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安街頭巷尾談論的最多的是九月朝廷迎回了景炎帝靈柩，葬入了紹興皇陵，當朝皇帝親自舉哀，率衆臣迎靈的大場面；還有舊宮該造工程已經進入尾聲，在原來大慶殿的舊址上建起了明堂，太廟也已完工，和甯門也經過整修，加高了城樓，門外重新平整擴建成了一個東西長五百步，南北三百步的廣場。
當人們正議論在皇城大興土木，皇帝是不是要遷回舊皇城時，卻傳來了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及樞密院，皆遷入舊宮東華門和西華門内的院舍，而各省下屬的寺監也遷入騰出的房屋。皇帝依然留在原德壽宮居住并不會遷入舊宮，那裏隻在原大内修建了一座便殿，方便陛下親臨視事。
不過對于這些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人們說的最多的還是皇家所屬的幾大工坊明年春天是不是還要招工。如今誰都知道皇家所屬的工坊不僅薪俸高、不拖欠，一個在那裏工作的五年的人，掙得薪俸基本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就是最低級的徒工，掙得錢也夠兩人生活，據說那些大匠掙得薪俸比之一個知州還要多些。
福利待遇也是極好的，每日隻工作五個時辰，加班會另外加薪；每年四季還會發放‘工裝’，省着點兒穿，一年都不用添置衣裳；上班還有兩頓工作餐，且不限量，管飽，家裏遠的會安排宿舍居住；讓人羨慕的若是工作年滿十年以上，工坊還會分配一套小院，讓家人一起居住，每月隻收很少的租金。
除此外，據說皇家工坊中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機械可以代替人力，工作比較輕松。且隻要做得好，就會得到晉升，不像那些小工坊，累死累活也仍是幹活的，想當坊主隻有自己去單幹。種種好處下，去皇家工坊成爲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好事，但是想進入其中卻并不容易。一般來說有三種渠道：
一是考入工坊辦的技術學校，在其中學習兩年，完成學業就可以直接分配到各個工坊參加工作，且跳過學徒，直接領取薪俸。二是從軍隊中退役的士兵，他們會被優先招錄，且往往在提職時得到優先考慮。三是參加工坊一年一度的招錄，但隻有力氣也不行，那些識字的，有一技之長的會更容易些。
不過正是因爲皇家工坊待遇優厚，導緻一些小工坊難以招到好工匠，他們爲了留住人，也隻能效仿皇家工坊的政策，開出高薪。比之從前要先當學徒，不僅白幹活，得不到一文錢，還得挨打受氣好多了。坊主們也客氣了許多，擔心招來的人剛出徒，轉眼就投奔皇家工坊了。
現在坊間都在傳說，皇帝正準備擴建工坊。在揚州和襄陽各建一座織布廠，專門加工生産昂貴的棉布，一些頗有私财的大戶人家以爲有利可圖，現在紛紛前往淮東和淮西買地準備種植棉花，如今已經開始招募人手，開出的條件都很優厚。
當然除了進入工坊外，皇家還有很多産業，可以去海上商隊當水手，到皇家莊園中種地等等，聽說收入同樣不菲。還有些人瞅準了工坊的需求，可以從他們手中承攬些采購，粗加工和運輸的活兒，同樣可以賺取不少利潤。而一些人專門跟着皇家工坊走，他們在哪建廠，也跟着在周邊買地；船隊去哪裏，也馬上結伴跟随……
面對蒙元朝廷巨變，趙昺也有一番思索，除了自己在其中挖坑下套，推波助瀾外，其實蒙元在軍事上連連失利，經濟上的困頓，皆是政治上的失敗，确切的說是他們在由遊牧文化向中原文化轉型的失敗，實際上也是傳統儒家意識形态的失敗。
大宋在趙昺主政之後，他一直進行變革，利用自己前世所知摸索着前行，試圖改變當前死氣沉沉的局面。他在軍事和行政方面引入了現代管理方法，潛移默化的影響着身邊的人，利用權力讓朝臣們主動或被動的接受自己的理念，清除和打擊那些相左者。
