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張頌給出的東進理由，趙昺未置可否，隻是在讨論結束後，升任秘書郎，民事案主事，大家有些愕然。秘書監按照職能分爲值宿、軍事、民事和經籍、機要案，由監正和少監爲正貳，下有各案主事，又有秘書、著作、知雜、閣架等郎官作爲辦事人員。現下其由一個知雜兼管一案，可見皇帝對其的信任和賞識。
趙昺卻沒有想的那麽多，他其實也在爲出兵的方向苦惱。他從來到這個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敵，隻有将其滅亡才能消除這個緻命的危機。而這也并非是他的命運，可以說跟遊牧人對峙，是大陸的農耕民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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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裏說，趙昺知道這是國與國之間對利益的争奪，而這利益包括土地、人口、資源等等。而這種争奪可以說伴随了社會發展的始終，即便進入現代，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會，但是這種争奪依然沒有消失，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勢，隻是手段更爲多樣化，也更爲隐蔽，但戰争仍然是不二的選擇。
不過在古代社會，趙昺想稍微對曆史了解的人誰都清楚，若論實力，當然遊牧人不如農耕民族。但是要講打，就不一定了。遊牧人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機動性奇高，加上食肉與食草的差别，體力和靈活性都比農耕人略勝一籌。隻要有了合适的武器，論打仗，遊牧人有天然的優勢。
趙昺記的前世有一位軍事家曾說過：凡是生活用具和戰争用具一緻的民族，在戰争中就有優勢。而這個結論，就是從遊牧人哪兒得來的。
所以，農耕人對付遊牧人，基本上隻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被動地防禦，才能勉強獲得對峙的平衡。在先秦，農耕人武器上的優勢比較明顯，一旦這個優勢減弱，就隻好修長城了。長城之外，還有各種城牆，寨牆，用以抵禦機動靈活的遊牧人入侵。
趙昺也清楚漢朝之所以被曆史上稱爲‘強漢’，并爲後世所推崇，并不是說它有多麽富強，而是它将匈奴遠逐，解決了長期困擾農耕民族的的邊患問題，但漢朝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慘重的，也可以說爲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西漢年間，匈奴人和漢人的對峙，漢人在武器上還多少有點優勢，但在馬匹的方面，卻要差不少。基本上隻能靠修長城，建邊塞據點，加強邊郡的兵力，再配合一點外交手段，防禦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強盛的冒頓單于時代，他們也沒有大規模入侵中原，取漢而代之的野心。
匈奴的入侵，多半發生在草原有災害之際，他們不得不靠搶掠農耕地區來維持生計。但是，農耕人機動性差，若要主動出擊，規模小了會被人吃掉，規模大了，動一次，聲勢浩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光後勤供應，就耗費巨大，十萬騎兵行動，後面運糧草的馬匹，絕對要超過十萬。
即使有不惜代價的決心，可這樣的行動，能不能抓住敵人，還真不好說。因此主動出擊，打擊西域匈奴的幫手，化敵爲友，縮小匈奴的活動範圍，是可行的策略，滿世界追擊匈奴主力，實際上是下下策。而武帝決心徹底擊敗匈奴，使衛青、霍去病絕大漠，封狼居胥的壯舉，卻讓漢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百姓生命損失慘重，府庫爲之一空。四代人攥的家底，讓劉徹一下子就給糟蹋光了。老百姓命沒了，不算大事，但府庫空了，皇帝很頭痛。而趙昺知道中國的官僚，從來不乏搜刮有術之輩。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寶，第一，鐵鹽官營，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錢。
漢武帝之前，鐵鹽包括鑄錢，都可以私營。民間可以煮鹽、打鐵買賣農具甚至兵器，當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許，還可以開采銅礦，開爐鑄錢。現在，這些個掙大錢的事業，都被官家包了。鹽的質次價高，反正你也得買，不買沒鹽吃。至于鐵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隻有官家一個渠道，買回來的家夥不好使，隻好将就。這樣一來，國家資本主義告成，錢都直接給刮到官家的府庫去了。
