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采用大規模提高專賣水的過激的财政政策時，往往都是這個國家遭到了極大的國家困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卻也标志這個朝廷已經走向了末路。而産生的後果也是極爲嚴重的，因爲專賣之物皆是關系到民生，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提高稅額則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極易引發民間的反對，導緻國家震蕩。
而原本國家對于商業活動，是征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于是開征算缗錢，開辟新的稅源。所謂的缗，就是串錢的絲制繩子，一串一千錢，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缗則是針對不動産征收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
當然百姓不傻，誰會主動繳納呢？但官府有招兒，而告缗即告發人們匿财不報。漢武帝則是開啓了惡劣手段的先河，他規定如果誰不繳納，或者少報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發，告了以後，官府就可以把這家的全部财産沒收，分給告發者一半。
當時執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縣，專辦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産之家，沒有漏網的。告人的，得來的不義之财，轉眼也被人告。一時間，單告缗一項，朝廷得民财數以億計，沒入的奴婢以千萬數，田産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一時間成了比鐵鹽官營還要生财的羅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産就是那些财産，羅掘一空，以後也就沒了。所以這樣的财政措施，等于透支了國家幾十年的收入，後果不言自明。對于國家而言，經濟活動乏力，财源枯竭，發展陷入停滞，隻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來收斂錢财，結果就是天怒人怨，而若是内亂之下再有外患，則隻有滅亡一途。
‘算缗令’稱得上是自取滅亡之道。因而趙昺此言一出，立刻引發衆官的竊竊私語，他并沒有出言制止，而是任他們議論，希望他們能從中領悟到些什麽，意識到決勝并非隻有戰場。還可以借助經濟手段削弱敵方的實力，使敵方财政崩潰，内亂不止，那時再興兵北伐，效果便是事半功倍。
趙昺卻是從中看到的更遠，蒙元在漢地恢複宗王出鎮的制度，在他看來更是作死。過去蒙元初時在漢地也是實施宗王出鎮制度，統管行政和軍事事務，但那是戰時處于便于作戰，卻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據。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後很快就将行政權收歸行省，軍權歸于樞密院，出鎮漢地的宗王隻有監察地方的權利，沒有旨意不能幹涉地方事務，也是出于此目的。
趙昺想真金現下恢複出鎮宗王統管軍政的權力，是爲了應對嚴峻的軍事形勢，希望能夠借助宗王們的軍隊抵禦宋軍的進攻，在形勢好轉後再行奪權。但是他以爲真金是在做夢，當下大元朝已經不是從前的大元朝，真金也不是忽必烈。
忽必烈作爲蒙元的開國皇帝，能在衆多兄弟中奪得汗位，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統，無論魄力，還是智慧，公平的說要比真金強上百倍，使得蒙元無論是在軍事和經濟上達到了頂峰。手裏有兵有錢，外可以遣軍征讨四方，内可以用錢擺平草原諸多宗王。
但真金有什麽？不過是被漢儒培養出來的一個書呆子，軍事上沒有建樹，政治上沒有主見。另外膽子還小，被忽必烈一句話就吓得半死，好懸小命不保。繼承汗位後，接下來的也是一個爛攤子，外藩諸王不服，又有與大宋的戰争。結果繼位不過兩年，江南、兩淮皆丢了，錢袋子沒了，折損兵将數十萬，親信部隊基本被打殘了。
