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出自荀子在《正論》中所言，是其基于春秋時期的形勢所做出的論斷。陸秀夫也清楚其對于當時秦國局勢做出的判斷，荀子以爲秦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産豐富，是“形勝”。而“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但是，若從更高的标準來看，亦及從“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則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别區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别，也就是若你隻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那麽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标準，而想要“一天下”，讓天下人歸往，則需要“價值的感召力”，這是秦國之所短。
陸秀夫認爲荀子的論斷也在其後得到了證實。秦國采用耕戰的方式擴大領土、組織生産，破除等級制度，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這都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制度創新的優勢，但秦國未能處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這體現了荀子的眼光，也成爲漢儒試圖以儒爲主統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憑證。
荀子被後世儒家诟病的地方，陸秀夫同樣清楚除了其主張性惡論之外，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這兩個弟子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在曆史巨變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從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治國之策。
彼時李斯和韓非都是對“曆史時刻”有充分認識的，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曆史觀，并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争于力氣”。認爲先王之道對于上古可能是适用的，但在這個競争時代，主要靠“力氣”。
韓非雖爲秦始皇所欣賞，但他并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而李斯抓住了将他的“曆史意識”現實化的“時運”。因爲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他的理想，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所以他辭别荀子，要去秦國尋找機會。在辭别之時，李斯也體現出他對于“曆史時刻”的認識，自己必須要把握住一切機會。
李斯認爲在秦國要吞并天下的時候，也是布衣之士發揮其能力并獲得成就的好時機。他說，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鄙視窮苦之士。“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讬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說秦王矣。”
由此可見，李斯之遊說秦王，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國爲了其大目标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說明其的所爲具有嚴重的功利性，這與儒家的道德标準是相違背的，但也獲得了一展才華的機會。
李斯和韓非作爲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更爲相信權力（勢）和術（禦下之術）在統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陸秀夫因而也認爲某種程度上看，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秦以後的列朝，雖然大一統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國”爲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隻是一種虛設論點而已，或者隻是爲家天下制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與鄧光薦還在争論，陸秀夫在心裏歎了口氣。他明白作爲傳經之儒，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但身處齊、楚這樣的争霸之國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爲接地氣的現實關懷，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自己領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标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在春秋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百家争鳴的時代所抛棄。如果說一切各種學說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場，那麽人性之善惡就是一個虛幻的“設準”。如此一來，善和惡都不再是一種實際的存在，那麽也就不能有所謂良知的呈現，道德的實踐。
由此，若要從荀子的角度來重建儒家的理想，隻能說諸子百家的政治立場都是基于他們對于人性的理解上，其同大多數儒家代表人物一樣，其主要思想也是爲了服務君主，強調由于人性惡，那麽君主制定禮義制度，建立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就成爲使天下太平的必要。出于服務于統治的原因，其本身就是爲了支持“統治權力”。
在荀子這裏，他對儒家傳統的當下意義的認識集中地體現的“先王之道”和“法後王”這個議題上。有人說，強調先王是儒家的傳統，而“法後王”則是荀子的創見。或者可以說“法後王”是荀子試圖處理在堅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進行“現實性變通”，也就是說，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陸秀夫以爲當前雖不比春秋大變革的時期，但是現下對于大宋來說也是‘關鍵’時刻。當前對于本朝存在複國、中興等數種說法，而在陸秀夫看來其實無異于重建一個王朝，小皇帝就是這個新宋的開國之君，對于國體和政體都有着變動和革新。
在瓊州行朝時期，朝廷隻設置尚書和樞密二省，除了精簡龐大機構，提高效率之外，也是皇權和相權之争的意味。小皇帝以此擡高武人的地位，壓制士人，從而使羸弱的皇權得以重樹。陸秀夫以爲小皇帝無論從自身考慮及形勢考量并無不可。
彼時行朝人心混亂，行朝各派間内鬥不止，而皇帝尚是稚童，難以服衆，使得行朝行政無力，沒有統一的目标。且那時敵軍環伺，戰事頻繁，行朝時時面臨傾覆。這時正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來主持大局，而小皇帝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在朝廷虛弱的時候，憑着武人的支持重樹起皇權的威嚴。
皇帝收服朝廷衆将，若是說是其靠着自己的運籌帷幄戰無不勝和親臨戰陣的勇氣，那麽對于行朝官吏們就是‘一飯之恩’和胸懷天下的氣度。要知道當初陛下是在文臣們一片反對聲中登上寶座，更是将其視爲傀儡，且并不爲士人們所喜。
在崖山生死關頭之際，陸秀夫相信皇帝可以憑借自己的親軍從戰場脫身，看着行朝中的反對者徹底覆滅，然後退回崖山另起爐竈，這比力挽狂瀾擊退敵軍，并将行朝移駐瓊州要輕松的多，且也是上位者打壓異己的慣常手段。而回到瓊州後，那時行朝上下雖然逃得生天，但也朝廷官員是人心惶恐，擔心遭到清洗。
不過皇帝并沒有對行朝官員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也并沒有大規模的裁撤冗餘官員，隻是對陳宜中一派人馬進行了有限度的打壓。且在财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了他們一個官位，給了他們俸祿，讓他們沒有在那個艱難時刻餓死。而當收複江南後，這些人又被委以重任。
所以陸秀夫知道朝中的官員雖然有時候還會暗中罵皇帝，但是心中還是十分感激其的，這也是在初回江南後陳宜中歸國勾結朝中官員試圖篡權的時候，除了那些遭到清洗的士族和鄉紳外，少有朝廷官員參與其中的緣由。而在随後的鎮亂中，朝廷上下能夠依然支持皇帝，并在太後下旨處死陳宜中時沒有人反對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之後，皇帝的權威應該說是達到了巅峰，其在軍中的地位已經是無可動搖，在行政系統其的親信官員已經紛紛嶄露頭角，跻身于地方大員。但在如此形勢下，皇帝卻主張恢複三省六部制，并同意削減禦前護軍，限制内廷的權利。
在外人看來，這是皇帝欲分尚書省之權，打壓長踞相位的自己，但是陸秀夫明白在此次變革中權益受損最大的其實是皇帝。當然也有人認爲群相制分割了相權，避免出現權相，但何嘗不是壓制了皇權，使皇帝難以獨斷朝綱。
對于皇帝在權勢如日中天之時，主動讓權，陸秀夫一直覺得有些迷惑。若是說皇帝在爲後世謀算，擔心家中出了敗家子，守不住家業，才想着通過分割相權，出讓皇權來維持朝廷的運轉。這個理由雖然勉強說的過去，但是小皇帝才二十多歲，時至青壯年，大可再等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再實施，而不是當下。
但是通過今日之事，陸秀夫有些明悟，似乎窺視到了那麽一絲聖心，才發現皇帝是在下一盤大棋，也許是會影響到今後幾十年，甚至後世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