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好事，那就是收禮納貢。這個并非趙昺獨創，據《禹貢·疏》載：“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隻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制曆史中遺留下來的傳統，簡單的說就是凡一方之土特産，要将最新、最好的向朝廷交納，供皇族使用，屬稱之爲貢賦。
國朝貢制度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逐漸演變成三種進貢行爲：一、朝貢，朝貢是别國向中國進貢，這一行爲體現了華夏傳統裏的外交關系。二、常貢、例貢，是指地方向朝廷進獻的貢品以及對貢品品種、數量和時間的制定。三、個人官員的進獻。
常貢很好理解，下之所供爲貢，上之所取爲賦。就是各地将一地“所生異物”，也就是特産之物，無償貢獻給皇室使用。而趙昺知道這其實就是一種常稅之外，皇家變相加收的賦。而上貢的東西也是五花八門，上至金銀珠寶，珍禽異獸，下至雞鴨、燈草，皆是能滿足皇室精神上和物質上所需的東西。
不過趙昺知道貢賦對于地方和百姓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精力，也耗費了無數的财力。所以他是能減就減，但是并沒有免除，因爲他坐上了這把椅子後就能理解其中的奧義了，這些貢賦大多不值什麽錢，卻是态度問題，否則曆史上也不會因爲屬國不納貢而爆發那麽多戰争了。
至于個人官員的進獻，其實在曆史上也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但爲了讨好皇帝，前去進貢的皇帝也越來越多，人一多就逐漸形成了一種共性，到後來，官員進貢也需要資格，但史料并沒有記載，所以不知道各個時期，到底要多少品級的官員才能夠有資格進貢聖上。
趙昺作爲現代人，自然清楚官員個人絕不會掏自己腰包給自己送東西的。而錢的來源無非就是幾個地方，一是地方官員所謂的公費，這些錢除了其私隻用外，也會有一部分變相流回皇帝的口袋；二是地方官員将這筆費用設法變成公費，由地方财政報銷；第三就是打着向皇帝進貢的招牌，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内加派給商家。
官員之所以耗費巨資來籌辦貢品，其目的很簡單，就是爲了讨好皇帝，聯絡聯絡君臣感情，表達自己對皇家的忠心，以此來獲取皇帝的寵信。因而官員們在進貢物品時，都會進行誇大其詞，而目的也不言自明。
這幾種方式，趙昺知道都是孳生腐敗的根源，因此他一直拒收官員的進獻，當然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是孤家寡人，也是有人情的。所以不可能對所有人拒收，不過能有資格向他進獻的人也隻限于那些‘屬下’，而他所收之物，也多是技巧之物、書籍遊記及些不值錢的‘稀罕物’，且不準他們動用公帑，事後也會進行補償。
最讓趙昺鬧心的其實就是朝貢貿易，早先他們亡命天涯，躲在瓊州彈丸之地，過去的藩屬國自然是有多遠躲多遠。他還記得自己登基後的第一次新年大朝會，臣僚們還尋來些俚族人及外商充數，以顯示‘天朝’大國的威望，想想都是笑話。
此後，趙昺拒絕再搞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事情，直至收複江南後，随着海貿的發展，才有小貓兩三隻前來朝貢。但其目的也并不純，我們都知道朝貢制度在中國曆史上已經實行了幾千年，從遠古時期的周朝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權時期的清朝。在實行這麽長時間中有一些變化，但是整體上沒有大變。
中國古代皇權對朝鮮、越南這樣的藩屬國進行“冊封與賞賜“，而這些藩屬國在規定時間内向中國的王朝“稱臣與進貢“這便就是中國的朝貢制度。但在現代社會對這種進貢制度都是以批評的聲音居多，爲什麽會出現這種負面評價基本上也是出于以下兩種理由：
第一種理由是外國人發出來的牢騷。當他們不辭辛苦的來中國時，覺得中國對待其他的國家在地位上有些太不平等了，你是大國不假，但我是小國也是國啊，大家坐下來好好地平等對話不行嗎？爲什麽見到中國的皇帝就非要下跪呢？爲什麽我給你帶點禮物，你們非要把它曲解成是小國對大國的“進貢“？爲什麽你對我的回禮，就非說成是大國對小國的“恩賜“呢？分明就是你們以大欺小嘛。
