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官員們也清楚權臣和皇族最容易受到猜忌，而皇帝皇帝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個時代的最高權利者，他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顯的政治隊伍且不和皇帝一心。如此臣子面對帝王的猜忌，從而做出防衛措施也算是正當。
而趙昺也明白官員們其實是有兩個生命，一個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個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臨着完結，人身安全也很難得到保障。即便保全了性命，也是活的艱難。正如前世看的一部電影《元首回來了》中，其有一句台詞：“我除了從政什麽也不會。”
但是趙昺知道，他不是不會，已經當過元首的人還會去維也納街頭賣畫嗎？而政治家不都是這樣嗎，趙普不會再去教書，韓信不會再去蹭飯。而自己丢了皇位，不會再去船場中去做一名工匠。對于這些人來說，失去了政治，他們就是一群行屍走肉。
趙昺現在想不通的是自己對于江钲一直很信任，從未猜忌其會有不忠的行爲，别說對他人說起，就是在心裏壓根沒生出過這個念頭。所以江钲完全沒有必要驚懼到如此地步，他此時以非正常手段強行退隐等于是放棄了後半輩子的榮華富貴，影響到後世子孫，甚至反而會更容易引發懷疑。
當然同樣讓趙昺十分困惑，難道是自己無意間的言行，讓江钲誤會了？他覺得這個問題有必要搞清楚，否則肯能會影響到朝廷的穩定，畢竟一個鎮守一方的重臣，在沒有什麽過錯的情況下突然去職，足夠引發朝野無數的遐想。
難道是因爲趙孟錦改任鴻慶宮使，放棄軍權退居二線的緣故？趙昺猛然想到了這一點，而王應麟也剛剛也恰好與他說起安史之亂，其中是否暗示自己江钲要去職的原因呢？捋出了線索，他不禁訝然，正是自己調整原江東置司的事情讓其感到了什麽，幹脆以傷病爲由‘體面’的退出朝堂。
剛剛在讨論安史之亂後，唐廷在處理大軍團危機的過程中，就處理時序和方式而言，已經體現出了明顯的地域差異。唐廷最關心的是帝國的政治中心關中，因此雖然關中的幾大派系都對平叛或抵禦異族有過重要貢獻，但德宗最先打壓的還是此地的朔方軍、四鎮北庭軍以及稍後入駐的幽州軍。
盡管在打壓過程中引發了“奉天之難”這樣嚴重的危機事件，但事件平息後關中藩鎮的問題确實是唐廷最先、也是最爲徹底地解決的。而實際上，從朝廷與地方的關系來看，安史之亂前，以關中爲政治中心的唐帝國，随着将它的軍事力量逐漸部署在邊境，政府部門需要不斷到位于河南的東都來獲取食糧。
河南運路的開辟并漕轉江淮糧饷入京，讓一個原先主要以關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現在不得不将軍事、經濟權力移交于其他地區，它就已經在逐漸瓦解“關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亂爆發後的藩鎮時代，隻是加快了這一轉變的進程，并且使之變得更有“效益”。
所謂的“效益”，就是帝國現在僅需要關中——河南——江淮這三個地區就可以維持其統治。它不需要親力親爲地參與河北的軍事布防，因爲安史亂後處于半獨立狀态的幽州已經承擔了爲帝國抵禦東北異族的責任。所以就統治效益而言，犧牲江淮的财力與不顧威脅帝國心髒地帶的西部異族，去利用禁軍或河南藩軍收複既無太大經濟價值又可能導緻軍事壓力的河北地區，意義顯然是不大的。
而關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國對河北的态度要複雜得多。安史之亂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盧勢力對帝國的威脅毫無疑問是最早也是最嚴重的，但亂後河北依舊由出于安史集團的叛軍舊将占領。而這一放棄不僅是關乎唐廷有沒有能力收複河朔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唐廷有沒有意願收複河朔的問題。
