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清楚如何避免軍隊專權，形成割據勢力，應該是伴随着王朝興起的千古難題。周朝分封諸王治理天下，結果是諸國分立，群雄争霸；秦朝滅六國，統一天下，改分封制爲郡縣制，以避免國家分裂。而漢朝在繼承郡縣制的同時，又實行宗王分封制，壓制地方政權，參與行政，以此來保證國家的統一，可宗王叛亂伴随始終，統治者在分封與削藩中苦苦掙紮。
唐朝再度統一國家後，以官員治理地方，藩鎮駐守邊疆，宗王不再分封到地方，避免其掌握實權威脅到中央政府。但依然沒有逃脫藩鎮帶來的大軍團危機，直至發生‘安史之亂’，晚唐統治者在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中重構藩鎮空間機構與權力結構，清除了關中、江淮、河南藩鎮舊有勢力。
不過趙昺清楚這一政策，并沒有能完全化解危機，朝藩矛盾的主線依舊沿着這條唐廷與原邊鎮勢力的矛盾在發展。隻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設藩鎮，原來的東、西兩大軍事集團已被打散，所以朝叛沖突不會再像安史之亂時期那樣劇烈，這正是唐廷經由安史之亂，通過重構帝國空間結構所取得的教訓。
此後曆代唐朝皇帝，延續着打壓這些舊有邊鎮勢力的政策，雖然代宗、德宗、憲宗諸帝削弱這些軍團的方式和程度還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亂時的肅宗，他們都要更主動積極。至少在主觀上，他們已經會将朔方、四鎮北庭、平盧、幽州這些原先的邊境勢力視爲一種潛在的威脅，不管它們是曾經的叛亂者還是平叛者。
同時，上述諸帝對這些舊有勢力的打壓，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權威的努力結合在一起的。早在打擊關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經開始着手發展神策軍，并且逐漸在關中構築起了一種神策軍鎮與邊鎮互相配合和制約、并且盈縮有度的多維度空間結構。
宋朝在這點上也是采用了這中方式，通過構建中央控制的大禁軍來遏制地方廂軍，同時又以廂軍來鉗制禁軍，達到趙匡胤所設想的力量平衡，即‘地方軍隊作亂，則以禁軍進行鎮壓；而禁軍叛亂，則調地方廂軍勤王’。以此來防止武将實現地方割據。
但效果似乎不盡人意，由于初期廂軍戰鬥力羸弱，難以保證邊境的安全，宋廷實行‘更戍制’，調集屯駐在京師周邊的禁軍戍守邊境。以駐泊、屯駐、就糧等名目，将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内外輪換，定期回駐京師。爲防止将領專權，朝廷臨時任命戍軍統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識兵，易于控制。
不過更戍法卻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導緻宋廷在邊境戰争中屢屢戰敗，使得神宗時不得不罷廢更戍法。禁軍的衰弱，守備邊境的任務就更多的落在了邊境地方部隊身上，而邊軍的戰鬥力也遠超禁軍，以緻國内發生動亂或者大的戰事發生，要靠調動邊軍來解危的窘境。
而唐廷的‘揚朝抑藩’政策，在憲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對關中、江淮、河南藩鎮舊有勢力的清除，藩鎮危機基本宣告結束。而危機結束的表現之一，就是藩鎮空間版圖在元和以後基本穩定了。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這也是“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表現。但是，這些唐廷朝命的官員實際上并不構成藩鎮未來發展的主導力量，取代舊有大軍團勢力轉變成當地的基層勢力而已。
而宋朝在這方面做得卻比較成功。北宋建立後，趙匡胤就采用趙普的‘收财權、遣流官’的策略，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先解除了地方節度使的兵權，又将财權收歸朝廷。這樣地方軍閥沒兵沒權想造謀反也沒有了實力和财力。
同時宋廷通過科舉制選拔官員到地方任職，并定期輪換，不讓官員在一地長期任職。科舉制使選拔官員的渠道拓寬，使地方門閥世家趨于消亡，士紳階層得以崛起。而流官制又使官員不可能在某一地長期任職，也就限制了與地方勢力聯合，避免割據勢力的形成。
