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皆知蒙古草原軍出征往往不會攜帶多少糧草，但人馬都要吃飯，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簡單粗暴。一是由部族的奧魯營攜帶牛羊随行，邊放牧邊爲大軍提供食物；二是在征服過程中，勒令經過的城池提供糧草；三是就是搶劫，以戰利品補充所需。
不過當下這些方式似乎都不再适用。首先誰都知道草原上遊牧民族最難熬的就是冬季，他們生活在大漠南北的極寒北地，風雪之下牛羊馬匹難以覓食，要靠夏秋時積存的脂肪度過冬季，直到春天回暖，冰雪消融，草木重新萌發之際才能緩解。
過去蒙元政府征服了中原和江南，可以利用這些産糧區所得供養草原上的部落，幫助他們度過冬季。而現在他們失去了江南和兩淮，朝廷的開銷卻是有增無減，所得稅賦維持朝廷運轉便以捉襟見肘，能夠補貼給草原諸部的已是極爲有限。
現在要草原諸部在冬季千裏勤王，牲畜和馬匹體力不足，若是沿途再不能獲得充足的糧食補給，他們能否平安走出大漠到達京師也是個問題。而即便能夠不畏艱辛的來到中原，又能夠剩下多少戰鬥力呢？
其次，蒙元的經濟情形是‘富了方丈，窮了和尚’的格局，朝廷和大汗生活可能不會受到影響。但是地方政府在多方盤剝下的日子肯定是緊巴巴的，早已疲憊不堪，讓他們拿出大量的糧草供給入京勤王的大軍，那不僅是困難，而是活脫脫的災難了。
誰都知道遇到災荒，災民往往都會湧向富裕的州縣以求活命。同理，饑餓的軍隊也會向糧草充沛的地方要糧，若是一撥兩撥也許尚能應付，但是大家都來伸手要錢要糧恐怕就難以應付了。而結局就是富的吃窮，窮的吃死，嚴重消耗了蒙元的戰争潛力。
再說劫掠，這在征服戰争中确是一種有些解決物資保障的有效方式。但那是在敵對勢力和政權的地盤上，搶了也就搶了，畢竟那是敵人的東西，解決自己所需的同時還削弱了敵人。而現下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作戰，搶得是自家的東西，殺的是自己的子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
當然也不能排除在極端情況下，自己人打劫自己人的事情發生，這對于蒙元百姓和地方官員是場災難，而對大宋卻是樂見其所爲。畢竟得民心者的天下，自家的軍隊不但不保護自己，反而禍害自家人，必然會引發反抗，做出‘喜迎王師’的事情。
想想以十萬計的蒙古軍隊如蝗蟲般掃蕩了沿途州府，又湧進大都吃大戶，以京師的積存又能堅持多久？而反觀大宋以此戰将蒙元各地主力吸引到一地與之決戰，當下也許付出的代價會很大，但是比之來時再遣兵出塞作戰卻顯得不足爲道。
趙昺清楚的知道在曆史上，漢武帝數次動員幾十萬大軍出塞遠擊匈奴，終迫使其遠遷，消除了對漢地腹心地區的威脅。而未能迫使匈奴臣服，邊患未能根除，不得不又修建長城遣兵長期戍守。但是他也耗光了文景兩代帝王的積蓄，弄得百業凋零，民生困苦，使得漢朝由盛轉衰。
再有明朝爲了消滅遠遁草原的北元，先後發動了十三次北征，但依然未能将其完全消滅。而每次北征所消耗的糧草和錢财都難以計數，死傷軍兵以萬計，同樣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穩固住了邊防。
而趙昺同樣知道，草原才是蒙古人的家，那裏是他們的主戰場。若隻是逞一時之快，迅速收複大都，則就要面對以後無窮無盡的邊患。與其同他們在草原上進行長期的消耗戰，不若集中所有力量畢全功于一役，将敵草原主力吸引到中原來與之一戰！
田忠此時也冷靜下來，想到自己将要面對的張珪，其聚兵于保州看似占據天時地利人和，但仔細想來并非如此。張珪受命河北路都元帥阻擋宋軍北上，看似在大名兵敗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聖寵不減，但其實已失聖心，容不得其再敗，所謂的天時不過是催命的刀而已。
張珪當前在真定虛布兵力，實際上将主力置于家族聚集之地的保州，不僅能夠得到宗族的支持，還不必擔心地方上會有人擎肘，可以專心對敵。但是保州盡管是重鎮，規模和防禦力卻遠遜于濟南和開封及大名這樣的城池，憑此是難以抵禦大宋的攻擊，實際上卻是作繭自縛。
而張珪選擇在保州作爲與宋軍決戰之地，似是要不惜族人性命背水一戰，可在田忠此時看來其中各有利弊，且是弊大于利。要知道人心最是難測，戰事順利自不必言，這是家族的榮耀，族人們也願意付出金錢，甚至幾百條人命也願意。可一旦面對的是更爲強大的敵人，有滅族的危險時就未必了。
此外張珪會獲得家族的助力，同樣也面臨着人性的考驗。舉一個十分簡單又現實的例子，在明知隻有憑城據守才有擋住宋軍的可能，而其的父祖墓地卻在城外的滿城。宋軍若是在挖墳掘墓，他是去救，還是不救。
張珪若是明知圈套去救，成全了他孝心，但是卻有負君王的信任；爲了國家大義不救，确是被人掘了祖墳，作爲子孫不能保護祖宗死後的安寝之地，那也是終生的奇恥大辱，爲族人和世人唾棄，無顔見列祖列宗的。
而打仗不是請客吃飯，那是要用人命去填。看着族人和親人一個個去死，甚至是因爲自己去死，那也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毅力，不是尋常人能夠做到的，曆史上又有多少忠臣良将就是敗在了不舍的親情之下的。
即便張珪即便是有大勇毅之人，可以面對族人子弟因爲自己去死，但族人們是否又能理解其所爲，願意毫無怨言的赴死。田忠隻想說：林子大了之啥鳥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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