在對河朔的打擊中，唐廷現在更多地要視江淮的财力、以及關中禁軍與河南藩軍的兵力來行動。所以說，帝國的維系現在主要依靠、而且幾乎隻要依靠前三個地區就能進行，于是“收複”河朔在唐朝君臣看來反倒成了一樁賠本買賣。
事實上，當前宋廷的面臨的形勢與唐末有許多相似之處，隻是現在的經濟中心已經從關中轉移到了江東。可以說朝廷的開支，多半來自于江東的稅賦，軍糧也取自于此。且臨安位于江東腹地，面臨敵軍的正面威脅，必然是防守上的重中之重，在此投入了巨大的軍事力量。
湖廣地區雖然在大戰略上扼守長江中遊，阻斷敵軍順江南下的通路。但是湖廣地區不比現代，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要弱于江東。而臨近的貴州和雲南皆是俚族的世居之地，朝廷的統治力曆朝都是薄弱地區，也不爲重視，隻要不作亂就任其自生自滅。
而這次發起北伐之役的重要原也是爲了占據兩淮，增加戰略縱深，保護江東這個政治和經濟中心免受威脅。荊湖戰場主要是策應主戰場，保護東集團側翼安全，并奪取襄陽改善江東被動防禦态勢。當然主要兵力也是投入到了兩淮戰場，趙昺親征指揮。
不過趙昺不以爲江钲是因爲受到忽視才負氣請辭，就要有也隻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來自于自己重構軍事布局，将大軍團拆分，并撤銷了江東制置司，主帥委與虛職調回京師，隻以軍将鎮守軍事要地，将行政事務歸于文官系統。
因爲旨意是明發到各軍的，趙昺估計正是這道旨意讓江钲感到了危機，更加堅定其的想法。加之其出身相門，對于大宋的制度理解的更爲透徹，政策的調整更爲敏感。而對太祖杯酒釋兵權及高宗的‘抑藩振朝’的事迹更是知之甚詳。
現在皇帝的做法，江钲便理解爲鞏固皇權，打擊封疆大吏的方式，從重構朝廷結構向更爲實質的‘揚文抑武’國策的轉變。即開始進一步分割和弱化掌握兵權大将的權力，對那些在軍中具有影響力的舊将一并進行革除，起用那些出身低微，缺乏背景的一些新興将領，進入權力中堅層。
其實江钲對政策部分的理解并沒有錯誤，此時朝廷已經進入新老交替的時期，一波如應節嚴、馬廷鸾、陳仲微及徐宗仁等省、部重臣皆已經進入古稀之年，并多次請求緻仕。他們雖然爲國操勞多年，但終歸年老體虛，上朝議政對他們來說都難以堅持下來，趙昺想留也不能夠不顧他們的死活了，而這也需要一批新人填補留下來的空間。
而另外如陸秀夫、文天祥和劉黻等一班人，雖然勉強能稱之爲壯年，可他們已經久居相位十餘年，已經位極人臣，快到了封無可封的地步。從本心來說，這些人與自己配合多年，用起來也順手，可是他們已經成了新興官員的‘攔路虎’，不利于朝廷架構的穩定，也可能形成政治集團。
所以趙昺正是想借北伐大勝之威對朝廷權力結構進行調整，讓功勳卓著的老臣光榮退休，讓一些有爲的中年臣僚進入朝廷權力中心，而對久居高位的幾位重臣也要另設相應的職位繼續參與中樞事宜。但是他的意圖并非對那些在複國中立下大功的将帥棄而不用，而是要将他們調回京師重入朝堂，加強武臣在朝中的力量。
顯然江钲的慣性思維，讓他以爲皇帝是要對手握重權的封疆大吏動手，消除割據的危險。而他鎮守西南邊陲，以番俚爲鄰，又掌握鄂州和江漢部分地區，手下兵将盡是多年的部下，若是在奪取襄陽那麽就能夠控制長江中遊廣大地區。如此任誰來看皆完全具備割據一方，與朝廷讨價還價，封疆裂土的條件。
在江钲看來皇帝同樣是人，且非昏庸之輩，自不會放任自己發展。即便一直小心翼翼的規避，可誰又能猜得透皇帝的心思，以其因爲被陛下猜忌而被免職，灰溜溜的回朝，還不若選擇一個稍微體面的方式去職。如此還能讓皇帝感年其多年來忠心耿耿的份上，可以平安度過餘生，餘蔭子孫。
“唉，你想的太多了！”都說女人的心思最難猜，趙昺今天才明白手下的心思最難猜，若非自己了解江钲的爲人，也許真的會誤以爲其是擁兵自重，借襄陽相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