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趙昺遇到的‘能人’多是自己以誠待人，相互經過長時間考量才歸心的，就是相交于危難經曆過生死考驗的忠貞之士。更多者是迫于生計，或是求财，或是求官，甚至是保命才會出現甫一見面就表急忙忠心的人。
至于那些名儒賢士往往十分清高的，做不出‘一見鍾情’的事情。而且對所謂的‘明主’十分挑剔，對其的品行、聲望、學識、執政理念等等皆會在意，即便有心投靠也會待價而沽，看皇帝能否開出合心的‘價碼’。
對于劉因趙昺還是十分賞識的，幾次見面其雖然怼了他好幾次，深陷敵營沒有表現出對他這個帝王的畏懼和卑微之色，體現了一個傳統士人的風骨。而其學問自然不會差，否則他一個窮酸也不會在中原儒林赢得魁首之位。
當然趙昺對劉因的敬重是來自于其的風骨和學問，而非他的治世之才。那種所謂窩在深山苦讀幾十年，精研治世之道的隐世大才，一出手就能濟世救民，統一天下的大儒，他沒見過，也不敢用。
想想以當下的通訊水平，又身居偏遠之地，‘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就是個傳說，其學問再高也是不谙世事，不明天下形勢及帝王所思，百姓所想，又毫無治政經驗的空談家，如何有針對時事提出自己建議，制定完善的措施。且即便其敢提，趙昺他也不敢用啊！
不過趙昺也認識到真正的儒者或儒家，并非人們一般會想到那些懦懦弱弱，文質彬彬，手捧書卷，隻會死讀書，而手無縛雞之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腐儒、酸儒，且滿嘴之乎者也，滿嘴仁義道德之人，而且泥古不化，逆曆史潮流而動。
他的師傅無論是應節嚴，還是江璆皆是文武皆通，學識淵博的儒士，而如陸秀夫和文天祥等一班僚臣也皆是如此。且他們最寶貴的寶貴的不是金玉而是忠信，不謀求占有土地而把仁義當做土地；不求積蓄很多财富，而把學問廣博作爲财富，他們在适當的時局和正義的事情上才出來濟世，否則甯願安于普通人的生活，鄧光薦便是如此的儒者。
對真正儒者最恰當的說法便是我們熟知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見利不會忘義，見死不改操守，有勇武氣力但不輕易施展。做事有謀略，能預見未來，故有所準備，不學習什麽權謀之術，敢于直谏，爲民請命。
另外凡有大智慧者，大家肯定都能想到，有見識的人，他的學曆一定不低，即使因爲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導緻并沒有在學校接受過系統的學習，但是他一定自學過很多東西，眼界遠勝于常人，必然在社會，經濟，人際關系，政治，博弈論，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見解。對于政治能夠從多角度與多方面分析，而不是拘于某些單純的層面。
在劉因身上趙昺看到了一個儒者應具備的所有素質，其雖然沒有入仕，缺乏治政的經驗。但其久居地處交通樞紐的真定城，也使這裏成爲消息流轉之地，且與各地儒者的交往，使他不難獲知各方面的情況。而他又身處底層社會，對平民的生活狀況定然感同身受，必然對當前社會和局勢有着自己的認識和判斷。
孔聖也有‘學而優則仕’的入世之說，更是将‘爲王者師’作爲一個儒者最高追究。當然劉因肯定也不會免俗，否則也不會應诏前往大都面聖。至于沒有入仕也許是真的因爲身體有佯，但也可能是因爲不爲言說的原因，但其心中肯定有一展胸中抱負，實現濟世救民的理想……
趙昺當下與劉因相處已有一個來月，兩人見面機會不多，談話也說不上平和，不是互怼就是相争。今日算上難得的和諧，看其相談的興頭正盛便請教道：“靜修先生，宋元決戰在即，若是我朝僥幸取勝，将蒙元逐出中原，未來必然還會相争于塞外，采用何策略爲上？”
“草民學識淺薄，不敢爲陛下獻策，但可就自己所知一二言說于陛下！”見南朝皇帝向自己請教，劉因還是有些恍惚，但很快便冷靜下來，略一思索道。
這些日子南朝皇帝知其在觀察自己，而他何嘗不是在考察其。以他來看，南朝皇帝雖然年輕，但做事沉穩，行事果決，十分受臣僚們愛戴。難得的是其身爲皇帝，待下和善，對他們從不苛責，且生活簡樸，身上穿的常常是與侍衛同款的舊衣，吃的也與衆人無異，非遇假日和大事少有宴飲。
