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城寺據肉身殿還有一段距離，趙昺依然是欲徒步前往，王應麟與謝枋得也不打算再乘轎。而和尚們有過午不食的戒律，于是留下王德與幾個内侍在客寮，打理晚膳。他們身邊隻有倪亮和内衛随侍，轎夫們擡着空轎在後邊跟随。
衆人沿着山間通路向上攀行，此時的香客已經下山，途中隻碰到三三兩兩的行人。趙昺目光所及也能看到扮作遊方僧人和小販的行動隊員，散在他們一行人的左右，與内衛們通過手勢和眼神交換通報周邊情況，告知注意事項。
王應麟與謝枋得畢竟歲數也不小了，所以大家行走的速度并不快，盧旭在前兩步介紹周圍的景緻，兩個老的伴在皇帝左右，侍衛們拱衛在周圍。倒是很是惹眼，途中經過的寺院不時會有知客僧和小沙彌上前搭話，邀請他們進寺喝茶、參佛，讓趙昺感覺有點到了前世火車站的感覺。
“五哥兒，對朱陸兩學派争論不止形同仇敵的原因，可曾想過？”行了一段距離，有心事的王應麟追上小皇帝的步伐問道。
“吾以爲朱陸二人的矛盾更多的是在學儒的方式及宇宙觀上，究其緣由還是二人的生活環境和性情及人生實踐上的不同，進而在學術研究上産生分歧。”趙昺想想道，其實放在現代社會就是個原生家庭的問題，朱陸二人出身不同，家庭環境不同，經曆不同，自然會對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五哥兒言之有理，朱陸二位高賢的出身确有不同。”王應麟對小皇帝看待問題的角度覺得十分獨特，但也以爲不無道理。
朱熹出身于儒學世家，他的父親朱松對朱熹的教育十分認真。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學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儒生，他對兒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學做聖賢的目标去實行。朱熹在十歲時就“厲志聖賢之學”，每天如癡如迷地攻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立志要做聖人。
其父朱松臨終前把朱熹托付給崇安五夫好友劉子羽，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劉勉之、胡憲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爲教育朱熹。紹興十八年，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二十一年入都铨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赴同安途中，受學于延平李侗。
陸九淵生于一個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陸希聲曾在唐昭宗時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戰亂遷居金溪，遂買田營生，富甲一方，成爲地方上的豪門大族。金溪陸族經過幾代變遷，到陸九淵出生時，家境衰敗，隻有十畝左右的菜田和一處藥鋪、一處塾館，隻靠經營醫藥和教書授學來維持家計。
但至此，陸門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風度。仍憑借良好的家風被鄉人尊崇，曾經在家中推行《司馬氏書儀》中所提的冠婚喪祭等禮儀。陸門家風整肅，治家依靠嚴格執行宗**理，同時，也靠家庭成員發揮各自的積極性、主動性，各盡其能，各供其職。聞名州裏，甚至受到孝宗的稱贊。
所以，朱熹所學是來自于家庭和老師，承襲了二程‘洛學’正統，從而爲自己以後的學說奠定了基礎。而陸九淵所學則是來自家中的藏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以爲孔子之後其學“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但其中更多的是來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不過吾以爲他們之間隻是學術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碼在‘義利’上的觀點上是一緻的，如此在道問學與尊德性兩種修習方法上有着統一點，認爲無論是讀書，還是考科舉，都是爲了義，爲了公，而不是爲了利，爲了私。”趙昺言道。
“嗯，确是如此，朱陸兩位高賢入仕後，皆對時弊進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謝枋得道，他對兩人的品德上也沒有什麽疑義。
