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入宋後，趙匡胤定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後，士人的地位應該說才開始真正進入黃金期，而其也應與皇帝和平相處，可事實上在宋朝皇權與相權的争鬥從來就沒有平息過，且愈發激烈，幾乎不可調和，甚至引發政治危機。當然其中也有進步的因素，因爲大宋的皇帝也非各個英明神武，反之卻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與士人間的對抗存在的原因其實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爲皇帝代表的是國家，維護的是‘家天下’的局面，這就要求其要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照顧各個階層的利益，起碼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階層中不乏有心懷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們卻也要通過維護整個階層的利益，來保證獲得所處階層的支持，更不要說士人中的敗類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論是爲了富國強兵，還是個人享受，始終希望能通過土地獲得穩定和不斷增加的稅賦，維持國家巨大的開支，不希望因爲土地兼并使得主要承擔國家稅賦的平民地主和自耕農破産；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實獲利最大的卻是士人階層，且從事兼并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現代的理解應該就是其家族有人當官的私人生産資料占有者，人們也常将這個社會的精英階級稱爲“士大夫”，這個稱謂側重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則展現了精英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
這個精英階級集政治、經濟、文化優勢于一身，既熱衷于各級領導崗位，又不厭其高地尋覓各種學曆，還擅長聚斂生産資料，可以說權、錢、文通吃。依托于強大的官僚機器的士大夫們，屁股一旦坐歪了，他們就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體安危于不顧，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積累”使得極少數豪強“富者連阡陌”，而越來越多的百姓“貧者無立錐之地”。
這種情況下，結果就是國家财政困難，隻能通過橫征暴斂來維持運轉，從而又激化了社會矛盾，導緻國家動蕩，威脅到皇帝對國家的統治。從這個角度講，趙昺以爲‘隻有佞臣，沒有昏君’的說法，還是十分正确的。那麽當權者不論是昏君，還是明君，都不會任由被士大夫們恣意妄爲，必然會實施打壓，君臣對抗也就不可避免的産生了。
土地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作爲以農耕爲主業的平民百姓來說那幾乎與命相當，所以趙昺的土地政策自然要‘抑制兼并’，使土地無法通過買賣集中于官僚士紳手中，當然也有獲得穩定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其中，否則他又憑什麽養活那麽多的官員，讓士兵們爲他沖鋒陷陣啊！
從另一個角度講，皇帝要維護自己的統治，是站在士大夫一邊，還是站在百姓一邊。而趙昺無論是因爲從現代帶過來的理念，還是出于鞏固‘新生’政權的目的，他必然會站在‘人民’一邊，通過爲他們謀福利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
換句話也可以說，如果皇帝想維護社會穩定，就要制造階級矛盾，而趙昺讨好廣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壓官僚士紳集團。其實這種手段很平常，當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長搞這個，比如他要證明強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說，如果沒有我們，沒有強大的皇權，你們怎麽能夠得到八小時工作制？