在治政上，劉因也發現南朝皇帝關心民生，出台的政策也多維護平民利益。在選才用人上雖事功輕學，他也能夠理解，畢竟維護一個國家的運轉缺不了錢糧，而這麽多年來時刻面臨外敵威脅，也需要巨額的軍費保證戰争開支，如此用人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
他也明白中原士人在蒙廷屢遭色目人打壓，也多是因爲獻策好高骛遠，太過理想，難以實施。又眼高手低，不善理财，無法解決現實問題，才被大汗所棄，一再坐冷闆凳。而急功近利的蒙汗啓用擅于理财的色目人上位，卻導緻官員貪腐，政治糜爛，國家動蕩，民不聊生。兩廂相較，南朝皇帝還是清醒的。
當然南朝皇帝在劉因眼中也非完美，并非一個聖君明主。比如其窮兵黩武，自繼位後就不斷發動對元廷的戰争，導緻戰亂不止，百姓遭難。再有其不敬天地，藐視聖賢；不遵禮法，行爲随便，不拘小節，缺乏君王的威嚴等等。但總得來說，還算不上昏君，勉強有中上之評吧！
“先生請不吝賜教！”人家謙虛，趙昺卻不能不尊重，讓人換下沒了滋味的殘茶，重新煮了新茶呈上，親手給其斟上道。
“自古中原與北方民族的博弈從未停止，無論中原王朝和北方遊牧民族如何更疊，兩大勢力不得不長期共存和博弈，而中原曆朝曆代對其的政策也各有千秋，不一而足。但總歸不外有三。”劉因咂了口熱茶道。
“從漢初和親到南北朝末年北齊、北周對突厥的拉攏，再到安史之亂後唐朝同回纥帶有補貼性質的貿易，再到宋給遼金所賜的“歲币”，實質上便是以财帛買太平。從現實來看，這比之發動戰争所耗要小，但是效果卻要看對方的意圖。”
“漢初，匈奴人的誠信頗有問題。在确定了和親且按照固定數目每年給匈奴人供奉後，匈奴人仍多次違約入侵、掠奪，并要求漢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數量和類型。因爲在西漢建立到漢文帝時代，匈奴仍在不停擴張領土，并徹底擊敗了宿敵月氏人，因此對各種中原物産的需求大爲增長。”
“除此之外，匈奴人還要求漢朝在邊境重開貿易。但漢廷并不喜歡邊境貿易，其原因也是出于政治：一方面，這些邊境區域不久前還屬于韓、趙、燕等異姓諸侯國，邊境流通性太強的話，許多遺民會去投奔匈奴人保護下的諸侯王後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時的冶金技術極爲落後，鐵器極爲稀有，如果廣泛開啓邊境貿易，走私這些物資就變得容易許多，漢對匈奴的技術優勢就會被抵消。”
“此外，匈奴的強力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原中心世界觀的挑戰。雖然漢景帝時期，漢匈之間隻剩下一些零星搶掠，但漢朝對和親政策的效果并不滿意，這也是爲何到漢武帝時代，漢朝轉而對匈奴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齊、隋末唐初對突厥人的拉攏政策，以及唐朝中後期和回纥人的貿易，都比漢匈和親有效許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纥人的政治組織水平還不可能真正吞并漢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對實力較弱的階段，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以較低成本來安撫北方邊界。這個階段的和平政策，反而雙方都能接受，所以較爲穩固的。”
“但随着草原接受漢化，其的組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遼時代，通過對遊牧區域和華北北部漢地的有效分治，草原民族有了在漢地建立農耕政權的能力。這個時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義，主要取決于雙方的實力對比和是否願意和能夠維持通過戰争确定下來的現狀。”
“嗯，先生的分析通透！”趙昺見其此時不再多說，明白下邊涉及到了兩宋時期，而這段曆史對于趙家來說是段屈汝的曆史，劉因還是懂事的加以避諱不談，他點頭道，“此事對于我朝來說是件憋屈事，有苦還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