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近忠良，遠小人，并無過錯。但是流言也可殺人，江氏兄弟受陛下信任，委以重任，一個爲相執掌朝政；一個在外統兵十萬，節度半個江南。知者是陛下知人善用，而不明者卻是認爲是攜恩自重，有不臣之心。”王應麟言道。
“此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嫉妒江家而造謠生事，朝中有些人就看不得别人的好！”趙昺冷哼聲，恨恨地道。
“陛下不要拘于眼前，當下有忠臣良将可用，但難保以後個個皆似江置帥這般忠心，還是要着眼長遠。”王應麟待皇帝稍微冷靜下來後又道。
“嗯！”趙昺聽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其的意思他有些明白了，但還是抓不住重點。
“陛下，可知唐玄宗之後，爲何盛極而衰，制止走向分裂，終至滅國嗎？”王應麟看陛下的樣子，知道自己的話已經觸動了皇帝的心，接着問道。
“朕隻知粗略，玄宗晚年寵信奸佞，沉迷于楊貴妃，不理政事，引發安史之亂，導緻唐王朝走向衰落。但不知其詳，願聽王相教誨！”趙昺拱手道。
“臣不敢！”王應麟還禮道，“陛下所言不錯，玄宗晚年荒淫，疏于政事，導緻奸佞當道，引發安史之亂。但臣以爲安史之亂隻是起因，真正原因還是内因……”
趙昺聽着其娓娓道來，漸漸明白其中意思。其以爲唐朝的衰落，“安史之亂”的爆發隻是導火線，從而導緻唐帝國早就埋下的“危機”凸顯了出來：
首先是玄宗與肅宗間的中樞矛盾。玄宗在安祿山叛亂後，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設立大軍區的方式來應對戰事的發展。尤其當潼關被克、玄宗與肅宗分道揚镳後，這一策略變得更加明顯。但無疑，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與肅宗間的父子矛盾。
河南節度使人選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發的“永王之亂”就是這一中樞矛盾的體現。這一危機最終以唐肅宗在部下建議下抵達朔方即位，遙尊玄宗爲太上皇，取得對玄宗中樞鬥争的勝利，即唐中央回歸一元統治而宣告結束。
第二波危機來源于新興的地方軍将。盡管不再延續大軍區的設置，但取代玄宗的肅宗出于讨叛戰争等的需要，仍舊在諸藩鎮之上設置了擁有統轄諸鎮之權的河南行營元帥與江淮都統。
不過，無論是在河南設置元帥，還是在江淮設置都統，肅宗對憑借安史之亂而壯大勢力的河南地方軍将現在都格外關注，盡管他們大都曾對抵禦叛軍南下起到過關鍵作用，比如張巡。所以，肅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帥去除這些地方軍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統打壓他們的決心，隻是後者的失敗最終導緻了“劉展之亂”。而在上述種種措施的實施下，到肅宗朝末年，這波同樣由安史之亂引發的危機也宣告結束了。
第三波危機來源于西部的異族。黨項、吐蕃趁西部唐軍東調平叛之際，逐漸侵蝕帝國的西部領土，并在安史之亂結束後對關中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京西北八鎮的陸續建立就是帝國爲應對這波異族危機而采取的措施。雖然這波危機持續的時間比較長，且它的化解主要還是與吐蕃等異族自身實力的衰退關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鎮與神策軍鎮布防體系的建立及調整過程中，仍舊可以看出唐廷爲化解此波危機所進行的深思熟慮的考量。
以上所說的中樞鬥争、中央與新興的地方軍将，以及異族對帝國的威脅就是由安史之亂引發的三波危機。帝國化解這些危機的時間前後有别，三者對帝國的影響在地域上也有差異。不過，這三者并不是帝國在安史之亂爆發後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機，而是尤其引發的矛盾沉重打擊了帝國的生存與權威。
“有道理，唐朝之敗，實質是敗在國制，主要矛盾來自于唐廷與邊鎮節度使的矛盾，安史之亂不過是矛盾激化所緻，而平叛後這種矛盾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實施普設藩鎮的政策，以達到抑藩振朝目的。可是結果唐廷與這些原邊境勢力所主導的北方藩鎮間的戰争在亂後被再次引燃了，有了四鎮之亂、奉天之難以及元和後期戰事。而化解這一危機的過程其實可以視爲是一個重構藩鎮空間結構與權力結構的過程，爲我們所借鑒！”趙昺點點頭道。