這是我們強大沙皇逼你們主人實行的。然後他又跟主人說，如果沒有強大的沙皇，工人組織工會你們怎麽能對付？我們就是幫你們對付工會的。他跟這兩撥人都說，政府是你們的靠山，而對工人說，你們的敵人是雇主，對雇主說，你們的敵人是工人。
趙昺的土地政策與這個邏輯差不多的。不過他以爲自己的政策還是出于維護自己的統治，加強皇權，着眼于社會安定，也可以是所謂的‘可持續剝削’概念；而士紳集團則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國家大義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權重，對方卻是人多勢衆，若是不加以打壓，社會資産就會迅速向少數特權士人階層集中。且再也沒有能力遏制他們的發展，結果就會威脅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絕非空穴來風，當年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針對那些特權階層，可惜終究因爲士人集團的勢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而失敗。
當下士紳集團要篡取更多的土地，從中賺取巨額财富無外乎是依靠政治權勢侍勢霸占、強買，或通過計取巧多獲取田地。然後利用政治特權減免稅賦，逃稅抗稅，或依仗特殊身份突破禁令，違法經營工商業。而趙昺的制定的土地政策正好打中了他們的要害：
首先，趙昺通過按照人口授田的方式做到‘耕者有其田’，又通過限制年限使土地難以流轉；其次，他改動稅制，取消了丁稅歸于田稅中。同時取消了官員的特權，實施官紳一體納稅；再有就是通過保留大量官田，提供部分生産資料，租賃給流民或失地者耕種。
這些政策可以說切中了土地兼并的要害，土地有年限限制就使得土地所有權無法完全轉讓，使得士紳們不願意花錢去收買。而免稅特權的取消，使得官員和士紳同樣要納稅，而佃戶隻繳納地租，卻不會承擔稅賦，如此擁有的土地越多繳納的稅賦越多，收益率大大下降。既然士紳沒了特權，要同樣繳稅，從而使他們失去了兼并土地的動力，也不再會‘收留’那些小地主和自耕農。
此外租賃官田的佃戶由于他們是直接向朝廷繳納地租，負擔要比之租賃士紳的土地要低的多，導緻士紳即便擁有土地也難以找到人耕種。這就會導緻田地被撂荒，可繳納的稅賦卻不會少，弄不好就會導緻破産。而由于佃戶擺脫了對地主的依附，轉而依附國家，使得那些地主想要作亂都找不到人支持，等于變相的削弱了他們的實力。
所以趙昺已經想明白，此次事件明面上看是馬政之争，事實上仍然是皇帝與士人集團的争鬥，其擔心自己會繼續通過在兩淮推廣既有土地政策，權益會受到進一步打壓。故而要通過以點破面的方式，來遏制他的打壓行爲，保住士人集團的地位和利益。
不過趙昺清楚此時自己絕不能妥協。眼下曾如日中天的士人集團在蒙元入侵後已經被嚴重削弱，社會地位大不如前。而他收複江南後，又通過擡高武人的地位，增加了他們在朝廷中的話語權。還在進入江南之初就以懲處漢奸叛臣的名義，以鐵血手段打壓豪強世家，對士人集團進行清洗，虛弱了他們的實力。
與此同時，趙昺還通過各種手段對士人集團進行分化瓦解。在選任官員上對那些品德不佳的所謂名士棄而不用晾在一邊，而是啓用自己在瓊州培養出的士人班底，将他們派往各地任職，加強地方上向心力，提高在朝中的話語權。此外他還準備弱化科舉選官制度，通過開辦各種專業學校對士子進行分流，打破學習是以當官爲目的的傳統觀念。
趙昺的安排現在看來已經顯現出了效果，此次朝争看似來勢洶洶，但是與前幾次相比已經翻不起什麽大浪了。從人員上來看，主要是朝中留用的舊官和剛剛通過科舉入仕的太學生及在鄉士紳，他們之所以加以抵制，還是因爲政策影響到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打破一些人‘書中自有黃金屋’，也就是當官即可發财的‘理想’。且統治力量的下沉，讓在鄉士紳的地位下降，失去了過去的統治地位。
且這些反對者們的手段也沒有什麽新花樣，除了上書長篇大論祖制的好處，就是在朝議上相互争論，再就是發動那些缺乏官場經驗的太學生們上街遊行，搞公車上書那一套。還有就是調動社會輿論，對朝廷施壓，以‘民意’威逼趙昺妥協。
反觀，朝中的高級官員和地方官員參與其中的很少，而獲得利益的百姓更是毫無動作，幾乎沒有人響應，倒是不少人摘指鄉紳的不是。武人集團卻是一邊倒的表示了對趙昺的支持，紛紛上書表忠心，甚至建議以武力彈壓，對反對者進行清洗。
而現下趙昺不僅坐穩了龍椅，有着左右朝廷的能力能力，且手握數十萬精兵，又連戰連捷，收複兩淮、荊襄、拓疆千裏。再不是昔日吳下阿蒙，豈能在這種大是大非，決定王朝命運的事情上妥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