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趙昺的臆斷和偏見。因爲行朝成立于國破家亡之際，混亂的情況下也顧不得許多，可以說文武齊上陣，如陸秀夫曾在陳宜中出走後主持軍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組織義勇抗元、陳則翁則是以廣東路轉運使的身份在廣州抗元等等，可以說朝中許多文臣都有領兵的經曆。
但是文臣領兵的結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斬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滅，若非趙昺穿越而來，陸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國，大宋最後一絲餘晖墜于崖山。就這段曆史而言，他以爲所謂文臣領兵就不大靠譜。
趙昺以爲這失敗的闆子也不能都打在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後的制度問題，讓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宋朝的重文輕武，逐漸發展成文臣領導武将、武将帶領士兵的局面，讓這些讀書人直接指揮士兵上陣沖鋒，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
所以說隋唐之後文臣知兵就是個笑話，而入宋後除了太祖，曆代皇帝也都是隻會紙上談兵，可還要每逢大戰授陣圖，如此軍事指揮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敗亡其實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會說，明朝重文輕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稱得上是‘以文馭武’，可知兵的文臣卻層出不窮。
可是趙昺掰着手指頭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僅有于謙、胡宗憲、張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個所謂文可定國，武可安邦的異類盧象升，也是屈指可數，數量遠遠少于和他們同時代的如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卻也非是親自領兵上陣，他們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選将任能、籌措糧秣以及厲行賞罰，确切的說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難之際的于謙，在保衛北京的過程中大膽啓用陶瑾、高禮、孫镗等将領，并調集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
針對北京城内軍械不足，于謙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緊趕制，一面将南京庫存兵器的調入北京，補充守城部隊。甚至還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軍潰敗時丢棄的軍械。
在糧食儲備和運輸方面，于謙一方面征集大車命令官軍去運糧，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發出告示，誰願意出城搶運糧食，在得到運費的同時，每運二十石糧食還會獎勵一兩銀子。幾天功夫，通州糧倉的糧食全部被運到京城儲存起來，充足的糧食儲備穩定了軍心民心。
于謙準許官兵預支半年軍饷的做法更讓全軍上下歡呼雀躍。正是憑借着兵力和物資儲備上的優勢，明軍一掃“土木堡之敗”後的頹勢。最終在北京城下擊退了來勢洶洶的瓦剌大軍。
嘉靖年間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憲，同樣慧眼識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繼光等均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成爲抗倭前線的中流砥柱。隻是胡宗憲權柄有限，還需要親自帶兵前去救火。但與指揮不動一線的胡宗憲相比，張居正的禦下之術可謂登峰造極。
在培養和信用戚繼光、李成梁兩員名将時，張居正經常給予敲打。如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撫已爲他申請封爵，張居正卻親自導演了李成梁所部“殺良冒功”的政治風波，又并不繼續追責，給予希望。
眼看胡蘿蔔近在咫尺，李成梁隻能兢兢業業，積累戰功終于在“東昌堡大捷”後，在張居正授意下，遼東巡撫上奏爲李成梁請功。萬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鈞下旨冊封李成梁爲“歲支祿米八百石”的甯遠伯，并特許其一子可以世襲衛所指揮使一職。
此時的李成梁表現得頗爲恭順，竟主動上奏請辭。明神宗朱翊鈞爲此特意批示：“梁屢立奇功，加恩非濫，谕殚忠奮勇，以圖報稱，不允辭”。這種讓武将畢恭畢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範。
而讓後世最爲崇拜的，則是清末以文人統兵的曾國藩。其本人并不善軍事，這才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籌劃。最終一手打造出一支頗爲強大的湘軍。當然，此時已經是洋槍洋炮的時代，武勇已經過時，戰争打的是武器和後勤。
縱觀中國曆史，文人确實可以通過不斷的學習逐漸成爲一個軍事家。但理論上的知識距離成功實踐終究還有很大的距離。更何況戰争本就是一項極爲複雜的系統性博弈，并非個人的天賦、努力與否能決定的。
因此，在曆史上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如王陽明、曾國藩等真正在戰争中嶄露頭角的文臣，他們所具備的優勢從來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會作人”。武将們呢？他們在“重文輕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漸失去了精氣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環境下任由擺布，成了沖鋒陷陣的工具人。
所謂“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了宋明時期，最優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舉做官，不願意去當兵，畢竟武職空間有限，地位又低，實在是挺郁悶。事實上，爲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輕武的宋朝開始了“武舉”。
比試确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内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武舉制度臻于規整。當時，武舉不能隻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子兵法。所謂的“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于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謀略上考試不及格，不能參加武試。
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期也出過一位如應節嚴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據說，熊廷弼先是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棄武從文，又中萬曆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次年登進士。
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熊大人，當了兵部右侍郎、遼東經略，一度讓後金的努爾哈赤的攻勢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肅軍令，制造兵器，鞏固守備，讓後金一方一籌莫展。但最終其與廣甯巡撫王化貞不和，終緻兵敗潰敗，坐罪下獄。
所以趙昺隻能歎口氣曰：文臣知兵談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欽聽了趙昺的話，好感大增，其雖然沒有明着幫自己說話，可也沒有‘屈服’于兩個讀書人的‘淫威’，讓他們不要想着當什麽儒将，而是将讓他們一邊涼快，該幹嘛幹嘛去。至于另外兩位讀書人自然感覺受到了奚落，卻也礙于面子不好說什麽重話，隻好結束了這個話題。
此時時間已有些晚了，加之剛才的争執大家沒有翻臉，卻也讓幾個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趙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營地走去，而餘光掃過，便見身後有人從暗處閃出，若即若離的跟在身後，看他進了院子才離開。
皇帝可以與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卻不敢怠慢，還是給陛下安排了個單間，用屏風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間，讓陛下住的舒服些。趙昺洗漱完畢，又批閱了幾份緊急公文，便沒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沒休息好，今天又喝了點兒酒，趙昺本覺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軍營中爲了禦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輩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隻是偶爾回鄉下才能享受兩天。但這輩子在無冬的瓊州待了十年，此後又一直在江南，還沒有睡過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燒的很熱。趙昺初時還覺得烙的渾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時間不長便有些受不了了，讓人加了兩床褥子，可還是渾身燥熱，翻來覆去的‘烙餅’，那點兒倦意也随之沒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執，趙昺覺得有些意思。而今趙昺收複的國土越來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瓊州時，島南放個屁，島西都能聞到。他那時可以輕易的了解到各種大事小情，知道人們所思所想。
可現在趙昺高高在上，别說底層的聲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難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級官員壓住了，根本傳不到他的耳朵裏，所以說現在他管的都是軍國大事，統領全局，無法了解基層官員和百姓所想。
這次趙昺隐于軍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卻難得接觸到了基層官吏的生活，體會到了他們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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