情況下，汪氏卻會搞事兒，不惜養寇自重，保住了自己的世侯。而在大宋進取川蜀之時，與欲将勢力範圍擴張到蜀地的汪氏發生沖突，并給予其重創。
入川的宋軍将汪氏勢力逐出蜀地後，又與汪氏打了幾仗，其屢戰屢敗，放棄了漢江以北地區，并與大宋暗中達成互不侵擾的和議，還表達了自己歸宋的意思。而此時趙昺無意染指西北，且川蜀剛剛收複，也不想繼續用兵，雙方便也相安無事，其得以保全。
後來，汪氏借此在大宋首次北伐中按兵不動，兩面讨好，還試圖插手蒙元汗位之争。可惜的是汪氏壓錯了寶，鐵穆耳勝出，并要削其爵位，奪其兵權。汪氏又趕緊上下活動，再三表示忠心，加之鐵穆耳繼位不久，也忌憚其的勢力，便借坡下驢收了手，使其又逃過一劫。
但是經此事後，與朝廷嫌隙愈深，生了異心，開始暗中網絡周邊勢力，壯大自身實力。而對大宋則百般忍讓，維持‘友好’關系，麻痹南朝伺機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