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推理，趙昺以爲船舶無外乎由船體、動力系統、操作系統三大部分組成，然後在通過用途的不同而進行細分，從而設計出不同類型的船舶，進而選擇适合的船體、動力系統和操作系統，添加不同的模塊，建造出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用途各異的船隻。
如果将當前的國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圖紙的船，作爲承載整個體制的‘船體’就是國家制度。在這個問題上，趙昺沒有選擇，隻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至于國家的動力系統，他認爲當然就是生産力的發展。再說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會物質和文明的進步、國家的富強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統，自然就是國家的官僚機構和武裝力量。
當下船體有了，發動機也有了。雖然這台發動機已經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導緻動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強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統，雖然船長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員們表現不一，有的幹勁十足，有的慵懶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幹脆偷偷挂倒擋。
現在趙昺就是船長，領一幫素質不一的水手行駛在可覆舟也能載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讓這艘大船平穩的行駛在波濤洶湧的海上，乘風破浪，克服重重困難，直到到達幸福的彼岸。而要讓船能行駛在正确的航線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對操作系統進行升級改造。
趙昺繼承這艘船的時候已經千瘡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當了十多年的修補匠，終于将讓這艘船已經能夠勉強航行。而這幫水手們卻因爲前幾任船長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變得散漫又固執，養了一身臭毛病。
這份精神文化遺産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們創造的‘宋學’，那些出新前代卻影響至今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與民族性格。這不僅是學術思潮，且作爲一種社會思潮，對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趙昺也當然明白世界上社會的進步與思想的進步是分不開的，而大宋朝能夠創造出燦爛的文化，說明宋學也非是一無是處。
首先在宋朝已經誕生了平等的意識。唐宋社會轉型，開啓了科舉公平競争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内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别”，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系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
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在社會上，以農爲本、工商爲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
平等觀也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鍾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别。
趙昺作爲現代人當然支持這種思想的進步，但是作爲統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見了，那些士大夫們已經‘猖狂’到要搶班奪權的地步了，總是琢磨要架空自己，當然不能讓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爲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松，兼容精神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開放姿态，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觀宋學的兩大高峰期，“學統四起”“自出議論”，卻頗能寬容并存，客觀肯定别派可取處。
與此同時，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系，三教和平共處成爲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處雜陳。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處上，整個社會表現得相當寬容。
趙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農工商各階層相互間不斷吸收、借鑒、融合其它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産。而這方面其實也是他想發揚和繼承的，以此來推動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東西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固化，忘記了初心，反而成了進步的絆腳石。
再有就是宋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趨于世俗化，士人們受到經世理念的影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經科舉制的有力推動，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甯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爲己任”的淑世情懷。
士人階層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于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内聖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内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号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當然這種情懷放在現代也不過時，趙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們能夠對皇帝表示應有的尊重，不能事事關心，甚至連生孩子的事兒都不想放過。
不過趙昺明白月盈而虧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宋朝的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餘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名節操守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将當世與後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爲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
他也不否認作爲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學确爲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内部專制的強化，可自理宗起，理學作爲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爲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後代的發酵，最終成爲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趙昺的革新面對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遺産。其制度設計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爲之防，曲爲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爲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随，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
趙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之時，這種制度也許尚能勉力維持，消極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蓋，皇帝和大臣們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賞這盛世繁華。可在面臨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其缺少活力、短于應對的缺陷也就暴露無遺，亡國也就在所難免。
面對這個爛攤子，趙昺一直在尋求變革，尤其是收複江南後這種念頭更加強烈，但是阻力重重，僅其要修訂律法，以便實施以法治國。雖然老師應節嚴從中極力推動，但兩年時間進展極爲緩慢，底下的官員也以各種借口拖延推責，種種的不配合。
那時趙昺就決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強敵的情況下，他不敢動作，免得再因此斷送了得來不易的平衡。所以兩年後，在局勢稍微緩和的情況，他斷然發起北伐，對蒙元進行打擊，使其在一段時間内無法威脅大宋，從而爲自己推進革新争取時間。
打仗講究‘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而趙昺也知道革新必須從上而下進行，首先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自己當然不能動，那首當其沖的就是當朝的宰執們，這些人作爲士人階層的風向标，士大夫們的領袖，隻有得到他們的支持，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做買賣要讨價還價，這時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協，趙昺現在摸清了對方的底價，恢複三省其實就是讓權，讓士大夫們得利，把他們先拉到一條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麽好占的，其中必須要夾帶些私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