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船屢屢被劫，不僅使得商賈們蒙受損失，也讓他們背後的權貴們利益遭到巨大損失，紛紛向也隻裏和察罕帖木兒施加壓力，讓他們盡快剿滅匪寇，保證商船的安全。但是運河綿延數百裏，有諸多大小河流彙入，且河灣和水汊衆多，且此時蘆葦正是茂盛之時，極适合盜匪藏身。
因而盡管兩人派兵多次清剿，雖然有所收獲，但依然難以斷絕。且盜匪們十分狡猾，他們知道兩人積怨甚深，一旦被追得極了，便逃入對方的境内，使得追擊者投鼠忌器，不敢貿然過境追擊，以免引發誤會。
于是乎盜匪們就在運河之上左右橫跳，搶了這方的商船，立馬就躲入對方的轄地，甚至會潛入南朝境内，讓追讨的官軍幹瞪眼無計可施。這便導緻剿匪收效甚微，讓也隻裏和察罕帖木兒更是心生猜忌，懷疑是對方指使盜匪在自己的轄地作亂。導緻雙方間相互指責，矛盾更深。
南朝方面也是屢屢提出抗議，稱他們縱容盜匪越境進入大宋劫掠，若是再如此将不得不遣兵越境清剿，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焦頭爛額之下，他們隻能嚴令地方協同進剿，而地方以财政拮據，無力募兵爲由拒絕。
但是盜匪們似乎嘗到了甜頭，他們從過去的單打獨鬥轉而聯合起來作案，他們嘯聚于胡泊之中，多着上千人，少者也有數百，小股官軍不敢掠其鋒。他們膽子愈發大起來，居然敢公然闖入運河，殺死了押送歲貢船隊的官軍，搶走了貢品……
歲貢這東西在大宋上下看來，并非價值的多少，而是國家強盛和尊嚴的标志，是另一個國家臣服的體現。尤其是大宋朝自立國以來一直受到遊牧民族的侵略，可在自身實力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爲了免除邊患不得不先後向契丹、女真和西夏，乃至蒙元繳納歲币。
有人說花錢買和平也不失爲一種策略，畢竟這些錢對于經濟空前繁榮的大宋朝而言僅是小錢，不及雙方貿易額所得的一角。這種觀點在後世依然流行，認爲用錢買來了天下太平，又給自己創造了貿易的機會，足以抵銷負面影響。
但趙昺以爲大宋時期的歲貢即便沒有如後世清末那種賠款給國家帶來災難，給百姓帶來極爲沉重的負擔，可這種行爲傷害雖小，侮辱性極大，是對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的羞辱。反過來而言，大宋向其它藩國收取歲貢，卻能提高民族的自豪感，也是國家強盛的象征。
現下其實與趙昺抱着同樣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尤其是曾遭受蒙元滅國，皇帝被擄走，受到蒙古人欺壓十多年的情況下，蒙元被大宋打得丢城失地，損兵折将不得不向自己求和納貢，不僅讓士人們感到自豪，也讓普通百姓們揚眉吐氣。
所以當今年蒙元歲貢沒有按時繳納的消息傳到臨安，立刻引發了朝廷上下的不滿，且在有人操縱下各種‘陰謀論’盛行，以爲蒙元方面歲貢被盜匪所劫的說辭根本不足信，激烈點兒的是言其是有意挑起事端，藐視大宋；就是比較正常的也是認爲蒙元是在試探大宋的底線，尋機破壞和議；而百姓的思想最爲樸素，認爲在重兵押送的情況下，歲貢怎麽會失陷于盜匪之手，分明就是想賴賬。
此時大宋通訊還處于驿馬傳送的低級階段，但是報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不僅有朝廷主辦的《帝國日報》、《臨安時報》，樞密司、各部省也會不定期出邸報，而民間的商報足有十幾家。上行下效，地方路府也跟着辦報，轉發朝廷報刊重要信息，同時加入本地發生的新聞和信息。
所以臨安發布的消息通過驿傳系統散布到各地，又帶回了各地的消息，雖然會随着遠近不同，信息會有所滞後，但是也成功的完成了信息的散播。使得當前在邊境地區發生的事件迅速在大宋各地傳播。
