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趙昺這一夜盡管不在鄧城，可他依然可以想象的到王應麟此行的艱難，其不僅要說服要前來的衆軍勿要做出過激的行動，又要安撫張霸等第八軍各部主将認清當前的厲害關系，不要因小失大，做出誤國誤己的行爲，從而自絕于大宋，再難回首。
輾轉反側一夜，天明後倪亮禀報樊城已經被完全掌控，此戰共殲敵五千餘，俘敵七千餘衆，荊襄行軍總管史弼和樊城城守阿裏罕在城破後乘船倉皇渡江逃往對岸的襄陽，由于浮橋被破壞，船隻盡被敗兵搶奪或是焚毀，他們無法追擊，至其逃脫。
戰後清點，由于戰鬥短促而猛烈，且主攻方向選擇在相對空曠的城東，且敵軍逃得也快，未及裹挾城中百姓撤離。因而城中房屋多得以保存，百姓遭受的波及不大。清理官廪，共得糧草十萬石，武器盔甲若幹，繳獲金銀合六萬貫，蒙元僞鈔三萬錠，文書圖冊部分。
今晨，倪亮已經出榜安民，抽調官兵統計百姓傷亡和财産損失，幫助百姓修葺受損房屋。同時召集城中行會會首，助軍清理街巷，掩埋屍體，商戶正常營業。且開放城中兩門，準許百姓出城采樵，商隊正常出入。一系類措施下，城中民心漸穩，秩序井然，稍後待府衙清理完畢，聖駕便可入城。
趙昺随後下令拔營起寨，收拾行裝，準備進城。而這時有飛騎進營，送上王應麟的書信，他展箋看罷長舒了口氣。其在信中禀告，在會見張霸等一衆主官後，他們皆表示自己絕無叛宋之心，依然忠于陛下，而此次軍中動蕩皆因上下溝通不暢，導緻部分官兵行爲過激。
其後，王應麟又向第八軍官兵宣讀了聖旨，表明了陛下的态度。而後其接見了‘起事’的軍兵代表，他們表示了對張霸不肯迎駕的憤懑，以爲他陛下不忠，才自發集結欲往樊城迎駕的。他表示陛下對他們的行爲十分感激，但是并不鼓勵這種以下犯上的行爲，自然也不會追究。他再與衆軍會談後，軍心暫時已經穩定，出營各部已經規建。
在穩住第八軍上下後，王應麟又與張霸單獨進行了會談。張霸承認自己由于私心作祟，辜負了陛下的信任，做出有負聖恩之事，但是絕對沒有被國叛君之意。但現下已經鑄成大錯，他願意前往樊城見駕請罪，并堅辭第八軍都統之職。
在禀明處理的經過和結果後，王應麟以爲當下第八軍雖然軍心稍穩，但是也不宜于大規模的調整各部将領，以免引起新的動蕩。所以他建議以第八軍都虞侯謝明權領軍政事務，一者其對軍中情況熟悉，在各級軍事将領中有很高的威望；二者其在陛下入瓊之初就衷心歸附，這麽多年來也是忠心侍君，值得信任；三者其在瓊州曾組織義兵抗元，有領軍職能，隻需另遣一員精通軍事的将領爲輔即可。
趙昺對于王應麟的建議覺得其提的十分中肯，也有利于第八軍的穩定，但是他還是有些猶豫。而他擔心的并非謝明的能力，而是擔心其不肯就任，畢竟當下文武之間泾渭分明，文官是不願意轉資爲武将的……
唐宋以來，随着國家軍隊規模擴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漸加深，軍隊的基層組織情況卻越來越糟糕。這背後隐含的原因，并不僅僅是軍隊職業化，以及監督缺失所導緻的腐敗化問題，還與基層社會的資源動員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關。
兩漢之時，中央政府爲了動員更多基層社會的資源，以察舉、赀選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納入行政管理體系之中，造成了整個行政體系的士族化傾向。整個國家的價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終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東晉門閥政治的産生。
隋朝之後，中央政府大刀闊斧地以科舉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卻使得中央政府與基層社會失去了士族、豪族這一直接聯系，難以有效地動員基層社會的資源，而這一點恰恰是貫穿唐宋大變革的主線之一。具體在軍事制度上，中唐以後，随着地方社會資源的整合失敗，府兵制度再也難以維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鎮被迫組織起職業軍隊，如中央的神策軍、地方藩鎮的牙兵皆屬此列。
但職業軍從本質上，與府兵及鄉兵是完全不同的。漢代的征兵制與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動員地方豪強爲基礎，來間接動員地方軍事資源的。漢代的這些鄉兵雖不是豪強的私家軍，但本身屬于地方上的自組織武裝自衛團體，而從中協調、組織的便是這些地方豪強。
由于鄉裏、宗族規矩所給予的約束，這些地方上的自衛武裝往往會聽從地方豪強的指揮，而且自給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潰之際，這些新建立的職業軍隊伍，卻不會受到鄉裏各種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同時地方财政也難以支付贍養大量職業軍所需的軍費。
