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元方面來講，當下蒙元的軍制和衛戍制度越來越受制于經濟制度、内外政策和政治局勢的制約，而随着草原宗王軍的南下，并代替趨于崩潰的侍衛親軍，承擔起主要作戰任務。那必然會導緻蒙元政局的動蕩，而本已行将崩潰的經濟也會愈加惡化，進而導緻政策的轉變。
蒙元草原宗王制度看似是古時分封制度的延續，其實還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發動統一蒙古的戰争，實質是一場遊牧民族融合與吞并的戰争，其通過拉攏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領得以不斷壯大，然後通過征服和掠奪其它部族壯大，并将這些部族強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隊或萬人隊整編建制。
成吉思汗再通過分封和賞賜給他們劃定草場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戶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們捆綁在劃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們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數量，把他們嚴絲合縫地塞入這架戰争機器之上。通過多次征調作戰的行動，一步步加強對遊牧部落的掌控。
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實就已經開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國趨于獨立，蒙古帝國更像現代松散的聯邦制國家。而随着攻滅金國，圍繞着汗位的政治陰謀帝國進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漢地兩方勢力。在忽必烈憑借漢軍的支持奪得汗位後，這種分裂已經實質化了，與四大汗國的關系更加疏遠，統一不過是名義化了。
忽必烈改制建元，實際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兩個統治中心，實行兩種政策進行管理，一個依舊維持舊制的漠南漠北地區，一個是不完全漢化的漢地。在滅宋後，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經濟拉攏和軍事打壓兩種手段對草原進行統治。
到了真金繼承汗位，趙昺發起複國之戰，一舉收複江南，搶了蒙元的錢袋子。而北伐之戰重創了蒙元漢地的駐屯軍軍隊，尤其是視爲心腹的侍衛親軍，等于打斷了真金的脊梁骨。當下不得不調宗王軍南下勤王，而又無法支付其軍費，隻能再次‘分封’諸王，讓他們在封地上自籌。
在趙昺看來，真金這一手是臭棋，他雖然暫時解決了因爲财政困難，朝廷無力支付軍費的問題，但取得了經濟自主權的宗王們恐怕就不會那麽聽他這個大汗的話了。且此舉使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盤萎縮，行省制度崩潰，失去了大量的稅賦來源，自顧不暇之下對草原的控制力也會進一步下降。
加之請神容易送神難，朝廷勢衰，大汗威信減弱，那些進入中原的草原宗王軍一方面會與朝中的臣僚們勾結謀取利益；一方面占地爲王，各自形成割據的形勢。而草原上的規則是拳頭大的說了算，會爲了利益和地盤明争暗鬥，甚至相互征伐，各自爲政。
這些變化有必然對蒙元的制度産生沖擊，尤其是投下制度。蒙古初期、諸王、貴族、軍将把從中原和西域所俘虜的人口遷至蒙古草原，視爲奴屬，各置聚落安置，進行農業或手工勞作。其後因俘虜人口過多，在中原的統治又已逐漸确立，于是諸王、貴族、軍将便把他們在漢地所俘虜的人戶就地安置，派官員管領，不屬州縣。
窩闊台即大汗位後，兩次對中原戶口進行清檢、登記，又把所籍的中原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和軍将，作爲采邑，通稱爲投下。他同時接受耶律楚材建議，封主在封地内設達魯花赤管領，其應得租額由政府所置地方官吏負責征收，然後由朝廷分别支付。
但是這些規定在當時沒有也不可能貫徹執行，因爲封地是世襲的，封戶隸屬本主，不得遷徙出離。蒙哥在位時繼續進行分封。元朝建立後，中央集權制度得到加強，忽必烈繼續執行窩闊台時投下舊制，并做了某些改進，将封戶每五戶出絲一斤提高爲兩斤，對于封主在投下内的一些特權和不法的征斂剝削進行了某些限制。
