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儒學自孔子建立學說已經存在和發展了兩千年，自漢朝獨尊儒學後的千年中原王朝皆以此作爲立國之本，甚至少數民族政權也青睐有加，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儒治國的理念。雖說是皇權社會，實際上統制國家的是士人階層，甚至有士人吹噓，國家乃是士人之天下，皇帝反而是他們的傀儡，雖然在某些時候确是如此，但你讓皇帝們聽了心裏是多難受啊！
趙昺作爲現代人，自然知道宋朝開國後，太祖推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将儒學提到了至高無上的高度，士人的地位也跟着水漲船高，爲後世的士人們贊爲最美好的年代。其中出現了許多勇于爲民請命，爲國捐軀的大家，也有不少改革進取的有識之士，可也出現了史上最多的民族敗類。
開宗立派，趙昺一直以爲那是聖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自己是萬萬沒那個本事推翻一種延續了上千年的體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且還有一個不能爲外人道哉的原因在其中。
按照一些史學家的說法，儒學是孔子在周禮上發展創新而立。周禮的作者是周公，而這個周公不是别人正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實打實的統治階級。屁股有時決定腦袋，作爲統治者我們讓他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想問題，那是強人所難。
稍有腦子的人就會想到立足于周禮的儒家是與空想民本脫不了幹系的。曆史也一再證實即便是落魄的孔子、孟子也是吃着皇糧的統治階層，爲王權服務的。因此不客氣的說一聲，儒的思想出發點就是爲了維護他們所處的階級的利益也不爲過。
孟子有句名言：民爲本，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昺常被師傅們用這句話教育，臣僚們的谏議書也是常以此開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這句話表達的是這麽一個意思，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資源是民，第二要緊的資源是谷物，最不要緊的是君。擁有了民和充足的食物就擁有了稱霸的資本。
從這句話似乎可以窺見民本主義。但是趙昺覺得有些不對味，若是按照這句的意思打個比喻，電對應的是霸業，民、社稷和君分别對應的是電網電站和用電的人，如此對于電而言，用電的人自然是最沒有份量的。那麽電對電網、電站意味着什麽？電對用電的人意味着又是什麽？
這個比喻，可能有些偏激，可趙昺覺得事實上就是這麽回事兒。弄懂了儒學的傳承和思想的立足點，再來看儒學統治下的國家。大家都知道儒學的創始人孔子生活在齊魯大地，按唯物主義的說法就是物質決定意識。齊魯大地當時的文化和儒文化是合拍的，姑且可以稱之爲儒家統治下的國家。
如此來說照着儒家的觀點，他們的思想能夠使國家富強，然而魯國的實際并非如此。早在魯國的立國之初，周公就認定魯将來必定受制于齊。因爲他的兒子用他的理論治理魯國，而姜太公則入鄉随俗用當地的風俗治理齊國。
那爲什麽被儒家中人奉若神明的周公，會對自己的理論如此不屑一顧呢？那是因爲他明白他的理論是很教條的，一旦失去了活的東西很容易僵化的，并非是萬金油，放在哪裏都靈光，也會産生水土不服，而後千百年來的曆史也證明了周公這一點憂慮。
漢族人對漢朝有一種特殊的好感，趙昺以爲除了其的強盛外，也是唯一一個以民族來命名的朝代。而儒家對漢朝同樣歎服，怕也是因爲漢武帝把他們的聖師扶正爲國師，自此成了國家主流思想的象征，漢武帝驅除匈奴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豐功偉業，功勞自然也歸功與實施了儒家思想，從而使得漢朝更強盛。
然而曆史真的是那麽簡單嗎？顯然不是，起碼不全是。趙昺沒當皇帝時就明白，錢糧才是勝利的保障，沒有錢、沒有糧簡直就是寸步難行，飯都沒得吃，誰跟你複國。沒有錢打造武器，木棒石頭恐怕連幫原始人也打不過，還不如自殺省心。
所以說，漢武帝之所以能鑄造大漢盛事，趙昺以爲多半是因爲借助了文景兩朝積澱下來的财富。并且他相信如果不是漢武帝後來扶正了儒家，斷了别的思想，導緻制約了人才的湧現，說不定漢武帝一朝還能取得更輝煌的成就，至少可以徹底将匈奴消滅在茫茫草原上。
