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哥兒所言可是意指九華山的僧衆正是因爲忘記了根本，以緻佛法再難精進，終會步入道家的後塵？”謝枋得思索片刻問道。
“不僅是釋、道、陰陽、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發展中皆是以‘普世’爲宗旨，用以宣揚自己的思想，但是爲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經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獨尊？天下一緻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趙昺先問後答道。
王應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緻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是司馬談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傳》論儒、法兩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隻是視角不同，觀念上有差異，但目标是一緻的，從結果上看也是相輔相承。
而從統治者的角度講，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亂世的時候，爲了治亂，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術。在治世，則偏重于儒家，比較強調人的道德修養。這一切都因時因地而異，走極端隻是一時的需要，過去了又會返正。
前述亦是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時代以儒家思想爲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說，即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并不“純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說，不僅爲後來司馬遷給先秦諸子作傳以重要的啓示和借鑒、也爲西漢末期名儒劉向、劉歆父子給先秦譜子分類奠定基礎。
“五哥兒以爲，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釋家因爲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記了本心？”王應麟道。
“正是！”趙昺點點頭道，“我朝崇尚儒學，以士大夫理政、治國，可當前他們卻忘記了‘以民爲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風日下，皆已謀取私利爲要，視民爲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若是不思變革被取代也隻是早晚之事。”
“五哥兒有何高見？”王應麟聽罷沉默半晌，他知道這話從小皇帝嘴裏說出來就已經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對于當前士人的表現很不滿意，否則京城的事态不會鬧得如此嚴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當着自己這些人的面說出來，也是在猶豫，同時也是給他們機會。
“汝等如何看待義利之說？”趙昺問道。
“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此乃聖人所言，五哥兒又有何解？”謝枋得道。
“此說是言君子重大義，小人重利益。那又何爲大義？”趙昺再問道。
“……”
“大義是什麽？吾以爲大義隻是相對而言，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大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每個人的立場和眼界！”在衆人不語，趙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舉入侵江南之際，有的官員堅決抵抗，不惜城破人亡，舉城百姓爲之決定殉國，他們爲國家的利益，可被我們視爲大義；可有的官員爲保城中軍民免于被屠戮，獻城迎降，投降蒙元，他們也聲稱自己行的是大義。但是他們背叛了國家，背叛了君王，卻被世人唾棄，稱其爲背信棄義，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卻視其爲仁義之士。所以大義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陳識時在旁輕聲道。
“嗯，這是因爲當時被困城中的人中沒有你的父母、兒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實地，還會不會做此想呢？”趙昺卻是聽到了，扭臉反問道。
“這……”陳識時含糊了，他是經曆過國亂的，父叔舍家赴難，抵抗蒙元。在失敗後，遭到蒙元軍隊的追殺，不得不四處逃亡，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時若說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實義與利并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義在大的層面上恰恰代表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爲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們利益中相對必要的。”趙昺接着言道，“從大局上來說，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大義，其實也是我們個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沒有了這些，也就沒有了我們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說那些私利了。”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的私利與大義的關系，就像樹幹與枝葉的關系。沒有大義這個樹幹，就沒有私利這些樹葉的生存基礎、沒有個人私利的實現，樹幹同樣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礎。一個沒有大義的民族走不長遠，一個沒有欲望的民族同樣也不會有的長遠，所以義要在利前。”
“嗯，五哥兒所言不無道理！”馬端臨言道，而王、謝二人沒要吭聲，顯然在待下文。
“當然義和利之間亦有差異。說的具體點兒就是個人與整體，局部與大局利益産生沖突時，損害個人利益，并不會給個人的未來帶來任何好處，而隻會給整個國家和百姓的未來帶來好處。而隻有這個層面的義，也就是我們常言的義。”趙昺喝口水道。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皆是聖人，很多人在這種時候就會産生退縮的念頭，畢竟每個人的命都隻有一條。有這種想法，也并不奇怪。可如果我們依此爲前提設想一下這樣做的後果，就會發現，這個民族是不會在世界上長久的存在的，到最後隻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欺淩甚至屠殺，在我朝三百年的曆史中已經得到了多次驗證，皆是血淋淋的教訓。”
“嗯，正是如此！”王應麟點點頭道。
“所以，即便在二者差異的層面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二者的同一性。簡單的說，二者是我們未來的子孫的利益，與我們當前的個人利益的沖突。我們隻是在選擇要堅守當下的個人利益，還是要争取未來子孫的的利益，僅此而已。”趙昺看二人已然心動，加重口氣道。
“在這個層面上，主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大義，爲了他人，爲了集體，從本質上來說，不是爲了當下的自己，就是爲了未來子孫們的利益，最純粹的也是基于家國認同感基礎上的，把他人當成自己親人的親人的利益。二者統一與我們每個人自身的利益，隻不過是有顯像與隐形、當下與長遠的區别。”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純粹的義，那便是抛棄自己所有的利益，依然選擇舍生取義者。其自己的犧牲，不會給自己，也不會給後代帶來任何好處，但依然會義無反顧。”趙昺又歎聲道，“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中感知到自我本身，那就是自己對于集體，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其把他人認同成了自己的親人，大義就是特殊意義上的所有的親人所構成的集體的共同利益，亦即仍然還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他們可以稱之聖人了。”
“擴而言之，吾心懷天下，救世安民，行的就是大義；爾等治國有方，民生安樂，做的也是大義之事；軍卒抵禦外敵，緝盜保民也是行大義；百姓耕種田地，繳納賦稅，同樣做的也是大義之事。”趙昺言道。
“五哥兒之言讓吾等茅塞頓開！”謝枋得有些激動地道。
“汝尚未明白！”趙昺卻是不客氣地道，“吾此次揮兵北伐行的表面上看是恢複故土，救民于水火，可視爲大義。但深層次來看，其實也是爲了利，江南人口數千萬，土地開發殆盡，衆多百姓無地可重，或分撥的土地不足以養活全家，我們隻有開疆拓土才能滿足對土地的需要，以及子孫後代之用。”
“嗯，正是此理。”王應麟點頭道，“百姓失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四處流竄，聚而成患，北伐正可解決地狹人稠之患，正合五哥兒剛剛‘義利同一’之言。”
“但是吾提議北伐之初，朝中反對者甚重，說吾嗜殺好戰，窮兵黩武，耗費錢糧，乃是不義之事！”趙昺言道，“其中又以江南士紳反對聲最重，而他們不過是擔心朝廷北伐會加收賦稅，将江南财富轉移到江北，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嗯，他們是将利放在了義前，自然不能體會到五哥兒的深意，實爲小人之舉！”謝枋得言道。
“當初在瓊州，德祐帝及太皇太後接受蒙元敕封，吾将他們開除宗籍，撤銷一切封号。有人認爲吾不顧天理倫常，行悖逆之事，還爲他們辯解稱太皇太後傾向，乃是救民于兵火的大義之舉。”趙昺言道，“而吾一力堅持将他們開除宗籍，是因爲他們身爲君王就當有抵禦外敵，救民救國之責，但他們雖保臨安軍民免于刀兵，但是讓大宋國滅，百姓淪于異族鐵蹄之下，就失了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