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統治中國上千年，趙昺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處，當然自己的思想在前世也受到影響。但他也知道儒家思想也非是一成不變，自孔子開創後，其門下弟子及後世的儒士做出了多種解讀和發展，并不斷的進行革新和完善，以适應不同時期的需要。
剛才陸秀夫猜測的不錯，趙昺在這段時間中是‘棄武從文’，拿起了過去十分厭棄的經史，試圖從中找出自己所需，而荀子所著的典籍也在其内。他發現其所言雖然‘離經叛道’，受到曆代儒者的批評，但也非無可取之處，尤其是某些言論十分契合當下的形勢。
不過皇帝言語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卻讓陸秀夫和鄧光薦心中不免驚詫，在他們的認知中荀子并非是正統，甚至背離了先師孔聖人的思想，且有些思想受到後世大儒的批判和屏棄，與當下流行的觀點存在着十分大的分歧，因而長期受到壓制。
首先荀子在天命的問題上就不爲大多數儒士所接受。其實所謂天、天命、天道的問題一直是先秦時期各家關切的問題，西周時期，“天”、“天命”是被作爲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親親之情論仁德，而視天命爲一種盲目的主宰力。
孔子之後，其弟子和後學力圖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貫通，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獲得存在論的支撐，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義理化、價值化；但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觀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論宗旨卻不在于走向自然主義，而在于凸現“天人相分”，然後以“天人相分”爲基礎，建構自己的“人道”學說。
其次，就道德修習而言，荀子認爲“聖人者，人之所積而緻也”。最高的要求就是“成聖”，荀子堅持自己的理論的一貫性，認爲在天生的情性方面，聖人與普通人沒有什麽不同，也隻有經過後天的努力，才能夠成就自己。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爲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系中産生結果，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隻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也已傳統儒家的價值觀産生沖突。
此外，荀子被後世儒家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他們都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而這也是陸秀夫兩人最爲擔心的問題，擔心皇帝因此走上歧路。
“陛下，荀子雖是孔聖傳經之儒，但其對人性之善惡有背于聖人之說……”鄧光薦覺得自己身爲帝師，有責任校正學生的歪念，想了想出言道。
“先生，朕以爲人性之善惡，對儒家并無決定的意義，其價值亦僅僅在于可以爲禮樂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據。而這個問題千年以來争論不休，迄今也無定論，所以朕認爲還是将此交予學儒們去辯論，咱們不必再這上面糾纏。”趙昺言道。
“再者，荀子以爲人性本惡，也隻是表明聖人與一般人，君子與小人，在先天本性上并無差别。立論的意圖并不在于從根本上廢棄這種差别，反而要從後天努力的角度凸現這種差别。凸現後天努力修爲造就君子、聖人，是在強調精神氣質、文化教養上的貴族性，然而在追求成聖，追求貴族性的精神氣質與品格的這點上，與孔聖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其講成聖，亦是希望借聖人的教化，使得社會大衆得以轉變性情，以至于善。”
“陛下，荀子雖是孔聖的傳經之儒，但是其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禮法，非是我輩之學，更非治國之道！”本想與皇帝辯論下性善、性惡之說，可被其一句話給堵到了嗓子眼兒裏，鄧光薦隻能轉換話題，讓陛下無法再避開。
“荀子以爲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間确實不免有沖突。但朕以爲爲了确保朝廷正常運轉，政令的通行，禮的遵循當然不免要訴諸于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爲法也是必然。”趙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禮法并稱，禮又是介于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朕以爲在義禮并稱時，禮多是指道德；在禮和法并稱時，禮多則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爲立法之基礎，又是指禮作爲原則的道德立場。可以說是顧及到現實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爲與其争論不休，不如兼而論之，學而化之，”趙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實趙昺在趙昺看來，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學說的孟子及‘離經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條殊途同歸的道路，而荀子的學說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偉大之處，在于回答了“人是什麽？”這個問題，孟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影響了中國二千多年以來的人倫價值觀。而荀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側重回答了“人應該怎麽樣？”
從人性論來說，孟子和荀子，一個談自律，一個談他律，兩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達到“上下同德”——這不就是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雛形，其崇高的“舍身取義”精神，不就是我們民族信仰的源頭嗎？
保守的說，孟子的曆史地位，不亞于海德格爾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惡”，則爲法家、中國古代法律理論打下基礎，同時荀子的理論還帶有仁學色彩，至于他的學生李斯主實踐、韓非主理論，然後他們作爲法家，沒有人情味，那就是後話了。從行動、理論上輔佐秦始皇統一六國，已是大功一件，真沒必要苛求古人，他們也有時代局限。
對于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偉大的深刻洞見。而荀子從邏輯上推理“化性起僞”，說社會制度來源，同樣是跨時代的偉大思想。而對于社會的觀點，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有恒産者有恒心”，荀子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兩者的觀點，很難說誰的更重要，誰更高明。而趙昺覺得隻有小孩子才做取舍，成年人則表示都要。
“這……”鄧光薦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說’給窩了脖，氣惱之餘，也覺得陛下所言并非沒有絲毫道理，竟然他一時難以反駁。他也清楚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秦國崛起之時，諸家都面臨着挑戰，該如何理解這個迅速發展起來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創新或吸收别國創新成果的國家？
鄧光薦也算是當下宋朝大儒，熟知經史，他雖未能在《史記》的荀子傳記中看到他入秦的記載，但在《荀子》中則可以看到他與秦有關的記載，他認爲百姓的生活方式簡樸有古風。尤其是對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現，大加贊賞，認爲他們恭儉、敦敬、忠信。士大夫則能夠“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黨。朝廷也有決斷力，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上看，秦國可以作爲一個表率。
在《儒效》中還記載着他與秦昭王的對話：秦昭王直接對他說，儒家對于治國沒有幫助。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樣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強調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對于自己的道德品質有内在的要求，這使得儒生不會被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會成爲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
随即秦昭王接着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儒家若成爲一個“人上”該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荀子雖然強調了禮法并重的意思，但更爲強調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堅持認爲政治合法性來源于王道，而非暴力獲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
很顯然，在荀子這裏，他認爲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須以天下爲公的态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時的做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