于是乎大宋上下對于蒙元方面所爲同聲聲讨，絕不能縱容他們所爲，朝廷一定要對其加以懲治。一時間趙昺的案頭擺滿了來自各界的折子，既有官員們痛斥蒙元無恥要予以嚴懲的，也有軍中将士請戰讨伐的，也有士子們要求朝廷出兵禦辱的。此事還成爲諸多清談團體的重要話題，他們也跟着上奏要求對蒙元做出強硬的反應……
這一切當然是趙昺和事務局一般人主持策劃的，說起來‘造謠’同樣是技術活兒。他們将事實做了‘适當’的調整，誇大了有些方面，卻又删減了部分内容，即讓百姓們能夠感到合理，容易接受，也讓朝野上下感到憤怒，産生同仇敵忾的情緒。
比如他們說蒙元送來的歲貢，是被盜匪所劫，大宋百姓就普遍不認可。
要知道而今的大宋在他強力的鎮壓下，海上和内地的盜匪幾乎絕迹，隻是偶爾新複的滇貴地區偶爾有匪患的傳聞，說不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卻也是少有的太平景象。而當年蒙元鐵騎肆虐江南是情形，百姓們記憶尤深，他們如何肯相信曾經讓他們飽受荼毒的蒙古軍，現今居然不敵那些如烏合之衆的盜匪，還讓其劫了歲貢。
所以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消息散布出來，知道真相的人不會說，不知道真相的人又經過自行腦補，讓趙昺成功的調動起來朝野同仇敵忾的情緒，完成了發動戰争的心理建設。雖說不能保證每個人都會支持發動戰争，但起碼減少了阻力。
時間進入七月，趙昺在朝野一片懲罰蒙元的呼聲中頒布旨意，要求蒙元方面盡快繳納歲貢，剿滅騷擾邊界，擾亂開榷的盜匪，否則爲保護大宋商賈的安全和利益将關停榷場，且不排除遣兵打擊盜匪的可能。
此份旨意既可視爲是趙昺對蒙元方面的警告，其實也相當于發布了戰争預警。當下大宋諸軍已經悄然完成了戰争準備，各軍皆已完成新型武器換裝和整訓，戰前偵察全面展開，前置物資囤積點業已建設完畢，新兵補充入各軍，取消了一切休假，就等一聲令下出擊。
而此時距趙昺預定發動戰争的日子已經不足一個月，選定在八月出兵其實也是有争論的，大家都知道蒙古戰馬‘秋肥、冬壯、春瘦’的規律，也就是說蒙古騎軍在秋季的時候戰力最強，當然這也是因爲草場盛衰的規律決定的。
但是這個規律在大宋方面并不完全适用，因爲江南糧食産量高，可以在草場枯萎之時以糧食飼喂戰馬。所以軍中有些将領可以在冬去春來之際發起戰争，而此時正是蒙古馬體力最弱的時候，我軍以步軍爲主，受到的影響卻很小，如此可以增加幾分勝算。而春季作戰，對于大部分來自江南的士兵來說更爲适應，提高戰鬥力。
不過戰争的成敗并非是某一項因素決定的，而是要經過綜合考慮。首先春季對于農耕民族來說是決定一年收成的關鍵時期，而戰争要征調和募集大批夫役随軍，必要要影響到春耕，乃至影響到當年糧食的豐欠，但是八月江南秋收基本已經全面結束，就可以有近五個月的農閑。
其次就是物資輸送的問題，當今乃至現代誰也不可否認水運是各種運輸手段中運輸量大，成本最低的方式，而在現下沒有飛機、火船、汽車，水運成了最爲便捷和效率最高的輸送方式。而春節北方的河流尚在封凍期，且水流量小，當然會影響到運輸效率。
在八月，江河尚未封凍，宋軍可以借助運河和黃河調動兵力和輸送物資，并在中原建立新的物資供應點，甚至可以通過海運将物資運到中原腹地，如此在能保證前線物資供應的情況下，還大大的節約了人力和物力。
再有，八月發起戰争後，趙昺計劃用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搶先收複山東，而此時就已經進入冬季，北方河流和土地皆已封凍。彼時大軍通行不需要架設橋梁，而同時凍實的土地，便于沉重的炮車和廂車通行，提高了部隊的機動性。
當然還有此一層次的考慮，比如冬季傷口不易于發炎，可以減少士卒的傷亡；還有在完成第一階段的戰事後，軍隊轉入休整，征募的夫役可以返鄉參加春耕，不會影響農時等等。而現下以不能按時繳納歲貢發動全面戰争，理由還不夠充分，所以趙昺在發出嚴重警告外，還需制造一個更多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