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剛剛說起西湖怪事，其實也沒有盡言。王應麟從自家府中得到的消息是京中官宦中遍傳，西湖之中鎖的是‘真龍’，現在頻頻顯聖，是想破障而出。而非市井中傳言的妖獸，所謂的妖道、妖僧鎮壓，其實是有人請了高僧大德和道門仙長，施法助真龍脫困。
王應麟官當到這個份兒上，自然明白‘事出必有因’的道理。上天那麽忙，哪有閑功夫管你的人間的事情，所謂什麽‘天書’、‘異象’、‘祥瑞’多半是爲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人爲制造的假象。而當下京中正是風起雲湧之時，有人在幕後推波助瀾也就不爲怪了。
如今京中鬧得最盛的兩件事，一者是與蒙元的談判，要求迎回淳祐帝；另一件事就是‘官紳一體納稅’了。這兩件看似無關的事情，但有心人隻要細思就能想通其中的關鍵，兩件事并非孤立，而是有人在後操縱，目的思之極恐。
所謂的湖中被困的‘真龍’其實便是暗指北狩的淳祐帝，那才是真龍天子，當今皇帝不過是僞帝。而這些人熱衷于讓淳祐帝還朝複辟，根子還在‘官紳一體納稅’的事情上，因爲這項政策等于擊中這些人的命門，斷了他們的财路，動了他們的利益。
也正因爲這項政策是皇帝欽定，并着力執行的。士紳們也明白想要通過搬到某位大臣是辦不到的，那麽也就隻有換掉皇帝才能保證自己利益不失。而德祐帝複辟成功，必然要維護他們這些從龍的功臣，保證他們的利益才能穩住朝堂。
而這麽個看似不靠譜的方式，真的就能成功嗎？兩人還真不敢輕視。
就以剛剛提起的秦時天降隕石來說吧！統一六國以來，始皇帝已經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彈壓，以對抗捏造出來的所謂天意背後真實的内憂外患。新的天命體現已經用帝号與五德建立起來，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責任。
帝國的制度似乎已經建立起來，“秦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下的帝國将跳出分封制下“戰鬥不休”的宿命輪回。商湯伐桀、武王伐纣的篡奪悲劇将不再上演。帝國将在新制度的維系下，獲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強大統一的姿态對抗北胡南蠻，“傳之無窮”。
心滿意固的皇帝，還借李斯的手筆在全國各地立下石碑，歌頌這有史以來開天辟地的創舉：“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争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複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但在五年前前盧生出海後所獻上的，上面明明白白地寫着“亡秦者胡也”，因此始皇帝唯一的心病隻剩下胡人。蒙恬的大軍此時已經多次擊敗匈奴，長城與直道已經修建起來，有效的輔助帝國的進攻與防禦。全國各地豪傑們被有條不紊地徙往鹹陽。
隕石事件，在推問無效的情況下，根據帝國的連坐法，周邊的潛在亂民被盡數誅滅，事件在表面上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這似乎還不夠，因爲現在在隕石上刻着的字昭示着在十年之後，這個國家中仍然潛伏着陰謀分子，他們就是舊六國的殘餘，失業的遊士，甚至帝國的官僚。
這些曾經是各國的精英分子，他們懂得運用天意，擅長蠱惑人心。而作爲利益喪失者，他們本能地抵制秦國的制度，視之爲蠻夷殘暴。他們妄圖在皇帝死後颠覆已然确立的郡縣制，重新恢複古舊的封建邦國，将天下再次帶入紛争。
所以新制度下的帝國的心病不再隻是胡人，因爲分裂的羅網正在帝國的各處編織。種種突發事态似乎也正印證着這種不詳，皇帝在博浪沙被鐵椎狙擊，“重百二十斤”，至今兇手尚未落網。盧生，皇帝曾尊賜甚厚的人竟公開诽謗皇帝，“以亂黔首”，被察覺後竟然出逃不知所蹤。
帝國的太子公開地爲是古非今的儒家反對派說話，違背帝國獨尊法家的既定政策，不得已發往邊境進行鍛煉。潛在的接班人胡亥雖然貼心，卻缺少政治鬥争才能，如果由他繼承，恐怕不免會成爲虎狼大臣的傀儡。而帝國的民衆還未來得及更新一代人，“秦滅六國，父兄有天下，子弟爲匹夫，當時人視之，實爲變局而非常理”正是當時情形真實的寫照。