第二種理由是中國人這邊自己也非常看不慣。很多人都覺得進貢這種制度就是一套虛頭巴腦的東西，隻是皇權階級爲了給自己臉上貼金，不惜打腫臉充胖子。周邊小國時不時來朝貢一下，帶的盡是一些不值什麽錢的貢品，還摳摳搜搜的隻有一點點，可咱朝廷給他們的恩賜那就值老鼻子錢了，并且數量更多。每次都給當時的财政經濟造成很大壓力。
趙昺過去也是持第二種态度，認爲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因而也對此非常反感，對朝貢并不感冒，所持的态度就是你們來大宋做買賣我們歡迎，照章納稅，遵紀守法就行，并不會因爲你表示‘恭順’就額外照顧，回賜很少。
但是這兩年随着海外貿易日益擴大，商隊也越走越遠，趙昺的态度發生了轉變。回過頭來看，世人對朝貢的兩種态度很難說。在幾千年曆史裏面，絕對有個别的皇帝有虛榮心，可是很難想象整個朝廷頂着财政壓力，僅僅隻是爲了維持這套虛頭巴腦的東西，并且還堅持那麽多年。
趙昺也對此進行了反思，自己算不上敗家子，卻也不是冤大頭。他算了筆賬，在朝貢貿易上進貢時候産生的貿易，在明面上能看得到的，肯定是虧本生意，爲啥？因爲進貢的東西不值錢并且數量還少，但賞賜的東西值錢，還挺多。
而從大局看，大宋當下的貿易圈向西已經至歐洲邊緣，向東到了扶桑及東南亞一種國家，或是城邦，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總和就不是一個小數字了，這與“進貢和賞賜“這麽一點貿易總量相比不過是九牛與一毛的關系而已，而其中的作用卻很大。
你既然承認是大宋的藩屬國，也從中撈到了好處，那麽你的市場是不是也要向大宋開放，是不是要給個最惠國待遇，是不是要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保證大宋商隊的安全呢？如此一來不論是明面上，還是隐形的好處，對于大宋來說都是不可估量的，不僅解決了貿易問題，船隊途中停靠補給及良好的經商環境都迎刃而解了。
趙昺算完了經濟賬，接下來又算了政治這塊上面的賬。他知道從廣義的方面來講，世界上存在過兩種國際關系體系。第一種就是中華文明的這種“進貢體系“，另外一種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要說這後面的一種體系到底是什麽呢？
而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指十七世紀歐洲結束了“三十年戰争“以後，參戰的各國一起起草簽訂了一大堆條約，這個條約的體系，就是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體系明确了幾個至關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國與國之間，不論國土面積大小，綜合實力強弱如何，在地位上全部一律平等、彼此尊重對方的領土主權等等……直至今天的國際關系中，依然還遵守這些基本原則。
在後世的人們看來，國與國之間不分大小，一律都是平起平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進貢體系卻是以國家不平等爲基礎的，這麽一看确實挺落後的，理當應被時代所淘汰掉。但隻要我們深究一下曆史，不難發現，這個問題并不是我們想的那麽簡單。
在國際體系中的主要目标就是維持一種平衡或者說是和平。但自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立以後的好幾百年，歐洲國家之間大大小小的戰争就一直沒停過。英國和法國之間至少就打了至少四十六次的戰争；著名的中立國瑞典，在這個期間也參加了三十餘場戰争，這又是爲什麽呢？
其實這根上的問題就出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上——地位平等、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權、領土。什麽平等這那的，那是鬼扯……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因爲沒有一個武林盟主，沒有老大，但誰都想當老大，誰也不服誰。
明面上的彼此尊重主權，那是大家對權力的邊界都很清楚。我要占你的便宜，根本就沒有私底下可以交易和退讓的空間，隻能是就是撸袖子幹起來，搶奪你的國土。所以條約上寫的再漂亮有屁用，在實際的狀态中，往往就成了一言不合就撕破臉變成強盜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