在中央勢衰的情況下恢複舊制，引草原諸王出鎮漢地。手裏沒兵沒錢，武力上無法彈壓舊宗王及反對勢力，沒錢也無法籠絡諸王和舊漢侯們，那就等于請進來一群狼。朝廷沒有錢，隻能依靠諸王自籌，那麽必然會行政上失控，而軍隊又是宗王們的部族軍，與私兵無異。結果就是朝廷政令不通，諸王各自爲政，逐漸形成割據之勢，朝廷被架空。
此外，真金此次調整政策，調蒙古宗王進入漢地，又選蒙古精銳入怯薛，将漢人排斥在外。如此必然侵奪過去漢侯們的利益，從而引發他們的不滿，又進一步加深蒙漢見的矛盾，導緻漢人離心，對基層的控制力減弱。在苛政下，普通百姓也會生怨，兩下相加，積怨之下旦有風吹草動就會生變。
待衆官的議論平息後，趙昺又對蒙元方面制度的改變進行梳理和解讀，由淺到深的分析了政策将産生的後果。衆官靜聽小皇帝的解說，對他入情入理的分析無不贊同，同時也明白了當前結束北伐，止步于汴京之前，看似痛失了收複舊都的機會。
但是在大宋已經取得軍事優勢，改變了被動防守的态勢上，利用蒙元求和之機停戰。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既能緩解國内的矛盾，可以讓百姓休養生息積蓄力量。且又爲下一次北伐留有借口，待蒙元生變，就可以再次興兵吊民伐罪，一舉将蒙元趕出中原，遠逐于塞北。
整整持續了一天的會議，讓衆臣理解了趙昺的戰略，也不再糾結停止北伐的問題，并在經營兩淮，鞏固淮北的策略上達成共識。
而晚上，趙昺也沒有閑着，又召集各州縣主官會談，就濠州事件爲何重處張頌進行解說，讓大家明白雖然其在執行朝廷政策上并沒有犯原則性錯誤，但是在操作中卻不能對執行中産生的問題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處置，且對敵對勢力的力量估計不足，并沒有對百姓進行正确的引導。從而釀成大錯，引發百姓恐慌逃亡，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
随後，趙昺又對衆人如何掌握朝廷政策的問題上做出明确的解釋。對于遺留在兩淮的蒙古人要采取較爲寬仁的态度，尊重他們本族的習俗和宗教，不能采取強制手段禁止。
在其私财上，對于那些蒙古宗王貴族及附逆的漢人，要堅決予以沒收，但是要保留其維持基本生活的财産。而對于普通的蒙古人，可以保留其财産，并按照規定分配土地，享有同樣的待遇。
對于不服朝廷管理，謀逆叛亂的蒙古人要堅決鎮壓，堅持‘首惡必除，脅從不問’的策略，分化瓦解敵對勢力，而不是采用不問主次的血腥屠殺的辦法，從肉體上消滅，要通過各種手段教化，逐步将他們同化。
對待移民至此的北方漢人，要宣揚同根同族，而進行南北之分，更不準人爲的進行分化，在發布文告和日常用語上，也不準用‘歸義’、‘歸化’這些歧視的字眼，更不允許采取禁止通婚，通商等手段隔離南北漢人之間的交流，從而實現南北漢族的融合。
次日，趙昺又召集在應天府的各部統領以上的将領議事，首先是對前一階段的得失進行總結，各部主帥首先對自己如何謀劃和部署進行講解，然後由參戰各部主将逐個發言，講述戰鬥經過及戰術的運用，最後大家再分析得失，戰略戰術的運用，各部協同、配合是否恰當，從而總結出經驗。
趙昺作爲北伐戰略的制定者，并總攬全局，一直在一線指揮，但他并沒有擅自插言，更多的是作爲一名聆聽者來了解每一場戰鬥的具體情況，并與自己的決策、部署相互印證對照，然後再進行點評。對待指揮中的錯誤，進行嚴厲的批評，自己的失誤也做出自我批評。而對指揮出色者也不吝贊美。
在總結完畢後，趙昺下旨将經典戰例整理成冊，分發到各級軍官手中，以便大家學習提高指揮水平。而後，他又對下一階段的軍事工作進行部署，在對敵政策及兵力分配進行調整。要切各部不要因爲議和與停止北伐而放松警惕，依然要做好随時戰鬥的準備，反擊蒙元可能發起新的進攻。
在齋戒的第三日，趙昺依然忙碌，又分别召見官員單獨會談，對他們的工作進行細問，或是贊揚、或是訓斥、或是告誡。反正觐見出來的官員們個個都是心驚膽顫，他們不知道小皇帝爲何對他們的所作所爲知之甚祥，一舉一動皆了如指掌，好像有一隻眼睛無時不刻的在盯着他們一般，以緻各人無不小心翼翼，哪裏還敢再造次，再有越軌的行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