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欽說自己從軍十年是從都頭上的位置退役的，按照慣例他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進入内廷管理的匠作監和商業系統，成爲皇家工坊的一位管理者；另一個就是進入行政系統，轉而成爲大宋的基層官員。
匠作監系統的薪酬高是大宋有名的，一個大匠的收入甚至堪比四品的知府。而若是有幸進入海貿船隊，出一趟海回來，就是普通的船員一年也可以有七、八百貫的進賬。最不濟的在皇莊當個管事，也能收入四、五百貫。
王欽當時隻以爲進入行政系統就等于入仕爲官了，也算擺脫了世代爲農的身份，給家族長臉了。而進入内廷系統即使成了大主事，依然是個布衣身份。可現實他是武人人份，難以進入親民官序列，隻能做個地位低下忙忙碌碌的監當官，而沉重的經濟壓力也讓他有些後悔當初的選擇。
至于謝斌他是通過選人進入官僚系統的。按照大宋選官制度，每三年開科，每科最多選幾百人，這遠遠無法滿足整個行政系統官員更替的。因此朝廷也會從過了鄉試和省試的士子中挑選官員，但因爲出身低，一般隻能擔任地方基層官員，升遷也很艱難。
謝斌後悔的是自己當時的同窗在科舉失利後，便轉而通過改考武學，或是直接應募從軍，進入軍隊系統。因爲軍中對士子十分歡迎，讀幾年武學後便是軍官，再有了軍功便很快得到升遷，他的同窗有的已經做到統領了，而自己卻前途黯淡。
聽着三個人的抱怨，趙昺一時有些走神……
當年在瓊州之時财政困難，因此趙昺打破實施百餘年的大宋薪酬制度，也就是在什麽崗位就拿什麽崗位的工資，不論品級和資曆。且實施的實物和貨币并行的薪酬發放方式，用以解決官員們因爲物價上漲和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的窘況。
這種薪酬制度趙昺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弊。有利的是提高了工作的積極性，有多大本事掙多少錢，解決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問題，也減少了朝廷的财政負擔。後來随着物資的豐富，也爲了繁榮市場，便取消了發放實物，全面貨币化，這在當時确實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
而随着時間的流失和形勢好轉，弊端也逐漸顯現。最大的問題就是基礎官員工資偏低，且對那些上升渠道不暢的崗位不公平，使得他們的薪酬始終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當年的小年輕也步入中年，要娶妻生子、贍養父母、撫育子女，這點工資也就捉襟見肘了。
不過這種制度對于軍中影響尚小。一者在制度上普通士卒服役七年便要退役，所以軍中是以青壯爲主。且爲了鼓勵從軍，軍隊的工資水平要高于行政系統，而随着服役年限增加，薪酬也會增長，基本上可以保證四口之家所費。
二者，大宋與蒙元間的戰事始終未停止。而戰時會給參戰部隊發放補貼，且有所斬獲還有獎金可領。因此打仗雖然危險，但是趙昺确實也沒有虧待手下的官兵，使他們能獲得足額、穩定的收入。
三者，現行的受爵制度多以軍功有關，因而軍中有爵位者遠高于行政系統。而獲得爵位就能獲得高低不等的食邑錢，這也等于變相得到朝廷的補貼，使得他們生活得以極大的改善，當然這也是應得的。
但是戰争并不是單憑軍隊骁勇就能獲得勝利的，還需要諸多部門的支持，尤其是這種大規模的戰争，可以說整個國家機器全部都動員起來了。而行政系統的官吏除了付出更多的辛勞，乃至生命，卻無法獲得同樣的待遇。
而監當官這個群體在宋以前是沒有的，可以說是應時代産生的。宋代有數量衆多的官營農牧業手工業生産機構：官莊、屯田務、營田務、牧聲馬場、文思院、都作坊、坑冶場監務，這些機構的長官都是監當官。
宋朝的官營金融機構有榷貨務、市易、抵當務（當鋪）、交子務、會子務、錢引務、抄紙務、鑄錢監，它們的長官也都是監當官。還有許多官營商業機構市易務、堆垛場、石炭場等，它們的長官也是監當官。再有宋朝漕運發達，與之相關的造船場、轉般倉的長官，也是監當官。
此外，宋朝從京師到地方，官方都經營房地産，于是設置許多樓店務（店宅務）、磚瓦窖等，其長官也是監當官。宋代商業興盛，官方财政依賴商稅，征收商稅的場務遍布全國，而場務的長官也是監當官的一種。
