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趙昺的理解，所謂的‘一天下’，并非前世所認爲的一人之天下，或是一族之天下。其實其所指也是分爲兩個層面的。“一天下”僅僅是初步完成了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是一種淺層次的統一；由此繼續向前邁進，達到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統一，這才是深層次的統一。
“一制度”，簡單地說，就是統一制度。而在儒家那裏，制度主要指“禮樂刑政”，相當于後世所說的典章制度，包括禮儀制度、政治制度、刑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等等，總之，一切社會制度都可以包括在其中。
趙昺在這個時代，盡管有現代的思維方式和超前科技知識，但思想意思終歸還是受到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熏陶。而在流落古代後幼年也要被動學習儒家經典，他盡管對學習儒家經典十分厭煩和抵觸，可也被洗腦似的灌輸了大量的儒學知識。
在儒學處于統治地位的環境下，趙昺學習的同時，也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吸收和消化。他發現其實制度是儒家政治學的重要範疇，而非表面上所看到僅是以道德來教化百姓，約束人們的行爲，當然這也是他們能夠在百家争鳴的時代，擊敗諸多學派成爲統治階層的原因。
因爲在曆史上，每一個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完成統一之際，必須立即着手收拾殘破的局面，整合社會，恢複或者重建社會秩序。而天下初定，整合社會既靠政令，尤靠制度。這是因爲制度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而社會秩序是由制度安排的。
制度的特點和優點是同一标竿、同一尺度。制度本身有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制度的标竿、尺度在其适用的範圍内，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公平、劃一的。因此，以制度整合社會，安排社會秩序，能夠維持社會的大緻公平，并保持其一貫性，從而也就能夠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所以“一天下”與“一制度”合起來，才是儒家眼中的真正的“大一統”。且必須從一開始就貫徹執行“一制度”的大政方針，這與現代社會依法治國可以說是相吻合的，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江南儒士如今所思所想與中原儒士大有不同，用之則難免産生沖突，以其讓朝堂動蕩，當然棄之不用最爲簡便！”趙昺看向劉因言道。
他明白與制度上的統一，思想的統一是最難的，自己花費了多少精力，又打壓了多少士人，得了多少罵名，才勉強讓朝廷上的聲音趨向統一。而南北儒士不論學術上，還是執政理念上的争執早在大宋開國就沒有停止過，甚至數次黨争中也有南北之争的影子。
現下南北隔絕二百年，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學術和觀念上有着巨大的鴻溝，要想将他們重新整合在一起，其中困難可想而知。當初趙昺想将那些依附于蒙元漢侯的儒士一同除掉，就是欲避免思想混亂産生的内亂發生。
“陛下就因此而要斷絕了中原儒士的前途，這未免過于武斷了吧！”劉因聽了緣由皺皺眉道，“外界盛傳陛下崇法棄儒，以嚴刑厲法治國，而不重道德教化，吾尚有疑問，如今面見才知是實。而當下對中原儒士持有偏見，背離儒家正統，也必被民棄之。”
“靜修先生此言差矣！”趙昺言道，“《荀子·儒效》有言：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是大儒者也。其早在群雄争霸之事，就已經認識到天下必然一統，‘一制度’才是立國之本，怎能說朕已經背離儒學正統呢！”
“孔聖重仁，孟子重義，用之得以傳國。荀子明王道，倡禮、法，而李斯以其所學亂天下，乃至秦二世而終。”劉因反駁道。
“始皇雖被後人視爲暴君，不知攻守異數。但是其知天下一統‘一制度’的重要性，其實施的書同文，車同軌，以及統一貨币和度量衡，推行中央集權和郡縣制等，卻是維護大一統行之有效之策。”趙昺喝口茶，遞給劉因塊點心道。
“因此秦雖二世而滅，但是其制定并實行的社會制度卻得以保留千年，爲曆朝曆代所效仿。可見一制度”既是“大一統”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大一統”藉以長久維持的不二選擇。”
“陛下所言甚是！”陸秀夫接言道，“漢代秦後，推行以儒治國，曾反對秦制的儒士卻極力倡導‘大一統’，彼時的儒士更像是縱橫家的遊士們，公孫弘、兒寬、張湯、尹隽這般人，他們都憑借着政事練達顯貴其時，而熟悉新儒學則是政事練達的條件。”
“漢儒對傳世儒學做出了新的解釋，彌補了以法治國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變遷都獲得了合理化的解釋，并以此對君王的權威加以限制，借此完善了國家制度。可以說彼時的儒家已然異化成爲吏治國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撐此後千年的政治體系！”
“可見思想并不決定位置，而是位置決定思想，漢儒愛好功成名就遠甚于他們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統已非彼正統了。”趙昺略帶譏諷地笑道，“漢家走的其實是一條徹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續，而非周制的複辟，表面上的黃老儒家法家其實都隻是點綴和手段而已。開國時的分封用儒也不過是策略上的以退爲進，而正是在這種穩健的政策下，漢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穩固。”
趙昺的話可謂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讓幾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幾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識趣的添火燒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卻是腹诽不已，自己說的已經夠含蓄的了，事實上更爲不要臉。
若是以法治國秦隻是确定了各項制度設計的表層工作，而号稱開創以儒治國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制度以内裏靈魂。可漢帝國是以反對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爲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内避免道義的譴責。
待等這種譴責終于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制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隐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隐蔽，卻也爲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們在入漢後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
不過趙昺以爲自己這個半吊書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時人就能清楚看見的，而作爲後世的研究者，如果隻知道當時人就知道的事實，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隐線的視而不見，隻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爲少數統治者，那麽這種膚淺的認識便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
“陛下，曆代以儒治國，也不無盛世頻現。而以王道治國才可長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終難逃一代而衰！”劉因怎能聽不明白其中的變故，但仍然不願放棄自己的堅持，似在掙紮道。
“靜修先生誤會了，治國非是紙上談兵，也非幾句所謂聖賢之語就能實現理想，而是要因時而動，不能固守舊制。”趙昺言道，“儒學以内誠爲主，以仁義禮智信爲顯，依靠儒學本仁的态度，至誠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亂世，卻無法平動亂，聚财富，需要的是以嚴刑厲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來臨，國制也應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治理國家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而許多大儒注重理論卻缺少施政能力自然應當慎用。當然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恢複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當下的社會實際，隻能借鑒而不能照搬。”
“難道制度就能實現社會公平，讓百姓安樂，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嗎？”劉因隻覺南朝皇帝的話雖然不多，但皆切中時事要點，讓他難以辯駁，隻能爲維護儒家的尊嚴而反問道。
“靜修先生過于執拗了！”鄧光薦看着眼前的劉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懷大志，欲一展才華卻與時事格格不入處處碰壁，暗自歎氣插言道。
“天下哪裏有絕對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緻公平的社會制度後，上下統一，普天之下實施一制度。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西南北，皆必須共同遵奉同一的社會制度，這才是維護‘大一統’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