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由弱到強的立國過程中，趙昺也體會到即便在勢均力敵的戰争中，獲勝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組織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發現終清一朝将《三國演義》當作寶典，從努爾哈赤青年時期追随李成梁，接觸到《三國演義》；到創業打天下，向子侄、将領推薦，《三國演義》就一直是清朝将領的枕邊書、軍事書目“爆款”，而皇太極更是将《三國演義》當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當然趙昺知道《三國演義》是本演義，其中三分實七分虛，但因其語言生動活潑，并不晦澀，又加以故事性強，引人入勝，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領，自己也曾以此來作爲軍事初級範本來教育自己的侍衛們。
但趙昺對内容解讀卻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其反應的不僅有軍事上的奇謀妙計，還有戰争财政的秘密。可以說，三國的競争，首先是财政的競争，其次才是軍事的鬥争，誰能夠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體系，誰才能擊敗其他的競争者。
人所共知東漢末年和三國時代屬于典型的戰亂期。董卓之亂後，整個東漢帝國的财政體系徹底崩塌。這一年，整個中原都處于混亂之中：袁術、袁紹、呂布、公孫瓒等各霸一方，征戰不止。這也是東漢末年最殘酷的時期，每一個軍閥都拼命掙紮，圖謀吞并别家，成爲最終的勝利者。而各地的州牧和将軍們爲了供養部隊，首先實行的是掠奪式财政政策。
作爲滅亡東漢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奪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後，他的軍隊都會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據以往的經驗，更看重貨币。他認爲隻要有了錢，就可以買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後，就廢除了五铢錢，鑄造另一種小錢來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數量的鑄錢。
在和平時期，這種做法可以直接從民間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戰争時期，由于民間已經抛棄了貨币，董卓的做法最終失敗。但不管是劫掠錢财，還是鑄造更多的銅錢，最終目的隻有一個——軍糧。有了軍糧，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戰鬥力。但在戰亂時期，許多百姓都無法耕種田地，無法生産足夠的糧食。這時，不管出多高的價格，都無法買到軍糧，錢币又有什麽用處呢？
董卓被呂布刺死後，部将郭汜、李傕繼續作亂。當時的物價已經漲到了一石粟五十萬，一石豆麥二十萬，大約是和平時期物價的一萬倍。由于沒有足夠的糧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白骨成堆，腐爛的人肉和殘缺的屍體處處可見。
以劫掠作爲财政支柱向來是暫時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奪西部，導緻農民無法種糧，至于曾經繁華的長安城，更是一無所有，連人都看不到，整個關中平原成爲一片荒地。随着糧食的枯竭，軍隊也成了受害者，戰鬥力下降，最終西北軍閥被東部的軍閥所消滅，正是這種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們的敗亡。
在東部的中原一帶，與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紹和袁術，同樣不知道後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戰争進行期間，他們的軍費是臨時籌措的，也以掠奪爲主。彼時中原一帶尚分布着大面積的水域，有豐富的水産，可以暫時解決軍隊的食品供應。可一旦進入戰争狀态，這些水産卻無法成爲辎重。以緻袁紹的軍隊要靠路邊的野棗糊口，而袁術的軍隊則尋找貝殼充饑。
在軍閥混戰時期，貨币經濟也已經停止，中國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當戰争向着長期化發展時，誰第一個反應過來，從掠奪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續的生産式财政政策，誰就會成爲受益者。而最早發現戰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當所有的人都關注軍事，曹操卻強調農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們安置在許都一帶的空田進行耕作，得到了百萬石的糧食，爲軍隊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保障。之後又将這個經驗四處推廣。許昌屯田成功後，他将經驗向全國推廣，每年糧食産量已經達到了幾千萬石。
定都邺城後，由于局勢的穩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農田的稅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畝收租四升，每戶每年再繳納兩匹絹、二斤綿，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爲慣例，他及此從強大的北方軍閥中脫穎而出。這一看似不經意的舉動，成爲他統一北方的關鍵步驟。
而曹操也最早意識這條規律：戰亂時期，最擅長籌措軍費的人，就會成爲最後的赢家，統一北方後，曹氏的魏國已經到了人人談論發展經濟，讨論如何獲得更多糧食的地步。在這個階段，精通各種經營的能臣輩出，經濟頭腦已經成爲謀士必備的素質之一。
在三國的競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視糧食生産的一方。爲了快速生産糧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種土地，這些人稱爲屯戶。按照當時的規矩，如果屯戶自己有牛，種地的糧食就和政府對半分；如果屯戶沒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麽種出來的糧食由屯戶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給政府。而政府則保證這些屯戶不繳其他的稅，也不服兵役。屯戶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農民還要舒服。
江東在戰争對經濟的破壞小，意味着孫吳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門閥勢力更強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無法貫徹得那麽徹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孫吳政權仍然進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統一了北方，江淮一帶成了争霸的主戰場，孫吳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陸遜上表請求屯田。孫權親自勞動，鼓勵農耕，也獲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國中蜀漢的地盤最小，也有過短暫的屯田。丞相諸葛亮平南蠻，開拓了雲南市場；他在四川也大力務農；在陝西境内，也有計劃進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時姜維在甘肅境内進行了屯田。然而，蜀國的糧食卻浪費在了連年的北伐戰争之中，這些戰争大都沒有結果，幾乎每一次撤軍，都受困于糧食的不足和運糧的困難。且蜀國缺乏應對危機的物質基礎，最終蜀漢成爲最早滅亡的國家……
趙昺的發家史是從兩艘被其引進淺灘的元軍戰船開始的，其後他又攻取廣州和泉州，也可以說是變相的劫掠财政。彼時他甚至對這種來錢快的買賣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瓊州無法立足就轉行當海盜，專幹這種沒有本錢的買賣的念頭。
行朝同樣如此，失去了大片國土後，财政開支隻能依靠逃出時攜帶的資财和愛國人士的捐獻，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盡，沒有了銀錢支撐，别說招募新軍，吃飯都成問題。也幸虧趙昺醒悟的早，知道僅靠劫掠和捐獻是難以獲得穩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滅亡的，所以趙昺在繼位後一直謀劃将行朝遷往瓊州。
但是這條路也是走的十分艱難。趙昺十分清楚自己繼承了大宋的衣缽，獲得了前朝的‘統治權’，卻也繼承了前朝政權積累下的諸多毛病。雖然隻是個流亡政府，可政權内部結構盤根錯節，形成了巨大的慣性，這樣的政權不可能重新設計政治和經濟制度，隻能在前朝的基礎上做些許的改變，政權也就隻能是維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趙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帥府軍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權，确立了皇權主導地位後，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權獨立的狀态，就要控制财權，從而才能進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陸秀夫急于解決财政困難的心情，半強迫的與其達成協議，獲得了鹽稅的分成和吸引人口進行民屯等經濟政策。
與此同時，趙昺又利用事務局的特權，大肆進行走私和海貿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獲得的财政收入一直處于餓不死也撐不着的狀況，必須依靠向内藏庫借貸才能維持運轉，如此便又借機讓總計司參與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錢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與其在政治問題上向他妥協。
當然手中有錢，也讓趙昺可以壯大自己的私軍——禦前護軍和事務局，拉攏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權，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讓他更加深信财政爲王的道理……