将軍站事務剝離，則不屬投下，漢人軍将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銷。滅宋以後，又就江南州郡進行了分封，封主對封地的控制似稍減弱。封戶納鈔，每戶中統鈔五錢，後加至兩貫，由政府統一征收，再付給封主。但是諸王貴族在封地内擅招人戶，漤行斂括的現象一直很嚴重，卻也是貴族們重要的斂财手段。
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錯，必然會與進入漢地的草原宗王封地疊加，雙方的利益沖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舊貴族間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動起手來也就十分自然。他們打來打去，相互劫掠，結果就是亂了自己，樂了大宋。這些還隻是趙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舊制度，草原與中原間的勢力間的矛盾和沖突隻會更多。
聽了皇帝的補充，衆人也漸漸明白，陛下在蒙元草原軍南下後便迅速結束北伐，同意議和，并非是怕了他們。而是看到了新勢力的介入，會是蒙元局勢發生巨變，以其費勁的以舉國之力與蒙元攻戰，不若讓他們自亂陣腳，待時機成熟興兵再戰。
與此同時，也可以讓江南和兩淮百姓休養生息，緩和朝野間的矛盾。進而推行新政，對朝廷進行改革，完善制度和機構，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爲再戰積蓄力量。
而這時候陳鳳林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對在揚州之戰中，馬紹在城破之際自殺殉國一事感到震驚。其作爲一個漢人，卻甘心爲異族效力，并不惜自己的性命。在壽州之戰中，宋軍圍城，又有數萬漢族百姓不肯獻城投降，死于炮火之下。這種情形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憂心在此後的對蒙元作戰中會受到漢人的頑強抵抗。
韓振也表示了同樣的擔憂，在當下進行的和議中表現的最爲積極的不是蒙元的皇子鐵穆耳和左相桑哥，反而是身爲漢人的李謙在四處奔走，據理力争。更讓人寒心的是身爲宋人的李思衍，居然利用自己的親朋故舊打探消息，爲蒙元和議出謀劃策，使人不能不擔心他們日後主要敵人反而會是同族之人。
陳鳳林的問題看似讓人有些沮喪，但是此時能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戰争，還是讓趙昺感到欣慰，這也一種進步。可他對那些蒙元文人并不太在意，其實在金朝時期，女真人漢化已經非常嚴重，重用漢族士人治國，也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原實現百年的統治。
其實趙昺對于當下的士人應該說還是有戒心的，不僅是北宋時期大量無良士人充當女真人的帶路黨，南宋滅國之際，那些士人也是出了大力的。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畢竟其中還有爲大宋複國出力，以死殉國的士人，但總體上還是令人失望，不能不讓人對他們的品德持懷疑态度。
不過相對來說，留在北方的漢族士人更可恨，他們不僅把宋朝看作是篡權的“閏位”王朝和島夷，甚至産生了自己的華夷觀念，把自己當成了華夏的代表。北地士人們都是這些觀念的狂熱推崇者，他們甚至發明了“漢者共天下之言也”的觀念，認爲華夏文明和漢人無關。
但當真正的“蠻夷”蒙古入侵時，金朝大儒文人的表現卻很有意思。早年的蒙古人非常樸實，他們可不管啥子詩書禮樂之家，哪家的小娘子長得好就直接搶走，男人礙事就殺掉，願意戴綠帽當活王八就帶到草原上當“趨口”，這種沒出息的金朝文人一抓一大把。
元好問号稱‘北方文雄’，應該算是最爲知名的儒學代表，其不僅沒有積極抗蒙，也沒有爲金國殉葬，而是一邊寫詩哀歎戰争慘烈，一邊卻在積極尋找庇護者。他找到的庇護者之一是張柔，張柔是滅宋功臣張弘範的老爹，也是元好問有着不同一般的關系。盡管元好問懷念第一任老婆張氏爲金朝戶部尚書張翰的女兒，也并沒有影響娶了第二任老婆毛氏。
毛氏的祖父是金朝的烈士，同宗的長輩毛伯朋也死于抗蒙事業，但你以爲毛氏就是單純的烈士後代，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氏的堂姐妹分别嫁給了蒙古軍千戶喬惟忠和張柔，所以張柔就是元好問的連襟，元好問是張弘範的姨夫。并在張柔死後撰寫了，還吹捧張柔是“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謂當代侯伯之冠”，可以說是極盡肉麻之事，不要臉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