朱熹在入仕期間，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後，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诏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複、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十月，應诏入對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劄：一劄論正心誠意、格物緻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劄論外攘夷狄之複仇大義，反對和議，三劄論内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
陸九淵認爲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是醫治國家疾病的“四君子湯”。光宗紹熙元年陸九淵被任命爲荊湖北路荊門知軍，當時，金兵南侵壓境，荊門地處南宋邊防前線。其看見荊門沒有城牆，認爲這個行政區域位于江漢平原，道路四通八達，南面捍衛江陵，北面支援襄陽，東面守護随州、鍾祥，西面扼守宜昌；荊門鞏固，四鄰才有依靠，不然就會腹背受敵。于是，下決心修築了城牆。
陸九淵還大刀闊斧地改革荊門軍的稅收弊端和不合理的體制以及官場的陳規陋習。外地的商販紛紛前來荊門做生意，使荊門的稅收日增。他推薦或提拔下屬，并不看重資曆與出身。他認爲，古代錄用地方官員，由于不受資曆和出身的限制，表現好壞便容易區别，後世斤斤計較資曆和出身，有無政績就不容易判明。
陸九淵清正廉明，秉公執法。有人告狀，他不拘早晚，親自接見受理。斷案多以調解爲主。如控訴的内容涉及隐私、違背人倫和有傷風化的，就勸說告狀人自動撤回上訴，以便維護社會道德風尚的淳厚。隻有罪行嚴重、情節惡劣和屢勸不改的才依律懲治。所以民事訴訟越來越少，到上任第二年，來打官司的每月不過兩三起。
“他們官做的很好，官聲也不錯，爲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趙昺反問道。
“因奸佞當道，又因他們一心向道，不願入仕！”謝枋得道。
“吾卻是不這麽認爲？”趙昺搖搖頭道。
“五哥兒以爲如何？”王應麟道。
“吾以爲他們不會變通，也不懂的爲官之道，書生意氣空有一腔熱血，最終隻能無奈退隐鄉間著書授徒。”趙昺言道。
“……”
“吾知道你們不服氣。”趙昺看看幾人的臉色笑道，“爲官者不僅要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遠大志向，也要有‘上知君意，下體民情’的務實。而更要懂得官場之上并非皆是賢德之士，其中也不乏心術不正的小人。”
“五哥兒所言不錯！”王應麟點頭道。
“慶元黨禁之事，諸位當知，監察禦史彈劾朱文公‘十大罪狀’，引發對理學的清算，其被斥之爲僞學魁首，提出‘斬朱熹以絕僞學’之言，他落職罷祠，門人或流放，或入獄，皆受其牽連獲罪。這是爲何呢？難得滿朝文武就沒有一個賢良之臣，皇帝也昏聩之輩嗎？”趙昺邊走邊問道。
“這……這因奸佞沈繼祖陷害，其極盡捕風捉影、移花接木，以颠倒捏造的手法炮制罪證，而甯宗皇帝和朝臣被其蒙蔽，從而導緻黨禁慘禍的發生。”這個問題很敏感，王應麟想了想才道。
“王先生就比朱文公會做官。”趙昺笑笑道，“其實我們都知黨禁的發生是因‘經界’而起，時土地兼并之風盛行，官員士紳吞并百姓土地，而賦稅并沒有随着土地的轉移而劃轉，緻使田稅不均，失地百姓承受更爲沉重的賦稅。而朱熹提出行經界，重新核實田畝，随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損害士紳的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吾之所以說其不會做官，就是說他不自量力。當下我推行士紳一體納稅與經界同出一轍，朝野反對聲就不斷，廢立之音再起，還發生了襲擊禦船之事。”趙昺言道，“想想吾爲當今天子，尚會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而其不過區區一個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要面對滿朝權貴和在野士紳們的壓力，豈是他能做到的。”
“甯宗繼位後，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趙汝愚和韓侂胄兩位大臣，而朱熹于行宮便殿奏事。第一劄要宋甯宗正心誠意，第二劄要宋甯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劄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進講《大學》，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後又參與朝争，彈劾韓侂胄。他如此當衆指責皇帝不仁不義，又要限制當時欲北伐的皇帝，遏制君權，彈劾有擁龍之功的權臣，如此等于将能支持其革新的兩位大人物全都得罪了，豈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