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漫無目的的在行營中慢慢的走着，而腦子中還是再想着今日發生的事情，幾個貼身侍衛知道他在想事情，前衛早早的便向前答對口令，讓巡邏隊放輕腳步勿要驚擾了皇帝，身邊隻有兩個侍衛跟在身後，其他人或是散在左右，或是吊在目光所及之處。
一個民族的同化力，簡言之，就是這一民族對另一民族的文化熏陶力和文化征服力。趙昺作爲後世來人，深知漢民族的同化能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無一例外的都被強大的漢文化所同化，從最初的鮮卑、契丹等少數民族，到後來的元、清這樣建立大一統帝國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武力征服漢人後隻有采用漢人的文化進行統治。
以至于近代以前，每一次異族的成功入侵，如果不被漢文化同化，就隻能做個短命王朝，蒙元統治一百年已經算是命大的，但最終還是煙消雲散；滿清入關，積極漢化，也是與漢族的融合是最多的，其官銜制度、律法，甚至包括後宮等級制度都是參照以往漢族朝代的，因此也讓其以近三百年的高壽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排行榜上的排名比較靠前，但最終結果是連滿語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滿族人與漢族人基本上已經無法分辨。
到了現代，中國的許多民族已經淹沒在曆史的長河中，過百萬的民族可以說屈指可數，後來爲了需要甚至發生過某一區域的居民集體改變民族，當然這其中不乏漢族人，就是爲了免于讓其消失。至于許多民族失去了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和自己特有的文化傳統的現象也不在少數。
趙昺也自然清楚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同化其他民族，首先必須具有先進性。中華文明最初的漢文化所處的地理位置，與西方相比更爲封閉，獨特地理環境造成了在這個範圍内，隻能有一個主導的文明，恰好這個文明是漢文明，周邊的小民族連文字都沒有，如何傳承自己的文明，隻好大家一鍋吃飯罷。所以近代之前，漢文化對周邊少數民族所具有的融化力确實全球罕見。
這種封閉性使得周邊未開化地區缺乏可比較對象，而周邊文明力量太弱小，中國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些無論是文化、血統早就是漢文明的一部分，且漢文明自身也在不斷吸收周邊文明，包括胡服騎射，包括來自印度的佛教，以及雖然少但還是有的來自中亞的一些宗教使之能夠充分，甚至唯一地顯示了漢文化的先進性，正是這種差異使得漢文化具有高度的輻射力和凝聚力。
其次是依靠人多勢衆，漢文明其實從來沒過于弱小過。雖有五胡亂華，但是好在地廣人稀，漢文明能夠不斷南渡，保存文明種子，更多的時候不過是自己的内亂而己。蒙古人占領中原後，不過幾十年而己，漢文明并沒有中斷，不過是累積能量，幾十年後将蒙古人又趕回漠北；清人入關時，不過幾十萬人，這跟幾千萬的漢人比起來，不過是軍事上的勝利，文化不投降都不可能。
當然也有不肯接受漢文明的。蒙古人滅宋後，漢文明對蒙古人的的影響甚至要低于蠻族入侵羅馬後的狀況，因爲從北方來的野蠻人最終接受了希臘羅馬文明，甚至皈依了當時的羅馬國教。而蒙古人，宗教信的是喇嘛，文字用的是自己的。蒙古人沒有被同化，他們也沒有同化漢人，因此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明朝之後無華夏”，其實是扯蛋。
與之相比，華夏民族的擴張，其特點是移民性質的，因爲對于華夏文明下的中國封建社會，财富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原，對外拓邊，得不償失，對蠻夷之地不感興趣，即使是進攻也多數是防禦性的。且由于古代偏遠地區地廣人稀，當地人經濟文化落後，根本不會利用土地資源。大量荒地處于未開發狀态。華夏人到來後，基本不是暴力掠奪下的開發。