與此同時宋朝禁榷興盛，官方财政也依賴禁榷收入，官方設置的鹽場、酒務、茶場、礬坊遍布全國，這些場務的長官也是監當官。還有負責海外貿易的市舶務、負責與遼金西夏蒙古貿易的榷場，官方設置的各種大的庫藏倉場等，其長官一般屬監當官。
監當官負責的既然是财經事務，其考核就與其他官員有所不同。監當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準的。其中禁榷和稅收方面的監當官是有收入錢财數額的，生産單位的監當官則用産量考核。且定額還會與現代一樣有環比、年比等‘比較額’，而官方對是否完成定額十分重視，直接同官員的升黜獎懲挂鈎。
可以講，監當官對當時國家的貢獻是顯著的，朝廷的建築、禮器、皇宮享用的服飾等，往往是由監當官的機構提供的。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衣食住行，樣樣離不開監當官的努力，百姓的生活也與監當官息息相關。前線需要的糧食、馬匹、武器中有不少是由監當官的機構生産的。甚至朝廷花的錢，有約半數是經過監當官之手獲得的。
監當官的辛勞往往被人輕視，是相當苦逼的。坑冶、鑄錢方面的監當官，工作地點偏遠，服役的人除工匠、兵士外，還有數量衆多的罪犯，擔任此種監當官，除辛苦外，還有一定程度的安全風險。
養馬監一般設在氣候寒冷的荒野地區，遠離都市，做馬監的監官整天同馬、獸醫、牧民打交道，想來也不是輕松的差事。酒務的監官就難免要到造酒的酒坊和賣酒的酒店巡察，同渾身酒糟氣的造酒工匠打交道。
趙昺還記的蘇轍受哥哥蘇轼烏台詩案的影響，被貶爲監筠州鹽酒稅。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争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蘇轼友人王頤被任命爲建州錢監監官，其也寫詩送别他，其中講：“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詩文雖美，工作之艱苦可以想見。試想就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這類職務是多麽不容易适應。
而宋朝還流行一種做法，即處罰犯有過錯的官員，讓他們去擔任監當官。這些人的官階較高，通常一段時間後就會重新被提拔。這批人的加入改變了監當官的構成。但是，做監當官成爲一種懲罰，這更使人輕賤監當官。
趙昺卻知道由于他推行‘發展工商’的政策，加之江南商業的恢複，設監當官的機構已經具有相當規模。機構既多，監當官的數量也就大，江南監當官的總數他不清楚，但估計算下來也應有近萬員。而這還隻是一部分，因爲現在内廷設置的機構還代行部分朝廷場、務、院、倉的職責。
可以想見監當官在大宋官僚隊伍中是個龐大的群體，也是維持國家機器得以穩定運轉的基石。但是他們從事着最爲艱苦的工作，卻地位低下，俸祿微薄。趙昺清楚可以用情懷和嚴刑律法讓他們敢于奉獻，終于本職。
不過趙昺也明白僅僅靠此是難以長久的，畢竟在一個看不到前途，又幹着最苦最累的工作，甚至也要同軍卒一樣冒着生命危險奔走于戰區，卻無法拿到他人豐厚的薪酬，心理難免會失衡，從而做出非法的勾當。
當然趙昺也知道監當官中也不乏貪官污吏。有些收商稅的稅場監官，縱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壓榨勒索過往商人和百姓，人們把他們把持的稅場稱爲“法場”。倉官吏與運鹽官吏互相勾結，往鹽裏摻入雜物，竊取所馀鹽，偷賣牟利，從而坑害買鹽者等等。
這些官吏損公肥私的同時，坑害了百姓，也損害了國家利益。趙昺清楚在現下的社會背景下，也是在所難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付出和得到的失衡也是這些基層監當官作奸犯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也清楚人往往欲壑難填，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可要革除弊端，也要相應的提高這些基層官吏的待遇，使其所得可以支撐相對富足的生活，獲得升遷的渠道，他們才能夠爲朝廷真心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