在經濟上趙昺在促進農業複蘇的同時，也在大力發展工商業，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促進。經過這麽多年來的發展，趙昺利用資本的力量來調整産業結構和發展方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雖不敢說已經讓大宋進入了資本主義萌芽狀态，但起碼已經埋下了種子。
但是蒙元還在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争論不休，将整個上層社會卷入其中，導緻社會動蕩不安。而真金上台後，試圖實施全面漢化，可他的支持者和主要幕僚皆是那些所謂的傳統清流儒者，面對不斷變革中的大宋，其思想理念和知識結構，使他們不能對大宋做出理性的判斷，導緻在戰與和的問題上頻頻失誤。
趙昺以爲排出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後，蒙元方面不論是真金、伯顔、李謙、安童及桑哥都是主戰的。在失去了江南後，不論是從财政上考量，還是軍事上的失敗及國家的利益上，蒙元上下都以爲這是莫大的恥辱。而其中當然也有明白人，伯顔就知道以現在的能力根本打不過，但是頂不住所有人都主戰，而不得不打。
傳統的清流儒臣們，他們仰慕的是先朝大賢們，秉承着‘讀書砥砺，行嚴己、恭以待人，上承國恩，下綿世澤’的思想。而他們往往爲官清廉、公忠體國，即使對他政治主張持反對态度的人，也難以從這些方面對他提出指摘。所以兩派即使有分歧和争鬥，在主張上其實是統一的。
不過想法和實際總是有差距的，蒙元方面其實面對的是一個在思想和科技上不斷進步的新宋，而非從前那個羸弱的瘸腿殘宋。而今伯顔和李謙都成爲戰敗的犧牲品，蒙元的政治方向是轉身後退，還是繼續前行都是未知數。在國家危亡的曆史條件下，舊時士大夫已無法承擔起政治變革的主角地位，他們已然被曆史的洪流淹沒。
前浪被拍在沙灘上，而後浪也不容小觑。趙昺一直覺得在舊體制中訓練出來的政治精英，于新學問新知識了解得比較差，但在識人待物方面，還真是有一番門道。據聞李謙臨行前舉薦李思衍入中書，真金答應了。而雙方一見面，本來還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擋堅船利炮的真金，就被其一套韬光養晦，它日再起的言論給鎮住了，當下委其爲中書省參知政事。
李思衍其人進入趙昺的視線，是在其作爲使臣來宋和議。以他所知，以四川換南陽和開封的計劃正是出自其手，以割地盡快結束雙方的戰争。此次阆中事件也正是其來善後的，當然此次他不在是個跑腿兒的，而是以蒙元大汗全權特使的身份主持善後事宜的。
而這次李思衍來宋，首先爲汪氏挑釁引發雙方大戰，破壞和議的行爲，承認是己方的錯誤。但轉而就對大宋囚禁鐵穆耳和跨界‘刺殺’伯顔的行爲表示了憤慨，要求大宋做出解釋和賠償，并處置責任人，給蒙元方面一個交待。
這明顯是倒打一耙和無理攪三分的行爲，但是趙昺以爲李思衍看似愚蠢的行爲其實很聰明。鐵穆耳本來就是作爲蒙元履行和議的人質留在臨安的，他們首先破壞協議，拒絕交出西川，襲擊大宋軍隊，囚禁其是理所當然的行爲。至于伯顔被殺本來就是無頭案，而指證是大宋所爲更是無稽之談，無憑無據的就憑張嘴。
但是李思衍以此爲由當衆提出來，那就有了另一層意思。他承認事件起因罪在于己，但是你們随後囚禁了我們的皇子，并刺殺了朝廷重臣，那就是你們的錯了。如此就可以化被動爲主動，在其後的談判中與大宋處于平等的地位了，既然大家都有錯，那就有的商量了。
随後的談判中，李思衍果然據此力争，提出蒙元讓出漢中作爲雙方交易的榷場，并敦促汪氏退出西川，對大宋對其造成的經濟和軍隊的損失不再追究。而大宋也不得以此爲由占據均州等漢江北岸的州縣，并追究鐵穆耳擅自逃回蒙元的責任。
這個協議誰都看得出對蒙元來說是口惠而實虧，不過卻‘迫使’大宋不得不承認了刺殺伯顔，而漢中在名義上還是蒙元的，隻是作爲榷場讓大宋管理而已。但是大宋方面怎麽肯背這個鍋，惹得衆人皆罵其爲國賊，漢奸，請求趙昺将其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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