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如此決定也是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播州地區山高林密，不利于大兵團作戰。而動用兵力少了，又難以對播州形成合圍，切斷其對外聯系，你前腳走，他後腳又回來了，造成剿而不滅的局面，使戰事陷入膠着，将朝廷拖入持久戰，耗費大量的錢糧，掉入燒錢的陷阱，這對剛剛擺脫經濟危機的宋廷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宋軍主力的槍炮雖然犀利，可是在山裏并不一定占據優勢，而俚民生于斯，長于斯，熟悉山中的環境，适應這裏的氣候，來去如風，面對重兵圍剿可以開展‘遊擊戰’，将朝廷軍隊拖死在茫茫大山中。
此外，大軍進剿即便在短時間内取得勝利，也必然造成慘重的傷亡，從而加深雙方的仇恨，并不利于長治久安，一旦大軍撤離便會複叛。而當今形勢下，将大軍南調平叛也并不現實，畢竟對面尚有數十萬虎視眈眈的蒙元草原鐵騎。
所以趙昺覺得要想通過殘酷的鎮壓一勞永逸的解決廣西俚亂并非上策，當然也不能任由播州楊氏形成割據，而采用剿撫并重，打擊頑固分子，争取大多數俚民的支持，最後歸于中央治下才是最穩妥的策略。這樣既可以降低地方局勢動蕩，又能減少平民傷亡。
因而趙昺建議當下全面封鎖進出播州的交通要道，嚴厲打擊走私，使播州所産的茶葉、黑鉛、木材等特産無法外運，先切斷其财源；同時嚴禁向播州販運鐵器和糧食，以及生活用品。通過經濟封鎖削弱其戰争潛力，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來加劇土官與平民間的矛盾，分化他們的聯盟。
與此同時，利用多種手段從外圍入手，收服那些實力較弱的小部落，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以此來逐步蠶食播州的勢力範圍，将其孤立起來。此外還可以分化瓦解楊氏，使其家族産生内亂，進一步降低其實力。當然軍事手段也必不可少，對那些頑冥不化，決意以朝廷作對的部落堅決打擊，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衆臣聽罷，一番商議後覺得皇帝之策可行。當前播州楊氏并非鐵闆一塊，而是分别由數個支系掌管播州事務。楊邦政、楊邦義、楊邦禮、楊邦傑、楊邦孚、楊邦光、楊邦懷皆楊大聲之子。邦政爲鹹淳進士，官至播州招讨安撫使，楊邦政落業春台壩；楊邦儀落業三渡關；楊邦禮落業南坪；楊邦傑落業平遠壩；邦孚分居鄭家壩；邦光爲鹹淳進士，落業三和鎮；邦懷分居南山；此爲播州楊氏曆史上的“八邦分支”。
楊漢英五歲承襲播州安撫使之職，當前也不過十五、六歲的年紀，一直由其母田氏代掌政柄，正是‘君弱臣強’的局面。在此形勢下，孤兒寡母面對一群正當壯年的叔伯，其中艱難可想而知。過去有蒙元朝廷撐腰，他們尚能有所依靠，而今蒙元勢衰自顧不暇，且聯系已經被切斷，失去了依仗，内亂幾乎是無可避免。
衆人聽了都笑了，陛下的主意是相同的藥方，用在了不同的地方，當年在瓊州陛下就是用這個方法收服的當地諸俚，若是再加上一個媳婦就基本沒有二緻了。當然播州諸俚的實力要比瓊州諸俚強大的多，但大宋也不再是當年惶惶不可終日的草台班子了。
對此大家沒有什麽異議，就算是通過了，這也是各省聯合議事的好處，可以很快形成決議，形成議案，然後門下省審核通過，交由尚書省及樞密院做出方案，再由陛下審核下旨執行。而後大家又進入下一個議題，讨論擴軍的必要性以及編制。
在内裏地區布置禁軍，這個議題很敏感，所以大家發言都很謹慎。因爲本朝自太祖及後繼者大多按照“守内虛外”的方針進行軍事部署，将大多數禁軍駐防在京城及附近地區，而邊境上卻隻有少數禁軍駐防。以緻開封内外，兵營列峙相望。
宋初統治者爲什麽要采取“守内虛外”的政策呢？
以趙昺所知首先“守内虛外”是當時北宋消滅割據、抵禦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國還有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政權的存在。爲消滅這些政權，宋太祖趙匡胤及趙普等人在充分估計自身軍事、經濟實力的基礎上，經過再三權衡、深思熟慮，确定了先南後北、南攻北守的戰略。
爲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選派宿将，守衛北部要點。開封以北地勢遼闊、平坦，北宋政府駐重兵于京師及附近，既有利于應付北方邊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象的出現。這樣，在任何情況下，皇帝随時都可調用禁軍。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開封，而開封地處平原，不像洛陽、西安、北京那樣有山川之險，加上此時遼國勢力蒸蒸日上，幽雲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禦契丹貴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禦邊患，北宋隻能以兵爲險，駐重兵于京師，以成強幹枝弱之勢。
