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中丞，上奏又被駁回了？”不忽木與其走了個面對面，他發現崔彧眼神離散，竟然沒有看到自己一般，忙出言相詢道。
“哦，平章哪裏去？”崔彧此時才像回過魂兒來，連忙拱手施禮，又歎聲苦笑道，“大汗估計就沒有看，何來駁回？”
“吾準備去面見大汗，有要事禀告！”不忽木還禮，點點頭道。
“平章如無火上房之事，還是稍後再去吧，大汗正更衣準備出城射獵，見我問奏面色不虞，幾句話被打發出來了！”崔彧攤攤手無奈地道。
“即如此，吾晚些時候再去，免得攪了大汗的好興緻！”不忽木也知鐵穆耳的性情，其沒有繼承祖輩的氣魄，倒是學會了祖輩們騎射的本事，到了上都之後常常出去遊獵，一去多日樂此不疲，所以他想想還是不要去找不自在了。
“平章有何要事，可否告知？”崔彧順嘴問了句道。
“也算不得機密之事，就是送往南朝的歲賜在山東被盜匪所劫，南朝皇帝遣使發出警告，威脅要出兵入山東剿匪！”不忽木言道。
“歲賜被盜匪所劫掠，山東治安已經糜爛至此了嗎？也隻裏号稱勇武，麾下雄兵兩萬，竟然讓盜匪橫行，真是該死！”崔彧聽了驚訝過後，恨恨地道。
“今年五月也隻裏與察罕帖木兒兩人爲了把持運河争執不休，匪寇借機壯大，一時竟不能禁，而今歲賜被劫，他也慌了神，擔心南朝真的出兵進入山東境内。”不忽木言道。
“南朝已是再三發出警告，但也隻裏視若罔聞，隻顧争鬥，而今他卻是怕了，早做什麽去了。若是盜匪初現就及時剿滅，怎麽會讓他們坐大，乃至敢于劫掠朝廷歲賜！”崔彧憤然道。
“中丞勿要激動，山東向來是盜匪橫行之地，曆朝曆代皆不能禁，近年山東成爲我朝與南朝對峙之地，人心浮動，又連遭天災，導緻糧食歉産，饑民四處遊蕩無處安身，以緻成爲盜匪，隻要朝廷嚴加清剿，安撫流民很快就會消除的！”不忽木安慰道。
“這絕非長久之計，清剿隻是治标不治本，隻有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才是根本之道。”崔彧又道。
“這個道理我們皆知，但是現下形勢緊迫，西北動亂雖平，但叛王們依然蠢蠢欲動，需要朝廷加以安撫；南朝皇帝一直對中原虎視眈眈，我朝不得不陳重兵于河南、山東備戰，保衛京畿；而朝廷财政困難，大汗也是爲難啊！”不忽木解釋道。
“現下中原百姓不僅要負擔國之賦稅，還要承擔諸王的供奉，而今還要繳納各項雜稅捐賦，一年辛勞的剩餘卻難以果腹，遇到災年卻仍要繳納捐稅，百姓隻能典賣土地賣兒賣女，生活無以爲繼，朝廷這簡直就是逼良爲盜。”崔彧卻是駁斥道。
“唉，我們皆與大汗論及清理雜稅捐納，減免賦稅，爾等也多次上奏，結果大汗不肯，皆是無疾而終，又奈何啊！”不忽木臉色黯然地道。
在鐵穆耳繼位後，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與南朝關系驅緩，朝中重臣們便上奏改革稅制，實施輕徭薄賦之策，與民休養生息。但是他們也知道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卻難以立竿見影，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出效果，使得提議總是議而不決，直至大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是啊，輕徭薄賦乃是聖人之說，我等之志，千百年來卻又有哪朝得以實施啊？”崔彧聽了也不禁喪氣地道。
他是儒學大家，飽讀經史，又入仕多年，當然清楚治國之道，國計民生，首重财賦。“輕徭薄賦”四個字出自《漢書·昭帝紀》，即“海内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即減輕徭役、降低賦稅，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且自孟子提倡“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開始，曆代王朝都标榜“民本”理念，奉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曆代的賦稅思想雖然大都傾向輕徭薄賦，但在賦稅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說是屢改屢敗，屢敗屢改，也沒多大成果。最終，輕徭薄賦成爲紙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負擔依然相當沉重。
而又何爲“徭”與“賦”？
所謂“徭”，就是役，這兩個字常常連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擔的政府派給的無償勞動。且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賦役與職役之别。
賦役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内爲某種事項所提供的勞役，如開運河、修城池、修宮殿、修道路堤堰、運輸軍需物資等，即所謂“力役之征”。
職役是指按照戶等高低，輪流征調鄉村主戶擔任州縣公吏和鄉村基層組織某些職務，也就是爲各級地方行政機構承擔無償公職，它比賦役存續的時間更長。