他對王應麟的話略加分析，在根據自己所知不難得出一個答案。其實唐代人自己就已經意識到，帝國最嚴重的危機實際上是來源于體制本身存在的一個痼疾，這個痼疾就是在唐朝的邊境地區存在着軍事實力強大的節度使集團。
具體來說，就是開元、天寶年間的十節度使。開天十節度中，除了南方的劍南及嶺南五府經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盧、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安西、北庭都擁有強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亂前，如杜佑所說的，已經形成了以安祿山統領的幽州、平盧、河東，以及哥舒翰統領的河西、隴右這東西兩大軍事集團。
面對來自東北軍團的叛亂，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軍團進行抵禦。于是除了一批西部軍團的将領被陸續派往與叛軍對峙的前線河南外，河西、隴右的軍隊也開始在潼關集結。但河西、隴右軍隊在随後的靈寶之役中遭遇慘敗，這一集團的首領哥舒翰也兵敗被俘，于是河西、隴右的勢力基本瓦解了。
不過，盡管西部軍團經靈寶之役遭受重創，但繼玄宗之後與叛軍對抗的肅、代兩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軍隊外，仍舊不得不依靠這些亂前的邊境節鎮力量來與叛軍周旋。這不是因爲他們想要如此，而是除了這些邊境節度使的軍隊外，唐廷沒有什麽可資利用的其他力量。
安史之亂在代宗初年結束，但叛亂的平息并不徹底，亂後的河北仍由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将占領。而對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亂的原邊境軍團，唐廷也不得不在亂後給予其内地實地的待遇，這既是褒獎功臣的應然舉措，也是安置因邊境故地淪喪而不得不率軍進駐内地的邊境節度使軍隊的必然結果。
所以，在結束了河南行營元帥這一戰時體制後，亂後的北方藩鎮版圖幾乎全由亂前的邊鎮勢力所占領。除了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将占據河北外；幫助唐廷平叛的平盧系勢力主導了河南；關中則由朔方、四鎮北庭，以及此後的幽州軍人所分據。
此外，河西、隴右的部分殘軍則入駐了河東；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帶，雖然它與邊境節度使勢力并不存在關系，但安史之亂後逐漸入駐當地的一些外來軍将，尤其是中原軍将及其部衆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當地的政治走勢，所以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邊境叛亂導緻的結果。
“陛下之意卻是切中要害。”王應麟贊許地道，“傳統史觀認爲唐廷在安史之亂後于内地普設藩鎮是削弱自身統治力、助長地方割據的一種行爲。但是如果将這些藩鎮中的政治實體與亂前的邊境諸節度使軍團進行比較的話，可以視爲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此前邊境軍鎮的實力，無論是來自叛軍方面的東北節鎮，還是阻擊叛軍的西北節鎮，其實都已經大爲削弱了。”
“不過，也正如陛下所言這雖然是唐廷解決邊陲勢強而朝廷勢弱的契機，可在其中唐廷本身的權威也遭受了重創，隻是解決了杜佑所說的‘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的危機、不過就總體而言，地方勢力的崛起的趨勢仍在。于是一方面，在大軍鎮危機結束後，通過控制藩鎮上層，朝廷趨強的勢頭已在藩鎮身上有所體現，但是，藩鎮真正的主導權卻已下移到那些新興的地方基層勢力手中，釀成了更爲嚴重的危機。”
“不錯，唐廷随着削藩戰争的勝利，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成功的重新确定了藩鎮權力結構，看似是朝廷恢複了權威。但實際上，這些朝廷任命的官員并未成爲控制藩鎮的力量，真正取代當地新興勢力。”趙昺言道。
“可朕以爲這些變革雖然未能阻止唐朝的衰落，但這些經驗也爲我朝所借鑒，成爲太祖制定揚文抑武的根據。而朕以爲這避免了地方割據的出現，卻也使我朝軍威不振，屢敗于外族入侵，還是未能避免亡國之危，這讓朕苦惱已久，不知如何破解！”趙昺此時已經完全明白了王應麟這番話的意思，他是在爲江钲開脫，也是暗示自己其中孕育的危機，但是卻沒有給出自己解決問題的完美答案，而這仍需要他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