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會說，現代社會江南人口數億，而土地并沒有增加，且工業的發展還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沒有出現嚴重的饑荒，糧食産量依然可以滿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時候生産力低下，又沒有現代的農業技術，缺乏完善的水利設施，糧食産量是很低的，養活一個五口之家需要三十畝地的産出。
移江南之民充實江北之地，從大局來看是爲國爲民的好事，但是趙昺知道要實現并不容易，否則也不會出現後世朱元璋父子先後動用國家機器實施‘湖廣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發生，而這也是爲後世诟病的惡政。
以趙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歡江北，不僅僅是要背井離鄉，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見，這當然也是從時人的筆記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們尤甚。他記的不僅是江南士人，東南沿海的士人都對京城風氣頗有意見，他們的私人筆記裏充滿牢騷。
即便對京師也滿是不屑，說北京人懶、貪玩、好吃、偷奸耍滑，隻會靠着詐騙宮裏錢财或挖前朝财寶一夜暴富，随後迅速敗家雲雲。京城婦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視，被挑出了各種缺陷，不适合給外地公務員當老婆。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與此同時，當然不忘追憶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諸方不能敵也。最讓南方人驚訝的，是大都市裏數量驚人的閑人乞丐，拿到一點錢就賭博，可以把褲子都輸光，下場極慘。最終，他們隻得感歎：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于缙紳，婦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賈。
依靠這樣的首都市民，國家怎麽能長久？這俨然成爲了超越地域的共識。運河邊的山東士人也發出這等警語：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南方士人力主南遷，一直沒有成功過，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遷未果後，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過趙昺以爲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滿，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舉和經濟問題。
科舉優勢對官僚群體有着直接影響，，雖然明代爲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舉名額的分配上煞費苦心，明初江南人在進士總數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則穩定在15%以上，在崇祯時期更在20%-30%之間，這個比例實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舉中的優勢還是無法阻擋。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場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後來，到了晚明，南直隸的士人最終登頂。據學者統計，從萬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閣成員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區，占總人數的七成。
趙昺還聽說過一個說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組閣掌權，才導緻了明朝的衰落，直至滅亡。對于此他以爲不過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實隻是這個規律的體現罷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運将江南的财富運到北方，利用科舉打壓江南士人，使其難以進入權力高層。但是随着明廷對江南經濟的依賴越來越重，這種格局終于被打破。
雖說南方人在明代長年受到打擊壓榨，但到了明朝後期，江南的底氣忽然硬了起來。最顯著的對比是，開國時期，朝廷可以随意對江南施加重稅，漕糧白糧也可勁的往江南人頭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國卻很難再從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單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産出也懸殊，而江南龐大的工商産業卻完全在征收範圍之外。因此與其他地方的士紳相比，江南的士紳可以多種經營，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體，在鄉黨的庇護下，晚明的江南實現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确保社會地位的穩固。
江南士人腰杆變硬背後，是他們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穩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壓制的南方人，終于在晚明迎來了全面複興，江南士大夫在張居正和魏忠賢倒塌的兩次政局大變動中都撈到了相當多的政治資本，中央決策層江南士人顯著增加，并在某些時點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萬曆二十一年，當内廷提出蘇杭織造錢糧拖欠過多時，内閣首輔王錫爵（蘇南太倉人）就拿出‘蘇松重賦’的說辭，同時提出連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脫。崇祯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琎（隴西成紀人）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認爲此舉将激起民變，要把對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團體要數東林黨，這個起于無錫東林書院的士大夫集團在中文互聯網曆史圈争議極大，而趙昺以爲他們的崛起無論對朝廷還是他們，這都算不上好消息。國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賦又是難以推行，萬曆皇帝爲了擴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監充當礦監稅使，想要在日益興盛的工商業中分一杯羹。
但此時要想讓江南無聲地做好帝國奶牛已經不太容易，當年的朱元璋可以輕松沒收大量江南富戶的家産，但萬曆皇帝卻隻能繞開官僚體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順的太監，且幾乎每次行動都會激起大規模群體事件，而其背後都有江南士紳的影子。
張居正改革後，明代稅收由實物征收改爲貨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區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斷提高。田賦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來越多。最終主要的負擔都壓到了北方小農身上，在遼饷加派中，北方農戶的平均負擔遠遠超過南方，而江南，蘇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帶的戶均負擔更是在南方諸省較低。
然而登上權力巅峰的江南士紳集團，爲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視了無可救藥的國勢，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關外的鐵騎，等待他們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時代悲劇……
當然現在趙昺還不會面臨南北士人相輕的問題，因爲大宋的觸角剛剛摸到中原的邊上，在用人問題上别無選擇。而北方士人雖然同爲孔聖一脈，但是由于已經分屬不同國家，處于敵對陣營，在意識形态已然産生了分裂，雙方已經勢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還必須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趙昺無奈的是士人們文人相輕的惡習不改，在學術上争論也就罷了，罵罵北方的同仁們也沒啥大不了的，還發展到了‘窩裏鬥’，大家按照地域所屬互黑，人爲的制造分裂，讓他這個皇帝十分難做。而更加惱火的是那些鄉紳們并沒有表現出士人們該有的高義和愛國，卻是沾染上了一身銅臭，更爲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趙昺不能不憂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現在鼓勵發展工商，而作爲這個時代精英的士人們不難發現其中的機會。他們中很多人有頭腦，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緻富。積累了财富後，加之傳統的‘學而仕擇優’的思想必然會将錢财投資于教育子弟上，讓他們通過科舉入仕，成爲官僚。
不要以爲科舉爲平民階層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實也隻是相對而言。讀書也是需要經濟基礎做後盾的，小到筆墨紙硯，大到聘請名師、四方遊學，那都需要錢，而家無餘财的平民子弟在這方面是無法與殷實的鄉紳們相競争的。
趙昺身邊人多是官宦子弟和鄉紳出身，不僅是處于拉攏之意，而是他們這些人确是有真才實學。他們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見識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舉上也能更容易出人頭地。入仕後有家中父輩的提點，門人故舊的捧場，官路也會别常人更爲順暢，甚至得以出将入相。
作爲士人根基的鄉紳集團，他們基數大，通過科舉入仕的人數也會很多，現下也許不會影響到大局，但是幾十年後呢？誰也不會保證他們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紳、士多位一體的利益集團，進而爲謀取個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響到國家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