賦就是稅，但賦的出現早于稅，最早是以包括田賦在内的“貢”爲其基本形式。貢即貢納者必須履行的奉獻義務。賦字從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人力的征調，戰國以後，賦與稅逐漸混合，常常也指對土地課稅，并連用爲賦稅。
根據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額貢納制度，征收标準是若幹年農業收成的平均數。曆史學家普遍認爲，這個征收的額度應該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稅”。後來“十裏抽一”這個比例持續了很久。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與徭役被視爲基本征課方式，貢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滅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項義務。
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賦稅負擔逐漸加重。而到了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統治者大興土木、驕奢淫逸。對内實施苛政，大幅增加賦稅和徭役；對外不斷征伐、魚肉百姓，導緻國庫空虛，苛捐雜稅随之而來，令百姓無比痛苦。
老子認爲，民衆爲什麽饑餓？因爲統治者“食稅之多”。統治者苛捐雜稅太多，老百姓則不堪重壓，就沒有能力從事生産，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續的财富積累。而統治者“食稅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無度。他們講排場、講享受，住華美的宮殿，興建奢華的娛樂設施，美食珍馐、華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饑餓貧困，就要輕徭薄賦，減輕老百姓的賦役負擔，使老百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根本落腳點應在于控制國家财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腳點在于統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對己儉約，對民慈愛，清靜寡欲，與民休息。
諸子百家中，儒家“薄稅斂”的号召影響最大，成爲秦漢以來反複宣揚的财政教條。孔子主張“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家興辦大型工程項目要适中，不能太多，要适合禮的标準，做到“節以制度，不傷财，不害民”。
爲此，孔子還曾斥責學生冉求幫助魯國的季氏聚斂搜刮百姓，他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公開表示要大義滅親。
孔子希望統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樣，農民爲貴族耕種公田，公田收入歸貴族，商賈則根據其财産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稅。徭役以戶計數，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義務，并照顧鳏寡孤疾的人。關于稅率，孔子則主張“斂從其薄”。最好是恢複行什一稅率。
孟子從其“仁政”的觀念出發，“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張征取十分之一的農業稅，他還建議“去關市之征”，不征收商業稅，而獨征農業稅。
荀子認爲，要想國家安定團結，輕徭薄賦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這表明，荀子還把輕徭薄賦看成是爲國家開辟财源和實現富國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蒙元起家于遊牧民族，他們的财政開支大多來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貢獻，直至忽必烈繼承汗位才開始接受漢化，可是也并沒有能建立起‘正常’的稅賦制度，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使得兩種制度并行。
如此一來，不僅未能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反而使他們的負擔增加，橫征暴斂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權貴之手，國家财政始終處于崩潰的邊緣，這又刺激統治者增加稅賦。而崔彧和一班受漢化較深的重臣們試圖改變這種狀态，勸谏鐵穆耳屏棄舊制，實施新制，使國家擺脫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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