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雖然沒有否定自己的提議，但劉因也意識到自己操之過急了，而心中不免忐忑。不過他并未後悔，自己所言皆是處于公心，卻非出于私利，擔心的确是因爲此遭到其的猜忌，懷疑自己的動機不純。
劉因雖然未經曆過蒙古人滅金的慘烈戰事，親眼目睹過屠城的慘狀，但他見證了蒙古統治下百姓的痛苦生活，以及遭受的壓迫，也體驗到了作爲下等人被蒙古人欺壓的屈辱，這種彼此間的仇恨豈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看着眼前的南朝皇帝，劉因暗自歎口氣。想着這個年輕人幼年就因爲蒙古人的南侵而遭受滅國之痛，其皇兄作爲亡國之君被擄掠到大都，宮中無數嫔妃和宮女成爲蒙古人的胯下玩物，皇親國戚被屠戮，這不僅是滅國之仇，也是毀家之恨，豈能輕易釋懷。
再者，南朝皇帝在滅國之際雖然逃出臨安，卻也失去了安逸的生活，踏上颠沛流離之路。其間被蒙古人一路追殺，又經曆了皇兄病亡于逃亡途中的慘事，更親眼目睹了無數軍民慘遭屠戮的景象，更見證了泉州血夜中上萬的宗親和士子倒在蒙古鐵蹄之下。
此後，蒙元江南諸教總統楊琏真迦焚毀南朝舊宮，又盜掘南朝紹興皇陵，不僅發掘了曆代陪葬的上千宗親及重臣墳墓。還挖開了多座皇陵，盜取了陪葬的珍寶，又将屍骨曝屍荒野。而在民間挖掘祖墳已經是不共戴天之仇，何況是帝陵。
而當年南朝侵入江南之時，風傳凡是戰争中被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論是官民，還是兵卒皆盡數斬殺，财産盡數沒收，更是親手虐殺了蒲氏一族。盡管二次北伐進入中原後有所收斂，但被俘的蒙古和色目人也皆被編入苦役營，從事危險又繁重的勞動。
可見蒙元與南朝皇帝間的仇恨已是刻骨銘心，豈能輕易化解，讓其放下心結也非朝夕之事。另外，南朝的重臣和官員大都是經曆了蒙古滅國之戰，他們同樣經曆了國破家亡之苦，又一次次在蒙元的追殺中失去親人，對蒙古人的仇恨同樣深刻。
至于軍中的兵将哪個家中沒有親人死于蒙元屠殺之下的，而他們許多人更是爲了報血海深仇才憤而應募投軍，加入抗元的隊伍之中。正是如此，他們才能前赴後繼，不畏犧牲征戰四方，誓殺鞑子。
劉因也明白南朝上下正是皆懷着‘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信念誓報國仇家恨，才能僅僅的團結在一起，上下一心将蒙元逐出江南，又北伐中原。而一旦南朝皇帝放棄仇恨，尋求與敵族和解，那麽必将失去民心和軍心，進而導緻多年努力功虧一篑。
當前南軍攻取大都在即，在這決戰的時刻，南朝皇帝即便心胸廣闊，能夠放下國仇家恨，也絕不會因此而寬赦仇敵。何況自己的建議更像是書生意氣有感而發，如空中樓閣般不切實際，無從着手實施。
劉因在閣架庫枯坐良久，思索着如何才能徹底消除邊患，與北地諸夷和平相處，從而實現中國一統，實現不世偉業。可想了半天，也沒有立竿見影之策，彼此間的仇恨可能需要幾十年，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消弭。
想到此，劉因頓感剛剛與南朝皇帝的答對太過膚淺了，缺乏長久的規劃和算計，有些操之過急。但是蒙元朝廷傾覆在即，一旦南朝不改當下之策，對滞留中原的蒙古人，乃至色目人加以報複大加屠戮。而對草原持續用兵，仿照前朝實施‘減口’和封鎖政策，隻能加深彼此的仇恨。
劉因雖是中原大儒，但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清楚那些所謂上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并非皆是權貴，更多的也是平民百姓。他們同樣要靠辛苦的勞作填飽肚子，而每有征戰常常被簽征爲兵，自備戰馬甲胄出征，這也成了他們沉重的負擔，爲此甚至要典當物品，向斡脫人借貸。
這些生活在中原的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多數已經是二代、三代，他們有自己的風俗，也漸漸也接受漢俗，學習漢語、漢字，着漢服，行止與中原漢人無異。與他爲鄰的蒙古平民并非皆是兇惡之徒，大家同樣可以和睦相處。
許多滞留中原的蒙古人并沒有參加過滅宋之戰，但是當下蒙元戰敗，他們卻成了被報複的對象，爲自己先輩的殘暴付出代價。劉因一路行來，見到了太多蒙古人和色目人遭到劫掠，财産被奪走，妻女被奸淫，而後被殺死。可是這些行兇之人，卻往往不是侵入中原的南軍兵卒，而是普通漢人百姓。可見痛恨蒙古人的并非隻有江南人，也包括飽受蒙古人蹂躏的北地漢人。
