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信奉的是‘叢林法則’，誰厲害誰是老大，昨天被人征服，今天就會跟着去打别人，而明天可能戰敗了，又會跟着新老大掉頭打‘舊主’。所以在他們對于忠誠的理解還是大有不同的，而在唐朝滅亡後，中原地區連番遭到遊牧民族的入侵，終大宋一朝也未能完全收複。
這讓趙昺懷疑那些留在中原的士人，經過上百年的颠沛，道德觀念也受到了遊牧民族的傳染，對此也不是特别在意，學會了順應形勢，有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則。所以整個金朝殉葬的高級文官并不多，在蒙古軍的兵鋒下，元好問等人選擇了苟安。
元好問除了靠上了張柔，還尋找了另一位靠山——嚴實，其是蒙古四狗之一木華黎拿下山東的大功臣，爲忽必烈信任的漢侯之一，而其也喜歡庇護元好問這樣的‘文人’。正是因爲有了兩個漢人世侯當保護傘，元好問才得以度過當時的亂世，在其眼中“神州竟陸沈”時，他一點也沒有殉葬的念頭。
但是令趙昺困惑的是那些反而是那些備受女真權貴壓迫的漢人底層民衆願意爲它赴死。這些人也不喜歡金朝，可更多的北方民衆選擇了抵抗，他們讀書少甚至不識字，卻心懷忠義觀念，願意爲金朝對抗蒙古效力，願意爲自己的家人複仇，在窮途末路時紛紛慷慨赴死。
因而元朝和南宋共同的看法就是“武臣戰卒及闾巷草野之人爲多”，金朝最後的忠臣“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芃、張山等十有三人”，無一人是權貴，也無一人是華夷觀念深厚的文臣，也正是他們這些鐵铮铮的漢子，而不是元好問這等人讓蒙古人知道了什麽是華夏精神……
趙昺分析了中原地區的漢人的各自心态，也讓衆人覺得眼前一亮，也能理解要他們審時度勢，放眼全局的含義。
皆說‘得民心者得天下’，當前蒙元雖然連敗，在軍事上已經失去了銳勢，轉而采取守勢。但普通百姓不會想那麽多，以爲宋軍的進攻使得自己子弟被強簽當兵，朝廷不斷增加稅賦，給他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而他們攻城掠地，搶占了自己的田地，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資本，對王師隻有痛恨。
而今蒙元是内外交困，财政趨于崩潰，強征暴斂下已然是怨聲載道，但是那些漢人世侯們尚未收到多大的沖擊。而蒙元草原軍的南下卻會打破這種平衡，他們與漢人世侯間本就處于對立，現下‘入主’中原不僅侵入世侯們地盤，也必然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雙方的矛盾會日趨尖銳。
草原的宗王和中原漢地的世侯可以說是蒙元朝廷的兩大支柱，以爲憑借着忽必烈的強勢和世侯的忠誠，雙方尚能和諧相處。但現在真金僅僅繼位三年，便丢失了江南和兩淮，宋軍兵鋒已至中原，其威望可謂是一落千丈，加之屯駐中原的兵力大損。真金對局勢的掌控力還有多少可想而知，兩根‘柱子’相互傾軋之下，内亂已經不可避免。
處于底層的普通百姓在兩大集團的鬥法中，隻能是犧牲品，他們即要承擔朝廷的稅賦，向舊主納貢，還要供養新的主子，負擔将更爲沉重。而雙方矛盾激化刀兵相見，百姓就是炮灰，彼時民怨沸騰，爲了自保也會揭竿而起，對于王師的态度也将發生根本轉變。
因而衆人對小皇帝暫時放緩進攻的步伐，與蒙元議和，坐視蒙元局勢變化的決定以爲不失爲上策。待元廷政局惡化，烽煙四起之時，他們再出兵‘伐無道’，中原百姓的抵觸情緒将大爲減少，而那些漢人世侯和文人們又會重新站隊。
趙昺看衆人默認了自己的決定，也知道曆史上真正解決漠北問題，還是同爲異族的滿清。有人說是因爲滿清采取和親政策的同時，也将蒙古人編入八旗，分封草原禁止他們流動，從而避免了新的‘巨頭’出現。但他以爲滿清的成功，其實是因爲戰争已經進入了新的熱兵器時代了，更加依賴經濟了。