酒業原本也是打算國家經營的，但酒這東西，不像鹽鐵，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營酒業造的酒，質量太差，會沒有人買的，沒法強迫消費。所以，隻能放給民間經營，但是，國家強征酒租，這就是酒榷。這一項，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國家對于商業活動，是征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于是開征算缗錢。所謂的缗，就是串錢的絲制繩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缗，是針對不動産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
當然，百姓不傻，誰會主動繳納呢？但官府有招兒。它規定如果誰不繳納，或者少報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發，告了以後，官府就可以把這家的全部财産沒收，分給告發者一半。當時執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縣，專辦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産之家，沒有漏網的。告人的，得來的不義之财，轉眼也被人告。一時間，單告缗一項，朝廷得民财數以億計，沒入的奴婢以千萬數，田産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告缗，即告發人們匿财不報，一時間成了比鐵鹽官營還要生财的羅掘之道。
然而，百姓仍就是那些百姓，财産就是那些财産，羅掘一空，以後也就沒了。所以，這樣的财政措施，隻能是竭澤而漁。水幹，開始有大量的魚，而後，魚也就沒了。于民争利，搶奪民财，利也就沒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後，漢朝進入了好長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漢宣帝時，改弦易轍，才稍稍恢複元氣。
戰争如此費錢，所以中原王朝對發動戰争都十分謹慎，若是那個皇帝有了這個想法，一定先會被扣上‘窮兵黩武’的帽子。而趙昺想要發動滅元戰争那也是必将調動舉國的人力和财力，即便朝野無人反對，他也要好好考慮下性價比，選擇恰當的時機和方案。
而這又涉及到一個老調重彈的問題，趙昺深知戰争打得的是後勤，古代戰争同樣面臨這個繞不去的問題。但是也有人說了，古代戰争消耗的無非是兵器、糧草和承受兵員的傷亡，且比之現代戰争後勤補給要簡單的多，籌備和制造也簡單的多，不應該成爲最大的問題。
趙昺也清楚此點，糧草消耗是古代戰争最大問題，但是恐怕沒有經曆過的人覺得似乎這個問題不大，士兵平時也要吃喝，消耗糧草，戰争期間即便加倍也并非沒法解決。可他隻能歎口氣，他們恐怕沒有考慮‘在途消耗’這個問題。
要知道古代沒有機動車，一般就靠11号，如果靠馬牛載人，一樣需要吃糧食。而人如果負重行走終日，消耗的糧食必然遠大于平時，這就是爲什麽非作戰狀态的士兵，以及運送糧食的民夫，都需要消耗大量糧食的原因。且古代路況不好，士兵和民夫需要逾越大量崎岖地形，越發增加了能量消耗，糧食的需求量就更大了。
所以，控制在途消耗就成了節省糧食的關鍵。畢竟哪怕不打仗，你讓民夫服徭役也需要在途消耗啊。爲此趙昺知道秦始皇專門修建“秦直道”通往甘肅，宋朝時期在北方修建了運河用于運輸、明朝朱元璋在北伐時，爲了縮短運糧路程，直接在松亭關大甯會州修了糧倉。
這些都是控制後勤人員比例，降低運輸路徑，來減少在途消耗的方式。而在戰争和徭役時就近征發人員，也可以提高征發效率，降低在途消耗，從而節省大量糧食。因此大帝國常常擁有看似遠多于需求的常備軍，而秦之後，徭役也一般依照就近原則。但是一旦深入敵境，服徭役的距離太過遙遠，路程太長就會給國家和人民的負擔過重。
可對于遊牧民族來說後勤壓力要小的多，牛羊是他們重要的戰略物資，在戰争中是可以行動的軍糧。節約糧食，當然主要在于節省牛羊的消耗。與很多人想象的遊牧民族頓頓吃肉不同，一般牧民的食肉量并不多。這是因爲牛羊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增殖，隻有富餘的牛羊才能用于食用。
遊牧民族是公認比農耕民族更能忍饑挨餓。而據趙昺所了解，在非戰争時期，草原牧民們的進食量很少、很簡單，甚至不一定能吃飽，他們把小米放在水裏煮，早晨喝一二杯湯，白天就不再吃東西；晚上吃一點肉，并且喝肉湯。
草原牧民草原上也有廣種薄收的農業，但還會搜集野菜，以植物糧食來補充食物需求。此外遊牧民族還會捕魚打獵。另外，遊牧民族還有一種非常殘酷的節約糧食方式，在白災等災荒發生時，他們經常抛棄老人，令其等死，來保證青壯年有足夠的食物來生存。
所以糧食對于草原遊牧民族來說糧食需求并不像中原農耕民族那麽迫切，可滅元之戰深入草原大漠卻是繞不過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