不過這個曆史在南宋又重演了一次，隻是這次手段激烈，爲世人诟病。在靖康之亂後，中央禁軍基本被打散，趙構以自己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元帥府兵以及各地的勤王大軍爲基礎建立了“禦營司”。當時的嶽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以及四川的吳階分别領其中一軍，并改名爲“行營護軍”。
但是這些軍事武裝大都在戰争中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統軍将領的私人武裝，既不屬三衙統管，樞密院也調動不了，隻聽命于主将，比較有代表性的就如“嶽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趙構迫于大敵當前，不得不承認這些軍隊的合法性，用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而随着抗金戰争的深入，武将的權力不斷膨脹，趙構也就越來越坐卧不安，對擁有兵權的大将更是疑忌，于是謀劃收回地方軍将的兵權，結果中興四将被罷黜，而嶽飛被殺，令本已分散的兵權再度集中趙宋皇室手中，保證了趙宋王朝的延續。
至于嶽飛之死，說法很多，至今也是争論不休。但是趙昺以爲将這件事放到曆史背景之下，嶽飛之死與南宋初年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息息相關，是利益糾葛中的犧牲品，也可以認爲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當蒙元崛起後，面對威脅，宋廷又不得不依重走老路，依靠邊軍阻擋敵軍的入侵。
表面上雖然爲形成割據，但事實上已然形成由武将家族控制地方的局面，也爲宋朝的滅亡埋下伏筆。而這種悲劇在南宋各個時期也在不斷上演，他以爲這與戰争的形勢，皇帝個人能力及國内形勢息息相關，且出于對藩鎮割據的防範。
至于到了趙昺曆史又重演了一次，這裏事情反而變得簡單了，可以說是和平整編。但這也是形勢所決定的，宋王朝彼時已經全面崩潰，禁軍在戰争中幾乎損失殆盡，所依靠的地方軍隊在元軍的打擊下或敗或降，已經不成氣候，無法形成割據勢力。
到趙昺繼位時，行朝控制的軍隊就是一盆雜燴菜，禁軍和淮軍又在崖山之戰中被打殘，而新興的帥府軍勢頭正盛，使得他可以順利收回兵權。在瓊州巴掌大的地方，也無法形成割據，大家夥也隻能抱團取暖才能夠活下去，而此時的宋廷在蒙元眼中更像是武裝割據勢力。
即便如此，趙昺還本能似的将軍隊分成了兩個體系，一個是親自調遣的禦前護軍，一個是歸于樞密院指揮的禁軍。現在想來他不自覺的行爲更多想的是如何自保，而不是相互制衡，不過他也理解了爲何宋朝的曆代皇帝們爲何癡迷于建立‘大禁軍’，因爲如此才能心安啊！
進入江南後，當時的形勢下趙昺将禁軍劃分爲兩個大的軍事集團，全部分駐各地，并設置制置司。由趙孟錦和江钲分别統領江東和湖廣軍政，而臨安和腹地地區則由他直轄的禦前護軍駐守，實際上形成了類似于唐朝時期的軍鎮制度。
趙昺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形式有悖于宋朝的制度，但他認爲在嚴峻的軍事形勢下最爲有效的方式。當時地方軍尚未建立，禁軍承擔着守衛邊境的職責，一旦有戰事發生，鎮守在邊界地區的軍隊可以做出快速反應，而制置使能夠根據情況調動各種力量迅速投入戰鬥，避免層層請示贻誤戰機。
當然這種方式在朝中也是充滿争議，認爲如此地方權力過大，削弱了朝廷的統治力。一旦主帥經營日久有形成當年呂氏集團控制邊鎮的可能，其若有異心對大宋來說就是滅頂之災。趙昺知道臣僚們的擔心不無道理，畢竟趙孟錦是趙氏宗室，其若坐大誰敢保他沒有奪位之心。
江氏一門在抵禦蒙元入侵中的功勞有目共睹，在朝在野都有崇高的威望，且江璆和江钲兄弟皆是朝廷文武重臣，子弟也多在朝中和軍中爲官。若是他日有了異心，相互呼應，便會威脅到朝廷，脅迫皇帝。
彼時趙昺沒有聽從群臣的谏議，執意爲之，一是出于自己對軍隊絕對控制的信心；二是對他們的信任，相信他們不會背叛自己。但是剛剛聽王應麟的一番話，他有所醒悟，自己對他們的信任，其實也讓他們承受着來自各方的壓力。
當下趙孟錦前時欣然接受提舉鴻慶宮之職，辭去兵權，江钲現在疏于對軍隊的管控，很可能都是爲了‘避嫌’，以免引火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