其次，“守内虛外”是當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需要。宋太祖親眼目睹五代各國的交替情況，自身也靠兵變取得政權。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籠絡和防備内部問題上，沒有足夠的決心來解除外患。他首先考慮的便是如何保持穩定并擴大統治基礎進而加強集權，尤其是軍權。
太祖擔心如果還是精兵布滿天下，則就地稱亂的局面仍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其要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叛亂，就必須牢牢地控制、掌握禁軍。史書雲：“太祖鑒前代之失，集精銳于京師。”由此可見，宋太祖将禁軍駐防在京師，是總結前代之失、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再次，“守内虛外”是當時激烈的階級矛盾的産物。宋太祖是靠兵變取得政權的，沒有親眼目睹農民戰争的威力，因而他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去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斷激化。
其一，北宋通過科舉制、恩蔭制等途徑，大肆扶植地主階級，給他們種種優厚待遇，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其二，北宋不僅繼承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大部分雜稅，而且還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縱容地主階級兼并農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發展，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階級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農民的差役負擔，甚至有的地區出現“下戶半曾差作役”的狀況。其四，北宋政府還把沉重的官俸、軍費開支及後來的“歲币”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壓榨人民。
所以趙昺以爲主要還是這種“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餘”的政策下，階級矛盾一開始就十分尖銳，使北宋統治者感到十分恐懼，擔心百姓作亂。所以要時刻防備，從而駐重兵于京師以防不測，也是北宋當時的形勢所需。
當然後繼者此後依舊堅定不移的執行這項政策，還與對外戰争的頻頻失利有關。太宗曾兩次對遼大規模用兵，以圖收複燕雲十六州，改變被動的戰争态勢。但由于各自爲戰、策略失誤等原因，經過高梁河和岐溝關等戰役失敗後，朝廷上下漸漸失去了進取決心，也存在普遍的恐遼病。
因而後代的繼任者放棄了收複失地的計劃，把政策重心重新轉向對内，對遼采取消極防禦的政策，後來的“澶淵之盟”便是“守内虛外”的産物。而此策對于鞏固統治，防止民變确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爲成爲契丹、西夏及後來的女真貴族屢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終導緻了國家的滅亡。
南渡之後，爲了對付不斷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軍頭抗金，在形勢緩和後也曾試圖收歸兵權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保留幾個大的軍鎮。而蒙古滅金後，敵人雖然變了，但是形勢反而更爲緊張，禁軍在戰場上的無能，讓朝廷愈加依靠邊軍和地方軍。
在後期，朝廷一直也試圖控制地方勢力，其間的鬥争也是極爲慘烈，但是在天下大勢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呂氏的降元讓長江防線崩潰，最終導緻了滅國。所以在新朝進入江南後，對于軍隊的部署朝臣們還是傾向于‘内實外虛’之策，避免新的軍頭産生，在内裏腹地沒有布置禁軍，隻靠少量的州軍維持地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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