漠北這種環境惡劣經濟效益低下的地方，即便人民再吃苦能幹骁勇善戰，在熱兵器時代毫無用處了。甚至于哲布丹尊巴叛變，搞外蒙古獨立，都是戰戰兢兢不敢動，弄得幕後策劃者俄羅斯人憋不住了，不得不自己派兵逼着外蒙獨立。
接下來，趙昺又哭起了窮。此次北伐不比從前，過去在瓊州的時候打仗是賺錢，因爲他們的行爲更似蒙元的‘打草谷’，撈一把就走，不需要占領地盤，也就不必考慮日後的統治問題。但現在不同了，打下的地盤要長期統治，就需要考慮諸多問題，不能放肆的搜刮那些大戶，還要出錢出力去赈濟百姓，安撫民心。
随後，趙昺便開始算賬，當前宋軍禁軍五十萬步軍，八萬水軍，還有州軍十餘萬，總兵力八十萬，每年支付的薪俸就是個天文數字，而戰時還有增加補貼，加上武器彈藥的消耗和所用。這次朝廷不僅沒掙錢，還捅了個大窟窿，财政虧空近二千萬貫。
戰争在持續下去，朝廷财力将無以爲繼，更沒有能力發展民生，興修水利，修橋鋪路，赈濟災民，欠饷也不是不可能。而此次士紳們搞事兒，士子們三番五次伏阙上疏，其實也是擔心朝廷财力不濟，向江南增加稅賦。而底層百姓雖然沒有跟着折騰，但也足以引起警惕，防止失去了民心。
最後，趙昺又說了個不是笑話的笑話。當下爲了避免冗兵，也是爲了淘汰老弱，宋軍仍采用募兵制，但普通士兵服役七年就可退役，而不需過去那樣終身服役。不過募集的皆是丁壯，耽誤了人家娶妻生子，讓家裏也失去了一個壯勞力。
不過一個普通士兵的軍饷現在是每月十貫上下，雖然吃穿用度不需家裏補貼，但是也難以養家。而吳地作爲經濟發達的地區，賣魚蝦或者砍個柴，一天整個二三百錢那都是屬于低收入。當轎夫給人擡轎子，一個月甚至能收入兩萬錢！這種收入的對比，大部分老百姓自然是不願從軍的。
所以，主動當兵的，除了想在軍中發展，謀份差事的，基本都是遊手好閑的市井浮浪之人，時刻準備當逃兵。但是軍中早有定制，征募的士兵要是良家子，不要這種混混。并不得采用欺詐、脅迫的手段募兵。可此次兵部卻被難住了，想要恢複舊法。
聽到這裏，衆人都笑了，他們許多人都出身舊軍，自然明白所謂的舊法是什麽。大宋皇帝招兵的黃金歲月就是大災之年，大旱大澇都會造成像衆多的災民，這些災民中的強者就被宋朝皇帝招募爲禁軍，仁宗更是在災年将男性難民幾乎全部招收進軍隊，一副多多益善的模樣。
仁宗招兵多，打仗損失的更多，李元昊幾次伏擊宋軍把北宋軍隊打的損失慘重，聞風而逃的宋軍也很多，北宋陷入了兵源荒。偏偏那幾年北宋風調雨順，弄的北宋樞密院十分頭大，朝廷開始催促地方官員征兵，收人多的官員有賞，不達标的滾蛋讓位，因此地方官員們紛紛發揮能動性招人。
宋仁宗時期“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時有發生”，汴梁城的居民就算是找到了包大人也沒用。因爲包大人也有送人當兵的任務，他曾任樞密院副使，是募兵的總負責人，對本國的征兵事件中的亂象基本上不發一言。
包大人這樣的人物都不管，趙宋官員的膽子也越變越大。不講究吃相的武将，在打的敗仗時，往往将路過村莊的所有男丁都抓走，在臉上刺字；講究一點的文官會用政府的名義打包票，把不太識字的村民送進軍隊。江南的文官讓人扮成商旅，在船上擺出各種貨物吸引民衆，民衆一多，就開船走人。
黑心的官員好比人販子，弄得兩宋百姓趕個集都要數十人結隊才敢去趕集，但人多也不見得就沒事？徽宗年間劉喜、張士英兩人借口金明池大會，直接玩了一個關門捉人，把成千上萬看熱鬧的汴梁群衆都送進了軍營。金軍圍攻汴梁城時，欽宗也是派人把城鄉結合部的汴梁居民都送進了軍營裏。還有的兩宋地方官直接玩色誘，讓軍營中的軍妓到色誘光棍。
這一度成了兩宋規矩家法，大家明知道不對，但事急從權時就“下不爲例”，把所有的平頭百姓都當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