而這種移民特性的擴張，就是每當戰亂頻繁的時期，恰恰是民族融合加速的時期。夏商周三代是漢民族逐漸形成的時期，而從這開始漢民族和北方的少數民族的糾葛就已經開始了。著名的烽火戲諸侯就和少數民族犬戎有關，最終也就是這個民族導緻了西周的滅亡。東周分爲春秋戰國兩部分，這是一個群雄逐鹿中原的時期，在開疆擴土，兼并征伐之間，不同地區的人員流動較大，催生了民族的發展融合。
再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彼時正是中國大一統王朝兩漢解體，再一次進入分裂的時期，北方的少數民族則借機不斷的南侵甚至是入主中原。五胡亂華就是代表，他們不斷侵擾中原地區，并建立政權與南方漢族政權相對立。五胡亂華帶來的結果就是中原地區大量的人口爲躲避戰亂不斷的南遷。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而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能夠居家遷徙者非普通老百姓所能做到的。所以大量南遷的是士族階層，在古代農民是沒有資格帶冠的。所以稱此次南遷的爲衣冠南渡。衣冠南渡一方面推動了中原地區的文明文化在南方的傳播，推動了南方地區的發展，一方面南方相對穩定，大量士族南遷，使經濟重心開始不斷南移，至南宋時期達到了高峰。
當然趙昺也不否認在文化同化中也并非總是溫文爾雅，其中也是充滿着血腥暴力和武力征服。在中原文明向南方擴張緣由中原民族向南前移，他們的土地被異族侵占，而同樣南遷過程中也同樣侵占了他人的土地，争奪原住民的資源，雙方間也必然會與當地人發生沖突，征服戰争也就不可避免。
秦統一六國被視爲中華民族的真正統一，也正因爲當年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使中華民族有了統一的文字，進而實現文化的統一。但是在制度的統一中，同樣是依靠武力和強制力實現的，又有多少人倒在統一的刀槍之下。而若沒有強大的統一的文化，當政權被摧毀的時候羸弱的文化也會被新的統治文化所取代。也正是彼時的征服，使得我們的文化有着強大的同化能力，在我們被異族侵略的時候我們的文化還能很好的傳承下來。
所以趙昺以爲當下蒙古人的入侵其實也可視爲對文明融合的促進。宋朝在建立後，由于未能如漢唐完成對西域的征服，尤其是在女真入侵南渡之後，偏安江南一隅，陸上絲綢之路斷絕。加之同時期在小亞細亞和西亞的兼并戰争中，奧斯曼土耳其崛起阻斷了東西商路，東西方交流斷絕，連和中亞的聯系也因爲明朝不經略西域而斷絕，這樣文明就缺乏了外部刺激，開始在儒家體系内自我繁殖，已經走向了封閉和停滞。
但是蒙古人的暴力征服，攪亂了世界格局，卻也打破了封閉，重新打開了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通路。且蒙古人因爲自己沒什麽文化，所以什麽都不太懂，就把征服的各個區域的東西都混在一起。實際上這個時期反而是一次文化融合，大量從歐洲和阿拉伯國家流傳來的文化和科技進入中原，促成了中國又一次文化科技的提升，爲中國再次發展帶來了機遇。
不過趙昺也明白也正是蒙元帶來的各種文明給中國傳統的文化帶來了沖擊，造成了混亂，尤其是會與一直處于封閉狀态的江南儒家文化産生矛盾，進而影響到民族的同化。而要實現民族融合，他知道這不同于新制度取代舊制度這樣重大的事件，是以極爲醒目的方式發生，也不像轅門徙木，破釜沉舟，遠征埃及，發布《民法典》那樣炫目。
事實上，重大變遷是絕不可能由轅門徙木式的政令頒布就能夠實現的，也不僅僅通過暴力征服和對舊有勢力斬草除根及舊制度的摧毀就可以實現的。趙昺也同樣知道這種工作不是如車裂商鞅的惠王及其繼任者所能夠完成的。因爲舊勢力的力量可以僞造出明治維新式的盛世，卻絕對無法擺脫既定慣性的軌道。而必須是一個來自新世界的人，比如沛公，或者二戰後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
如今曆史現在選擇了他，但趙昺明白自己在實現一統，走上民族複興之路的同時，自身也不過是新世界的祭品，是注定要準備好以自己的犧牲向人間宣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