隕石預言着皇帝将死，而皇帝确實也在第二年駕崩，這似乎寓示着隕石刻字很有可能是熟悉皇帝身體狀況的親近臣子。但不論如何，峣峣者易折，皇帝的性命已經走到盡頭了，所有的這些問題是沒時間加以解決了，次年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秦帝國及其制度也開始跟着始皇帝一起被埋入骊山的地宮中。
王應麟兩人同時儒學大家，對經史十分熟悉的。而大宋當前的形勢與秦統一六國有着極大的相似，小皇帝領着行朝在瓊州卧薪嘗膽十年，重新收複了江南。又以近乎殘酷的手段對殘留的豪門大族進行了打壓。兩年之後，揮兵北伐，收複了兩淮和荊襄，進一步穩固了江南，暫時消除了外患，形勢看似一片大好。
但兩人同樣知道，曆史自有其慣性。然而慣性，并不代表大勢，在三峽裏，秦帝國若屈從慣性，未必不能如同前三代，坐享數百年的國運。這方面，他們以爲保守的秦朝儒生沒有看錯，因爲比起追求虛幻的未來，他們的世界更加真實，因此也更加堅固。
建國初，丞相王綰就向皇帝建議，“分封同姓，加以鎮之”。博士淳于越則主張“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這不隻是單純對古舊的病态喜好，而是曆史經驗的運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鎮壓征伐，又如何能夠對遍布着八百諸侯的華夏大地進行有效的控制。
武王如果不是對商代乃至夏舜堯的王族後裔進行分封，又如何能夠撫定舊勢力的後裔遺民，使其互相牽制，防止叛亂。舊的形式産生舊的勢力格局，舊的勢力格局同樣呼喚着舊的形式，它們相互增益，構成穩定的曆史周期，這就叫輪回。
因此，對于秦帝國的大膽舉動，他們必定會認爲“政治家過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見，強天下以必從，而不知其流弊之烈，爲禍之深也”。實施也是如此，分封制的天下是壁壘森嚴的天下，天子諸侯大夫，在差異化的層級之下，“小國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來”，它們各自維持着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輸出忠誠獲得保護。
而吏治國家的興起則摧毀了碎片化而又頑固的持續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壘，整個新世界至此便處于低設防的狀态下。于是在取消了舊有的熟悉的制度後，秦帝國就立刻面臨了兩個巨大的困境，舊勢力的颠覆活動和新結構的鎮壓。
所以秦帝國的失敗不隻是暴政帶來的，而恰恰是對紛亂的社會環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結果。秦法在秦國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樂之，但一旦試圖在全國範圍内推廣，問題便凸顯了。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與勤奮保持着對包括舊六國的餘黨、周制的擁護者及失業的遊士，下層的黔首在内的一切蠢蠢欲動的力量的壓制，卻始終未能徹底地消除危險。
因此，秦帝國的弓弦雖然已經繃緊，律法比前世更加嚴酷，征發也越加頻繁，卻仍然面臨着日用不足的困境，這種困境比後世單純的亂世還多一層舊制度的反動。終于，在始皇帝死後，無能的二世手上，帝國的弓弦嘎然松開，狂風暴雨中始皇帝構築的堤壩崩潰，而尚未完全完成改造的帝國就此分崩離析，曆史再次進入人爲魚蝦的時代。
兩人知道行朝在瓊十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皇帝收複江南後也是想依照推行，這與當年始皇帝在曾經的六國之地推行秦法何其相似。江南雖然淪陷十餘年于蒙元之手，但是故老尚存，他們故而對從前享有的特權十分懷念。
恰恰小皇帝推行的新政，朝廷在鄉裏之中派遣官員管理百姓，等于打破了‘皇權不下縣’的舊例，已經等于剝奪了士紳們管理鄉民的特權，難以在插手地方行政事務。而随之的一體納稅又剝奪了他們的經濟特權，觸及他們的根本利益。
士紳階層作爲朝廷的根基，小皇帝的接連打壓，王應麟兩人也擔心政策過于激進，從而動搖朝廷的根本，引發國家動亂，将‘大好’的形勢毀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