不過劉因覺得這些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同樣無辜，他們或是先輩也是受到蒙古權貴的驅使侵入中原，該受到懲罰的而非這些普通百姓。但是那些權貴在南朝大軍到來之前，大多已經攜家帶口北逃，留下的皆是這些蒙古平民承受災難。
劉因無力改變形勢，但覺得自己應該爲這些無辜者發聲，爲他們請命，卻不是成爲民族仇恨的犧牲品。而要保全他們則首先要勸服南朝皇帝，使其阻止仇殺悲劇的發生，避免兩族間一代代的相互征伐。
可要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劉因明白僅僅靠聖人之言和幾句大道理是無法做到的，而應該讓南朝皇帝及南朝衆臣們明白還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征服草原，避免兩族間的戰争，并能夠從中受益。
想到此，劉因拿過案上的紙筆，展箋提筆在上邊寫道‘人性皆可與爲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他文如泉湧，筆若遊龍，洋洋灑灑寫下自己所想，分析了當前形勢，展望未來戰事發展，提出了民族和解避免戰争的方略。
首先寫道當前大宋武力強盛，經濟繁榮，已經鎖定勝局，收複中原近在咫尺。而蒙元大汗昏聩，官員腐敗，暴政之下，民生困苦，朝野怨聲載道，已經失去了上天庇佑。大宋興義軍，伐暴政正是民心所向，但濫殺無辜有損天德。
接着劉因繼續寫道‘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而同生天地之間，其中大有能知禮儀，且願爲順民者，已與我華夏之人無異。’
因而在征伐中應誡谕軍中将士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财，勿毀民居，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今所俘獲僞元官卒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
對于元人來歸者，皆應推誠待之不疑，施之以恩，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不可馴。對于有一技之長者，可以加以留任。或可征召爲伍，給予厚利，随軍北上爲國征戰，讨伐叛逆，使之誠心歸附。
對于滞留中原的蒙古和色目人應以國民待之，不分高低平等視之，督促地方官員保護其性命及私産，嚴禁他人搶奪。按律分與其土地及農具，不加征稅賦，勿濫發徭役。經商着準其從之，照章征稅，不可以另類視之。
隻要能人盡其能，尊其風俗，則民心可收，邊境可定，必将使敵紛紛投靠依附，兩族間矛盾緩和，爲長治久安打下基礎。長久以往，便可知漢俗、明禮儀、通婚姻，修習聖賢，則兩族相融，難分彼此。
對于遁入大漠深處的蒙元殘餘，劉因的建議除了征讨叛逆，修變成抵禦侵襲外。他着重強調了邊貿的重要性，因爲那些崛起的枭雄們亟需和中原進行邊境貿易：從漢地獲取物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組織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強者越需要通過和中原保持貿易來加強自身權威。
但是他不建議采用完全開放的漢唐時代的貿易狀态，因爲這意味着那些草原新貴能代表整個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而他們一旦獲得戰争需要的鐵器，甚至火器，便具有了再次發動侵略戰争的實力，因此對貿易規模和種類要加以限制。
另外則因爲蒙古對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殺戮所帶來的痛苦記憶和恐懼感，都是漢唐時代未經曆過的。西漢後期到東漢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後期的回纥，雖然時不時會在邊境地區搶掠一把，但通常都滿足于從維護貿易秩序和中原政權的額外饋贈中獲利，有時還會爲中原王朝當雇傭軍去對抗其他敵人。
而現在蒙元殘餘，或是分裂出來的部落的訴求也許少了政治方面的内容，但蒙元征服的記憶注定讓宋朝不可能同意這種名義稱臣下的邊境貿易，而是選擇平等貿易，甚至可能會斷絕這些勢力盡的不相往來。而這做法在其看來同樣不可取，隻有通過貿易才能對其施加影響，并加以同化，從而逐漸将他們完全漢化，歸于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