正是因爲職業軍制度的這一特征，導緻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鎮頻繁反抗節帥；而在中和動亂潮以後，中央政府無力再給予這些藩鎮财政補貼之時，這些藩鎮就紛紛獨立，與唐廷劃清界限。職業軍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訓練，但他們與指揮官之間的聯系卻更加薄弱。
軍隊能否良好發揮戰鬥力，更加依賴于平日的訓練以及指揮官的指揮藝術。而且在宋代以後職業軍隸屬于國家，卻又往往因爲監察困難而導緻軍隊的腐敗化，唐末神策軍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軍的腐敗化均是很好的例證。
另一方面，基層軍官的整體素質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與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級指揮官常常與豪族相挂鈎，但在職業軍制度出現以後，指揮官與豪族出現了脫鈎。這一點從制度上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但卻存在着另一個問題，即平民出身的軍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宋代以後在民間興起的私學多由地方大族創辦，許多也是爲宗族服務的宗族學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并不多。本來，若是這些大族子弟願意進入軍事系統，軍官的文化素養尚能保證，但這裏卻牽涉了另一個問題——即文武分途的問題。
文武分途其實是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在秦漢以後，長期維持一統，而偌大的疆域所發生的各類事項最終需要經過篩選彙集至中央，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務處理效率。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組織的部門化。
唐代立朝之時，進一步繼承魏晉時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體方面，雖在階官上有文階、武階之分，但卻沒有嚴格的轉換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則任将、在朝則處理政務，“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體在職務上尚未劃分出文官與武官兩途的最佳證明。但職務分化不明确，卻阻礙了整個國家行政體系與軍事系統中效率的提高。
現代生産理論強調分工，是因爲分工确實能夠提高效率，文官專職政事、武官專職軍事，在理論上來說确實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時期的中央政府，較之前代與後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這是因爲唐宋之際，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過大，導緻政務過于繁雜。
在這種壓力下，三省六部制開始向政務處理效率更高的中書門下制轉型。其結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趨勢的發展。直到宋仁宗統治時期，負責處置西夏軍事事務範仲淹以拒換武階爲起點，文武官僚的職業正式出現分化，極少再彼此轉換。
不僅如此，在宋代之時，官僚與軍人之間就已經出現了分隔，即軍人隸屬軍籍，而官僚歸屬于官僚體系。文臣對于武臣有時居高臨下，但包括文武官員在内的整個官僚群體，對于軍人群體卻存在着更爲嚴重的歧視。當時範仲淹等在西北發現的将才狄青，便是因爲隸屬于軍籍，而非是官僚系統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擠，難以在樞密院立足。
因爲這些問題，大量人才更願意經過科舉進入官僚體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遷轉系統中流轉，而對于投軍一事并不熱衷。與此同時，軍事指揮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與天賦，如各類陣型的變換便需要有一定的計算與思考，根據地形及敵我情況進行相對有效的布置，在由多個基礎陣型組合而成的複合型陣型上尤其如此，指揮官甚至還得懂數學才能夠安排好陣型的變換。
這樣一來，矛盾也就此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