當然無論如何，曆史不容假設，也不可能誰都能像自己一樣有機會重新試試，但漢武帝締造了大漢盛世這一觀念，早就深入人心。再來看王莽政權，這可是完全照着儒家經典來治理的政權。結果怎樣？搞的民生沸騰，不可收拾，最後被劉秀趕下了皇帝的寶座。
再來看明朝。在後代人看來是個相當貧瘠的朝代，有一說法明朝十年的賦稅收入也抵不上前朝宋的一年賦稅收入。就這麽一個貧瘠的朝代，卻是儒家思想最盛的時代。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瑞，其清正廉明體恤百姓，爲後世所頌揚。但他卻沒有給國家和百姓帶來富足，之所以被抛出來撐門面，也是因爲明朝污吏成群、宦官當道，以緻挑不出個完美的士人來。
而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爲儒家思想占據了主體地位，擠壓了其它學派的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創新思維，以農爲本的思維也導緻工業發展滞後，進而連累了商業的發達。工商業的不興也讓中國這個早已就突破了人類第一層文明的國度發展幾乎停滞，沒有能夠首先從農業文明一舉進化到工業文明。
當然在中國曆史上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朝代也曾誕生過所謂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建隆之治’、‘嘉佑之治’、‘洪武之治’及‘康乾盛世’等，但不可否認他們的誕生多是在改朝換代的立國之初，或是與外界文化交流通暢之時，而這個時期往往是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的時期。
儒家思想當然在不斷改進的，從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朱子而後到王陽明和李贽，都是在變化的。但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抗争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統治者截取的永遠隻是适合維持他們統治的一部分思想。爲什麽兩千年的抗争會是這麽一個結果呢？
原因不外乎此：儒家思想必須依仗統治者的權勢才能推行。這是儒家思想的硬傷，是沒有辦法補救的。即使孔子也想不出辦法。他隻能借助于說教。用堯舜來說教統治者，但統治者若不是個好學生，孔子的仁政就成了空中樓閣。
千百年來的帝王們，他們之中不乏有爲之君，有着遠見卓識，不會看不出以儒治國的缺陷。而他們卻又沒有做出改變，趙昺以爲除了兩者間的共生共存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學說給皇權的存在做了合理的推定，這就像上天給了帝王實施獨裁統治的權杖一般，在代天行事。
趙昺知道若是自己此時全盤否定，推翻士大夫治國的政體，可以說就是在向自己開炮。畢竟自己崇高無上的位置是建立在儒家聖人的加持之下，進而得到士人們的支持，否則他們憑什麽會在當初支持一個還撒尿和泥的小屁孩兒做一國之主，支持老趙家的子子孫孫當皇帝。
而更嚴重的是在沒有新的政治架構建立起來之前，就将舊的完全廢除，必然會帶來極爲嚴重的後果，導緻整個國家架構的傾覆，社會陷入動亂。那時不僅自己會喪失統制階層的支持，被他們先落馬下，還會引發國家危機，贻害百姓。
再說，封建社會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階段，若是跳過去将來再補課，将會引發曆史的震蕩，所以趙昺要秉承曆史的發展，還真不敢動手做出這麽大的改變。但這不妨礙自己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改造，引導他們向曆史的下一個階段進發。
對‘博大精深’發展千年的儒家文化動手術，用現代的話表述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這就需要趙昺仔細考量。不過當下那些擋自己道，威脅自己地位的人肯定就是‘糟粕’，現在猴子已經跳了出來，該殺哪隻雞，又該怎麽殺？趙昺在回京之前必須要仔細謀劃，在保證局勢穩定的情況下完成。
趙昺當然知道指望于敵人發善心是不可取的，他要先将他們掀翻在地，再跺上兩腳，打得他們岔了氣，做夢都不敢再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